新宋-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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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如此，李清也知道，还是有许多的西夏人看不起他，因为他们认为文焕没有勇气自杀。正如许多西夏人也同样看不起他李清一样。而文焕所要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当年的李清，因为他是武状元！深受皇恩的武状元，在许多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生存的立场的！
如果他能绝食自杀，也许会赢来更多的尊重。
但是文焕毕竟是个年轻人，他的理想还没有开始。
也许他还指望能活着回到大宋。
许多人是这样的嘲笑这个只欠一死的武状元，但是李清对文焕，却有一种奇妙的感情。他不认为期望活着回到故土，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李清也知道，即便文焕回去，面临的，也将是遍布天下的怀疑的目光。
“李郎君。”文焕的脸上，竟然泛出了一丝笑容：“你气色不是太好。”“李郎君”是一些西夏人对李清的称呼。
李清随意找了张凳子坐在文焕对面，淡淡问道：“可还习惯？”
文焕讥讽的望了李清一眼，话中带刺地说道：“我不似你，习惯不了。”
“是啊，你不似我。”李清定定望了文焕一会，突然叹了口气，举起手来，拍了拍手。两个亲兵立即端上一壶好酒、几盘小菜。李清指指酒菜，说道：“今日与君同饮。”
文焕心里一怔，以为是自己死期将至，当下端起酒壶，斟了一杯，一口喝了，又斟了一杯，却不管李清，又是一口喝干，笑道：“这酒不错，可惜有酒无友，好酒也没个味道。”
李清知道文焕心里甚是鄙薄自己，他早已习惯，也不介意，自己给自己斟了酒，也是一口喝掉，只觉得明明一壶史十三从汴京私带过来的烈酒，入得口中，却竟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倒似白开水一般。他一口气连喝数杯，方悠悠说道：“我知道状元郎看不起我，但状元郎可知道我是何人？！”
文焕冷笑道：“你不过是背祖忘宗的汉贼罢了。”
李清却不去理他，自顾自地说道：“你可知道大宋嘉佑二年麟州之战？我本是宋朝府州守军一军中小校，当年没藏讹庞大举出兵，击败郭恩，我便在此役中为夏人所擒。嘉佑三年夏人出兵攻吐蕃青唐城，虽然大败而归，但是我却因立下功勋，受到惠宗赏识。从此跟随惠宗左右，屡次与吐蕃、宋朝作战，颇立功勋，封为将军，妻以贵人之女。惠宗驾崩前，将我送至太子帐中——也就是当今夏主的帐中，托以护卫之重……自我入夏至今，已有整整二十年，我的长子，也有十二岁了！”
“好好的汉人，做了二十年的贼，又有何值得夸耀的！”文焕毫不客气的嘲讽道。
“你又知道什么？”李清淡漠的扫了文焕一眼，道：“你可知焦用是谁？”
文焕听到这个名字，似觉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再看李清神态，不觉狐疑，当下默然不语，只是看着李清。
李清淡淡笑了笑，仿佛知道文焕必然不知，继续说道：“焦用本是狄武襄公旧部——我亦曾与你说过他——便是因为他触犯军法，韩琦欲诛杀之，狄武襄公亲为求情，说焦用是好男儿，韩琦却道：东华门外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竟诛杀焦用。当年我在宋朝，与焦用之族侄同居一营，此事是我亲耳听闻得来，当真让人寒心。”
这件事情，文焕本也听说过——不说在宋朝的耳闻，就是当初李清劝降他，也的确曾经提及此事，不料李清于此事耿耿于怀，还另有一层原因，至此时方知——文焕虽一时记不起焦用之名，但此时却也明白李清所说并非谎言，只是说道：“往者不可追，今日之大宋，有石学士建忠烈祠，早已不同以往。”
“当日你也这般说。”李清冷笑道：“但是我却终是难以相信。宋朝一向重文臣，张元殿试不第，遂降西夏，引景宗攻宋。自此以后，宋朝殿试不敢黜人。若由此观之，宋廷君臣，唯有打痛了他们，他们才能刻骨铭心。若有一降将能将宋朝打得不得安宁，或许宋廷从此能略重武臣，亦未可知。若说一个石越，便能让宋廷从此不重文轻武，谁能信之？”
文焕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不肯说话。
李清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你是武状元，你说宋朝不重文轻武，那你这个武状元，真比得上文状元？为何宋朝真正边关名将，除少数几人外，都是文进士出身？”
“百年之风，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扭转，但是今日之大宋，无论王相公还是石学士，都道重文不必轻武，早年矫五代之枉过正，现在已有改变。”
“重文抑武，是宋朝赵官家的祖训，又如何能凭王安石与石越的一张嘴便改变？”李清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高声道：“我在宋朝之时，有功不能赏，拼死战斗，亦难以升迁，功勋再高，亦不免受气于腐儒；到了夏国，虽是汉人，但有功必赏，勇猛必奖，男儿提三尺宝剑，便可受君王恩宠，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问你，凭什么便要为那个不重视你、看不起你的朝廷卖命？”
文焕凝视李清良久，忽然脸上竟是露出同情的表情，他淡淡说道：“你生不逢时，没能遇上石学士，有些道理，你自然是不知道。”
“石越又有甚高明之见？”
文焕又看了李清一眼，缓缓说道：“凡王者之国，其国家，则不必先问臣民为国家做过什么，当先问国家为臣民做过什么？其臣民，则不必先问国家为臣民做了什么，当先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石学士在白水潭学院讲过的一段话。”说罢，顿了顿，又义正辞严地说道：“我文焕既身为大宋之臣子，无论大宋是好是坏，是不是对得起我，我都只能忠于大宋。你以为朝廷重文抑武，使你受了委屈，便可以成为你背叛祖宗的理由么？难道你在西夏，便不曾受西夏羌人的歧视么？为何你可以背祖弃宗忍受西夏羌人的猜忌与歧视，却受不了父母之邦的一点委屈？”
这番话说出来，李清却是闻所未闻，一时间竟是百感交集，怔在当场。
文焕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心中也是波潮澍湃。在文焕看来，李清的行为是可耻的，身为大宋人，却甘为夷狄，这是文焕无法认可的事情；但是李清又未必不是可怜甚至是可惜的，文焕也知道，哪怕李清没有被俘，以李清的才华，在西夏能受到赏识，但是在大宋，却可能被生生埋没，士为知己者死，李清对夏主的感激，文焕自然能够理解——但可惜的是，李清的知己者，是一个错误的对象，而这一切，又并非李清本人所能掌握……在这个时刻，文焕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是带着复杂的感情，来观察着李清。文焕几乎忘记，他自己的命运，也不比李清好多少。
文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下可以彪炳青史的功勋！
文焕也不愿意投降西夏。他是大宋皇帝钦点的武状元，他们文家可以说深受国恩，他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忠臣烈士！
文焕知道，如果投降，他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家族的耻辱，被后人唾骂！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降，西夏人迟早会用自己的人头，来当作鼓舞士气的工具。
二选一的难题，文焕亦不知道如何选择。
坐在翊卫司某间隐秘的小房子里面的两个男人，也许会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
大宋，陕西路，京兆府，陕西路安抚使司。
陕西帅司衙门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如同节日一般，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每个人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快许多。
似乎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喜事多得让人不可思议。
在平夏城，高遵裕击溃了梁乙埋的部队，并且俘虏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在紫辰殿接受了百官的祝贺，然后命令高遵裕挑选三千名俘虏押解至汴京，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封赏的命令虽然没有下达，但是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已经不可避免。在普通的百姓与一般士林的舆论看来，朝廷对于帅司石越、主帅高遵裕、副帅种谊、郡马狄咏等人的褒赏，将非常值得期待。战争的胜利还不止来自一处，在讲宗岭，一个叫何畏之的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率领一群乡村弓箭社的准乡兵组织，偷袭讲宗岭，火烧讲宗城，将西夏讲宗城守将野利济的人头送至京兆府，更加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在此之前，陕西刺募十万义勇，西夏人也不过是当成黔之驴观之。而如今，不足一千名连乡兵都称不上的陕西儿郎，竟然将数倍于己的兵力把守的讲宗城给烧了，还砍下了西夏守将的人头！
对于整个战斗的过程，民间的说书人各凭自己不知何处听来的细节，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倒似是天兵天将下凡与西夏人打仗一般，连何畏之，在说书人的口中，也凭空多出来两头四臂。陕西民众普遍相信，作为星宿下凡的石越，用自己的某种异术，招来了一群天兵天将，方取得如此战果。而对于讲宗岭之战的渲染，也连累到平夏城之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都坚信在那场战争中，远在京兆府的石越使用了他神秘的法术——否则不会有西夏俘虏明明事后一切正常，但在战斗中却坚信自己全身乏力，无法作战。
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还并非是陕西帅司张灯结彩的理由。石越之所以允许如此张扬的庆祝，是因为从汴京用快马接力送来的一封家书——在数日之前，石越已经成为一个名为“石蕤”的女孩的父亲。这对于石越来说，绝对是一件不亚于平夏城与讲宗岭之战的大喜事。
所以，这几日的石越，虽然表面上依然平静沉稳，但是步履却不自觉地变得又轻又快，在没有看见的时候，竟然还会莫名其妙的偷笑。
这种喜悦的情绪，甚至于让石越几乎忽略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应当也是大宋的喜事，只不过大部分的宋朝君臣，都不予以承认罢了——在六月初六，一个男婴在汴京平安出生，他的父亲，是当今皇帝赵顼，母亲，是来自高丽的王贤妃！子嗣一向艰难的赵顼又多了一个皇子，按理是应当让大宋的臣子们松一口气的，但是这个皇子的出生，却让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吸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相信，这位皇子的出生，对于大宋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无数不确定因素。
第五十五节
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的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
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与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来的高度。
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作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
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