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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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分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着；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分分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水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
吕惠卿逼视着薛问，冷笑道：“师正一向是快言快语的，今晚如何却吞吞吐吐？”
“相公岂能不明白——陈世儒案牵连这许多公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象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的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作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么？”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看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着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