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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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要被性骚扰。我现在不作妓女，在公司做职员，有一个公寓房，正在上学，有三只猫。我仍认为我是妓女，因为我是妓女。（Minas； 364…366） 联合国文献在1959年（“关于个人和卖淫中的交易的研究”）提出，卖淫本身不应当是非法的。（Ericsson； 367…370）根据这一精神，很少有国家将卖淫规定为非法，就连我国的刑法也并不惩罚卖淫者和买淫者，只惩罚强迫、组织、容留他人卖淫者。但是，在行政法规（国家治安管理条令）中，却是禁止卖淫嫖娼的。一个社会不应当一方面允许卖淫，另一方面却剥夺人卖淫的条件，这只能导致妓女遭受更多的剥削。反对对妓女的剥削并不是反对卖淫。 女性主义还十分关注批判卖淫和批判妓女之间的矛盾。娼妓的人权难得保证，杀害他们受到的惩罚较轻或者比较不容易受到惩罚。妓女是男权制社会所有女性群体中最孤立、最污名化的，不但被整个社会贬低诅咒，还被警察、嫖客、皮条客甚至某些女性主义者贬低诅咒。（Chancer； 168） 大多数国家规范公民的性行为是通过规范女性的行为，有些强调婚前贞节，有些强调婚后忠诚，使卖淫刑事犯罪化。虽然男妓一般占卖淫业的十分之一，但是一说卖淫总是说女性。男性从卖淫业获利，但却制定使之非法的法律。有些女性主义者尖刻地批评这种现象，认为也许这一法律的制定与男性的获利是相辅相成的。 &
五、关于卖淫问题的论争（4）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以来，一些贫困地区的女性以卖淫为摆脱贫困的手段，在那里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情况。这同样反映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女性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这种现象同一些女性“傍大款”作太太显然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都是女性将自己的性服务作为商品出售的行为，只不过前者是短期的、多次性的零售，后者是长期的、一次性的批发。如果用法律手段来制裁，只制裁前者不制裁后者是不合逻辑的；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持后者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点；由此推论，对前者用法律手段制裁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前述逻辑是完备的，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对付卖淫行为，只能采用提高女性地位、提高女性道德水平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办法，而不可采用将卖淫行为非法化、刑事化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正如沃芬顿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的卖淫对策有两项基本原则： 第一项原则是：卖淫非罪化以将伤害减到最少（拿非法化使妓女受剥削与非罪化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二项原则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以最终消灭卖淫。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1）
1、女性主义认识论 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一般认识论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女性主义与哲学十分艰辛的结合过程的产物。目前，虽然女性主义认识论这一新概念已得到承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哲学家与职业哲学家不同；女性主义认识论与“正当的”认识论不同；总的看来，女性主义认识论还没有被知识理论的正式圈子所接受。 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对男性中心 （androcentric） 认识论的批判。其批判矛头指向客观性 （objectivity），理性 （rationality），伦理的中立性 （ethical neutrality） 以及价值中立 （value…free） 的神话。当女性主义者讨论到理性问题时，总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观念，他把奴隶和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对她们做出评论；他倒是曾讲到过理性和感情如何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个人，可惜理性的概念一直是性别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情化的女人。 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有这样几个角度：首先，它认为所谓理性和客观性的认知主体是男性中心的，所以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其次，它认为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最后，它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 首先，关于认知主体问题。 女性主义指出，那些自以为独立客观的认知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特权群体——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通常是富有的白种男人；女性主义批判了他们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和普遍性，认为这些都是以男性为中心设计出来的，是根据典型的中产阶级白种男性的经验设计的；它压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认知者的性别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反对后实证主义，反对以实证调查作为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观点，不相信对事物普遍适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可以被发现和确定的；并且认为，只要这种观点还在大行其道，就不可能有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地位。她们认为，男性把自己对世界的描述混同于绝对真理，把男性的偏差隐藏在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 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它是系统地排斥他者 （otherness） 的产物。女性主义主张权力的分散，她们认为，过去认知主体 （男性） 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文化少数派感到恐惧，他们拼命反对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特权化的认知地位辩护；他们拼命排斥女性、有色人种、下层阶级和同性恋。女性主义认识论因此特别提出，应当将以下五种因素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认识的主体中去，它们是：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女性主义认识论批评过去那些被公认的客观的科学对女性生活和身体的描述中的许多错误。 女性主义不仅抨击男权主义认知主体，认为他们不可能客观；而且赞美处于边缘地位的认知主体，认为这一地位对认知过程有利。有关在认识论中存在着特权地位与边缘地位的理论并不是女性主义首创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功于新左派，他们虽然否定了马克思把认识的特权赋予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作法 （只有这一个阶级由于其所处地位才能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他们仍然相信，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与那些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人们相比，在认识论上更为有利，也就是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不少女性主义者讲到女性时，就像马克思讲到无产阶级时一样，用的是同一种叙述模式。由于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认知主体的立场，因此又被称为立场认识论 （standpoint epistemology），有条件的知识和身分政治。 其次，关于客观性究竟有无可能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的认识论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对事实的认知之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经验的世界一般被当作客观的世界，它是由内在规律加以控制的，这一规律是自然形成的。 在最近的20年间，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对纯粹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并围绕客观性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究竟什么是客观的，什么不是客观的；我们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观性；我们如何得到客观性；等等。在这一争论中，双方的分野是：实证论者对目的论者；客观论者对解释论者；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 （其中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于观察的客观性质疑，认为人的偏见与预期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她们引用一个研究的结果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项研究里，观察者被要求数扁形虫蠕动的次数。研究者让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大量的蠕动，让另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很少的蠕动，结果前者比后者报告蠕动的次数多一倍。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你预期什么就会观察到什么。（海德，第13页） 社会建构理论出现之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认知并不是客观的、无偏见的、非政治的过程。学术范式就像人类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是特殊世界观的表达。在认知过程中去除人的主观性的目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最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甚至认为，就连现实都是由话语创造出来的，关于现实的知识就更加是人类的创造物，知识只是关于某事的叙事和文本，甚至是某个群体的信仰。
六、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论争（2）
福柯指出，现代知识是用一套正规标准来规训个人和群体，促使我们自我监视，以符合这些标准。我们的主体性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我们的自我意识都是某时某地的权力关系的产物。人类选择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并没有理性的基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将客体融入主体。客观真理并不存在。福柯的这一思想是振聋发聩的，具有雷霆万钧般的冲击力、震撼力和颠覆性，因此，这一思想的影响被称为“认识论电击疗法”。（Chafetz； 27） 女性主义者向传统的男权主义认识论提出挑战，她们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揭示出，所谓客观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她们认为，当今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认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和相信科学方法在发现真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科学对公众关于什么是真理、如何发现真理一直有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随后，它同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原则混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客观性能够得到吗？值得去追求吗？很多的所谓“事实”都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横断面，既脱离背景，也缺乏整体性。例如，性别特征就被视为个人特征，而没有被视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心理测试或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中，调查者让被调查者回答几十个问题，然后就把这些回答当作“事实”来看待了。这样的“事实”其实是实验和调查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在“事实”。 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题：第一，方法、程序和技术被当作价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是发人深省的，它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它认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精神 （及纯粹概念） 超越肉体的历史特权。理性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的客观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学模式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的：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试图产生实证主义版本的“人类科学”，典型的例子有行为心理学和统计社会学，试图把研究对象——人性——缩小为物质对象，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内核；知识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知识的自我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立场产生出来的方法和范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女性运动内部也有人怀疑“理性危机”的说法，怀疑仅凭感觉、诗、神秘的沉默就能够取代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发生了危机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统治程度。女性主义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应当反对理性的狭义的工具概念，以及过去人们加在理性问题上的性别归属——理性是有性别的，它是属于男性的。 最后，看一看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如何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的。 面对着哲学和科学中那种排斥和仇视女性的传统，女性主义者发明出新的更适当地了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休谟 （Hume） 的认识论同这种新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最为接近，因为他主张将道德与美的判断同事实与数学的判断结合起来。 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把知识对象划分为两个论域，即事实的论域与价值的论域。它认为，价值判断是不能够被证实的，因此是无意义的，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