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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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僧很严厉地说：到底是你们的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举取士乃国之大事，朝廷委派侍郎主持，本意就是要他革除积弊，让寒门士子有晋身之路。你们兄弟想取的进士，全都是高门子弟，贫苦的读书人有何奔头？当今科举，由你父亲主持，难道他是傀儡，任由你们摆布？再说了，你们弟兄所选的，无不是权贵子弟、高门后裔，连一个贫苦学子也没提过。我说的，可以不承认么？
说完，老僧扳起手指，从头数到尾，一个不差。每个人背后蛛网般的关系脉络说得一点不差，毫无遗漏。裴勋和裴质呆若木鸡，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老僧将他知道的底细泄露给父亲的政敌，长安又将掀起一场急风暴雨。裴垣不免和长庆元年的钱徽那样，遭到严谴，甚至被贬到万里外。
两个纨绔猛然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跳下座位，低声下气地哀求老僧千万保守秘密。金银钱帛，想要什么都好商量。老僧这才慢慢地说：我老了，要钱财有什么用？同乡翁彦枢，一定要今科取中进士。
裴勋、裴质忙不迭地答应，一定把翁彦枢列在末等。老僧眼睛一瞪：非第八不可！
不得已之下，裴家的两位公子只好哭丧着脸，点头同意了。老僧随即取来笔墨，要他们立下字据。数日后，礼部南墙上贴出了进士榜，翁彦枢是那年的第八名……
这就是让太宗皇帝夸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科举。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再到武则天，多少帝王挖空心思，要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流弊。当历史步入晚唐，却发现一切仿佛又回到汉朝末年，九品官人法流行的年代。在个人和家族利益的驱使下，权豪子弟放肆地践踏科举考试的公平价值。一时之间，进士名额完全被公卿之家、累代名族所垄断。放眼长安，哪还有一点初唐延揽天下英才的胸怀？
宰相令狐绹的儿子未经地方拔解，也就是考试和推荐，就直接参加长安的科举考试，人称“无解进士”。
举子陆扆倒是得到地方上的推荐。可入京应试时，正值长安城破。他好不容易才追上了流亡的天子。陆扆很想早日成为进士，几次恳求宰相韦昭度举行科举。韦昭度也算“旧族名人”，品格却极低下，连阉人都敢讥笑他“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不过，韦昭度很赏识陆扆，颇想提携他。可宰相也有为难的地方：科举在春天举行，号称春闱。可夏天都剩不了几天，不是试期，怎么能举行春闱呢？再说，请谁来主考？陆扆当即表示：与自己同居一室的中书舍人郑损当主考就很合适。韦昭度也答应了，让他自己去游说。至于书贴、榜文，都是陆扆一手炮制。在那年夏天的最后一个月，自导自演的陆扆如愿以偿，状元及第。后来，他入翰林院任学士时，正是夏天，同僚戏谑地对他说：这么热的天，很适宜制作进士的榜文呀。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的“文凭”来历虽然有点令人不齿，但李曜与他见过面之后，却发现他的才学其实的确不差，能力也堪称上佳，因此已将他列为自己在朝臣中的亲信之一。
不管怎么说，陆扆还算颇有才学。清河崔家的崔昭矩才能平庸，在他的兄长崔昭纬当上宰相的前一天，他俨然高中状元。无独有偶，王倜中状元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尚书丞相王损也拜相了。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按照宰相礼敬状元的礼法，父亲恭贺儿子独占螯头。也许是受不起这样的礼节，几个月后，新状元无疾而终……更有甚者，举子裴筠为了中举，向宰相萧遘求婚。当他询问过萧遘女儿生辰八字后没几天，已赫然高中。才学过人却黯然落第的罗隐脱口吟出了：“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的诗句，来讥讽裴筠和整个科举制。
种种光怪陆离的事情，说明了晚唐的科举在精英们的侵蚀下，流于形式，早失去了奖掖人才的核心价值。进士黄滔曾沉痛地指出：“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士大夫们玩弄科举制，折射出了这个阶层的过度自我膨胀，完全没有顾及到位置较低阶层的感受。唯我独尊的姿态引发其他阶层的抵触，并造成整个社会各阶层的恶性互动。可他们无动于衷，“直至三春花尽时”。
多年后，又是一个莺花落羽的春天。万千人翘首期待着“榜入金门去，名从玉案来”的时刻来临。当榜文徐徐在众人的目光中展开，不同的脸孔浮现出不同的表情。有人立刻知道了什么叫“世间得意是春风”，有人却感慨“一回春至一伤心”。都是踌躇满志的才俊，在一道榜文前红尘两分，从此判若云泥。
而这一次，玩弄科举的，却居然正是矢志改变科举弊制的大唐陇西郡王——李曜。
第211章 掌控四镇（十九）
李曜在制度上的改革，即将进入一个高…潮，思想大于制度，制度大于手段，因此制度上的改革，他要从思想上开始做起。另外，感谢蜉蝣特、suyouan、王王海三位朋友的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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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战败，羽林初立，神策式微，崔胤束手，长安的局势，在一片安宁祥和之中，悄然为李曜掌握。
今年的春闱进士，不出所料的由亲近河东的诸大世家垄断，至于状元、榜眼、探花等究竟花落谁家，却并非李曜关心之事。然而既然冯道参加了此次春闱，那李曜自然毫无疑问地顺便做了一次“状元师”。
“状元师”最近月余颇为繁忙，除了指挥河中军在军事上全面占领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在政治上接受鄜坊、泾原的归顺附属，在人事上安排本期贡举以及一批官员职务调整之外，他居然非常不务正业地召集在关中的大批名流大家，在长安游山玩水，置酒谈学。
李曜做事，从来目的明确，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此番“关中大谈学”，名士汇聚，学家满座，如果只是吟诗作赋，李曜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他召集众人来此，且全资赞助所有活动，显然有其目的。他定下了调子：此次谈学，主要谈韩愈与柳宗元二位大家。
李曜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首在儒家。但儒家传到后世逐渐扭曲则是不争的事实，当西洋崛起，东方衰落，各种抨击儒家的思想争相出现，又将整个儒家妖魔化。到我朝建立，领袖一念偏激，一场大闹下来，孔庙推翻不说，连带中华传统的诸多美德、诸多信仰也丧失殆尽，最终使拜权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神州，世风日下之后，才有不少学人反思：为何我们竟是如此忘本，丢掉了最为宝贵的文化传承？
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但延续的精髓其实不是血统，而是学统，是文化、文明。日本人瞧不起现代的中国，认为现代中国并非中华，然后却傲然以小中华自居，此等情状，还不能令人深思么？
李曜召集这许多文人学士于一堂，讨论韩愈、柳宗元，正是为了实施他的一个计划：引导还未太过变质的儒家思想，走向更正确的方向。
后人反观明清治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而八家又以韩愈、柳宗元为前驱，这已是公论，李曜自然知晓。韩愈、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新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作家，二人在文学观点上非常接近，都主张改革六朝以来唯美主义的浮靡文风、文体，代之以真挚、充实和通畅、新顈的散文，并且创作出一系列说理真切、感情奔放、语言凝炼活泼的脍炙人口的佳文，在文学史上树立起两座礼碑。
韩与柳个人之间的友谊也相当深厚，平日常有诗文来往，在新古文运动中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及至柳宗元遭眨，韩愈仍给以深切的同情，柳在卒前将子女托付于韩愈照顾，韩愈在柳死后写祭文，撰墓志，以深情浓墨赞美柳的文章和为人，谓其文学辞章必传之于后世，“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可谓真知柳宗元者。后世常并称韩柳，不唯以其同时同志，且以其友谊笃实不渝也。
但李曜命这些学家讨论韩柳，却并非要讨论他二人的文学成就。韩柳二人不仅仅是文学家，亦身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二人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时常发生分歧和争论，有时相当对立，只是他采取“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不因此而影响到友谊罢了。
在政治上，韩愈反对永贞革新，竭力维护已成之法；柳宗元参预永贞革新，并因此而遭眨谪。在哲学上韩愈相信天命鬼神，柳宗元则着《天说》批驳天命论。尤其是，他们对于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韩愈激烈排佛，柳宗元则爱好佛教，各执己意，互相指责。在李曜以后世治学的角度看来，韩愈的反佛与柳完元的崇佛诚然与他们不同的阅历和学历有关，但都不是孤立的个人爱好问题，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儒释道三教斗争与融合的一种表现，透露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信息。
这需要从中国帝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来开始分析。从两汉儒术独尊，到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并存，是一次大的转换。上层统治集团及思想家对于这种变动有一个适应和认识的过程，内部发生过多次的辩论，各朝实行过不同的文化政策，进行过调整思想信仰的各种试验。
东晋南北朝时在南方有“沙门敬拜王者”与否之争、《达性论》之争、《夷夏论》之争、《三破论》之争以及有梁武帝崇佛和范缜、郭祖深、荀济反佛；在北方发生了北魏太武帝崇道灭佛，孝明帝扬佛抑道，北周武帝定儒佛道三教先后及强制毁佛，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社会领导集团探索思想文化新体制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尝试。最后由于全国处在分裂状态，三教关系的调整未能获得较圆满的结果。
不过大多数执政者和思想家不赞成过分崇佛或崇道，也不赞成禁灭佛、道教的极端政策而倾向于三教兼容，大致作法是：在政纲、朝典、教育、礼俗方面以儒学为主，在教化与信仰方面辅之以佛道二教，同时对佛、道教的活动及僧道徒众进行简括和管理。在李曜看来，这一时期，北魏文成帝对于处理佛儒关系和评价佛教的作用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他说：
“夫为帝王，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这份诏书准确指明佛教的功用在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即补足社会法制之不足，加强儒家道德的影响，总之有助王化，既不是第一位的，亦非负面的。
隋朝结束了南北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但国运短促，不久便被大唐所取代。大唐帝国建立以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自觉实行三教并奖的政策，从而确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一方面用行政手段统一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疏，由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至高宗时颁行，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课本，天下士子奉为圭臬，加强了儒学的主导地立；另一方面又礼敬道教，支持佛教，使两教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繁荣景象。
但李曜知道，直到盛唐，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重新调整任务并没有完成。主要问题是儒佛两大文化系统在思想理论上的力量对比，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这一时期宗法社会的国情。
一方面，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出现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和权设方便的普及性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与佛教相比，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
东晋南北朝时有不少初学儒者，后来倾心佛学，仰慕其高雅深邃，认为佛学的境界高于玄学，更远胜过儒学。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已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