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3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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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佐世的主要功能在劝善化俗。
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时，曾自觉利用佛教改善当地民风，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勉仁，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果然“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其五，僧人从道而不随俗，有高雅的精神境界，与儒家重仁义轻富贵的思想相合。佛教导人做“自了汉”，收拾精神自我作主，而不受外物牵累，如柳宗元所说：“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所以真正虔诚的教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学僧，能够斩断功名利禄的俗念而醉心于佛法的追求，如元十八“不以其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如文郁“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儒家也有“从道不从君”和安贫乐道的传统，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都是教人建立起精神上的“大我”，不做权力的工具和外物的奴隶。在从道求真、蔑视名利这一点上儒佛是相通的。这是好儒的柳宗元同时又好佛的重要原因。
柳宗元被贬后处境艰难，心情郁闷，遂陶醉于佛法之中以求排解，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有诗为证。《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多么清新洁净的光景，多么怡然自得的心境，柳宗元此时此刻确乎已离尘绝俗了。
然而李曜知道，柳宗元毕竟没有大彻大悟，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内圣外王”、道德事业，他的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他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却仍在想着续先人之嗣承，留文章于后世，有朝一日昭雪平反再做事情。《寄许京兆孟客书》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与裴埙书》说：“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与顾十郎书》说：“在朝不能有奇节宏议，以立于当世，卒就废逐，居穷厄，又不能着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进退无以异于众人，不克显明门下得士之大。”但他仍“抱德厚，蓄愤悱，将以有为”，盼望那“万万有一”的机会“复得处人间”。
他期望社会“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因此不忘民众的疾苦忧患，以笔代歌，抒发内心的悲愤和志向。他亲佛的目的是想摆脱逆境带来的烦恼，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但他又是关切世事、极重名誉的士君子，无法真正冷眼世情，超然自得，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他身上非但有统一，还形成尖锐的对立，不能自我化解，带给他极大的精神痛苦，使他整个晚年都是在忧戚悲愤中度过的。
他写的散文书信诗歌，间或有飘逸的辞句，但大部分充满感伤沉抑之情。《送元皓南游诗》中说，自贬后“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然而“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又有一首《独觉诗》云：“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警纷扰。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两诗真实地表述了他内心矛盾激荡的状态，这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他终于没有修成一位看破红尘的真正的佛教徒。
目前在朝廷中枢最有权势的陇西郡王亲自相邀并参与讨论，使得这场韩愈、柳宗元的“学术研讨大会”盛况空前，排佛、崇佛两派思想急剧冲突，李曜在长安的宅邸每日高朋满座，宴会甚至彻夜不绝。名师大儒们在此处不为吟诗喝酒，而为心中的圣道激烈辩论。他们不复往日羽扇纶巾的翩然风采，时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有人因为长时间争论而晕阙，但醒来之后又立刻赶回陇西郡王府，继续参与辩论。
李曜本人并不时常加入争论，但他在应酬学上造诣甚深，偶尔一句话，就能将众人从某个僵持的论点中轻轻带出，转入另一个话题。他的风姿卓绝，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名士大儒们的认可。
李克用在太原得知他在长安的举动，心中颇为费解，因担忧河北局势，只得再次致函李曜，虽未明言让李曜迅速归镇河中准备迎接朱温的进攻，却也将河东的困难局面一再强调。
但李曜在收到信件之后，仍未归镇河中，反而回复李克用，说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到任之后，须得立刻征募新军并迅速训练，以避免李茂贞反扑或者其他敌对势力的觊觎，而为了支持他们三镇的行动，自己必须坐镇长安，为其提供军事上的震慑和财力物力上的支援，因此现在还无法迅速回镇河中。
不过为了让李克用安心，李曜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他首先在河中、关中、同华征募新兵两军，共计一万四千人，号为“镇远左军”、“镇远右军”，驻扎长安附近练兵，而将开山左、右军派归河中，以防备朱温。同时献钱五十万贯，连同紧急调拨的大批物资一起运抵太原。李克用得了钱物，压力减轻不小，同时李曜的理由也的确说得过去，因此也就不再催促，只是在族中再次征调了一批青壮加入军队，准备迎接朱温的下一轮攻势。
第211章 掌控四镇（二十）
首先感谢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说一句，这俩章对于唐朝儒、佛两家的思想争议着墨较多，如果读者细看，会对本书后面即将出现的新儒学有更多的了解，而新儒学的理论，则是李曜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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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郡王府中偏院，宾客云集，正在舌战。一名五旬开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谈：“说到柳河东＇注：指柳宗元，其为河东人。＇敬佛，其实刘宾客＇注：指刘禹锡，其最后所任官职为太子宾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刘公与柳公在理政、学问之上恍如同门，且命运相连，对于佛门之态度也非常一致。刘公倾心于佛门的‘出世间法’，自谓‘事佛而佞’。多言儒佛两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递用……”
一人插话道：“裴尚书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问出自何处啊？”
裴尚书乃是裴贽，前段时间李曜运用其在长安的影响力——或者说震慑力——调整诸多官员职务，裴贽因与河中走得颇近，而且本人确有才学，便由御史中丞擢升为刑部尚书。
裴贽转头一看，说话者乃是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
崔远与崔胤虽偶有不和，但毕竟同荣共辱，与裴贽等亲河东之家关系日渐紧张，因此裴贽也就回答得不怎么客气：“崔相公调理天下，想是未曾读到《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其中便说‘素王（孔子）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释迦牟尼）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此二者‘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不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此指儒以臻治世，佛用导乱世；更何况佛门有其特殊且不可代替之功用，即‘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特有陶治，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某以为刘公能看到佛教有阴助教化之功用，比之韩昌黎＇注：指韩愈，祖籍河北昌黎。＇之见识，又高出一筹。”
李曜恰好自此处经过，闻听此说，颇觉有理，便又听了一会儿，才发现他们已经将“战火”从韩愈、柳宗元烧到了刘禹锡、李翱等人。
后世对韩柳与佛教的关系，也曾有学者作出一些综合性考察和评论，同时联系李翱的《复性书》来分析韩柳李三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的不同作用。
李曜对于从韩柳为基点，有限延伸其同时代的其他大家，还是能够欣然接受的，毕竟“真理越辩越明”这个说法，也算是李曜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指导思想。
现在的长安，文人雅士们早已被他一手导演的“说韩柳”绑上了战车，但凡是读过书的人，三句不谈韩柳，那是万万丢不起这个人的。李曜对目前这个状态颇为满意。
其实韩柳二位都是大家巨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以说在伯仲之间。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柳宗元的作用亦不可低估。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阐扬《大学》“修齐治平”的思想，恰恰符合了贵族集团调整三教关系、突出儒家正宗地位的文化战略需要，虽一开始时不为人所理解，但不又就引起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
譬如历史上宋代的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颂扬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评价之高，使人震惊。之所以苏轼会给予韩愈如此高的评价，就是由于韩愈在儒学长期衰微之后能首次举起复兴儒学的大旗，把儒家学者的历史任务鲜明地提出来，从而成为儒学再一次复兴的先导。而北宋理学家石介也认为“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指韩愈）《原道》、《原性》、《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而程颢、程颐也都很欣赏韩愈崇孟子、辟异端的作法，说：“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指推尊孟轲），独愈而已。”
从后来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看，宋明理学正是承接了韩愈新儒家的事业，并完成了复兴儒学的历史任务，使儒家哲学达到新的高峰，再度占据三教的首席，对此韩愈有着初倡之功。但是韩愈天生是位文学家，对于儒家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体会，他自已提出的一套新儒学理论浅显而粗疏，他是提出任务的能手而非完成任务的能手。所以苏轼又批评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又说：“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此评确实道出了韩愈在理论上的弱点。
对韩愈深有研究的朱熹＇无风注：其实我本人很不喜欢朱熹，尤其是觉得此人极端虚伪，但此处是要写到改进儒家思想，提到朱熹也是没有办法的。当然我还得说明，李曜的改良儒家，并非朱熹的那一套天理人欲说。＇，首先肯定韩愈“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但又指出韩愈“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在理论上缺乏深度和建树，“韩愈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李曜对朱熹并无好感，但得承认这个话倒是对的，韩愈没有建立起儒学新的“本体论”和“心性论”。
问题还是在于当时的中国哲学的高峰在佛教，儒家如果不认真吸收佛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思维成果，便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理论，更谈不上超越佛学。韩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妄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排斥佛老，保障儒家的正统地位，而这样的手段是不可能振兴儒家的。
李曜知道，宋、明理学家也大都贬斥佛老，这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宗和门户，不能不制造这样的舆论，而事实上他们相当熟悉佛学、老庄和道教，能够将佛老的思维方式与修养方法运用于儒家哲学，既保持了儒学原有的优点，又兼有了佛老在理论上的长处，所以能够创建新儒学体系。韩愈则不然，他对佛学的了解很肤浅，对佛学中国化的新潮流也相当陌生，他只一昧简单化地排佛，这样做既对佛教无所损伤，又对儒学的深化无益，所以他这条路行不通。
柳宗元倡言佛儒融合，主观上说是由于他精熟儒学，兼研佛学；客观上说是受到社会上三教合流思潮的推动。士人兼修三教或二教，僧道兼习儒学，以及士大夫与僧人道士密切交往，这是从东晋南北时起便演成风气，至唐代此风更盛。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的，“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
而在柳宗元的时代，“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仅柳文中提到的这样人物就很多，如：为禅宗六祖慧能上疏请封号的岭南节使马［注：此字为“惚…心＋手”。］，“公始立朝，以儒重”，而宣诏谥号之日，“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励，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龙安禅师在湖南威望甚重，所到之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