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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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这是自我验证、一针见血的话,所以他接下去说:“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①他也喜欢写写毛笔字,他那里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欢欧字,认为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当天气不好,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他曾打开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做什么呢?“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②他实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61年冬季,有几位青年来探视他的病情,谈到了写作问题,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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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把《风云初记》这部由一、二、三集单行本合成的长篇“整理”完了,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整理工作。打开这部长篇,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作者署有几行小字:“一——六○节写于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节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的侯金镜,特意抽出时间,先后陪他在八大处修养所和颐和园修养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镜和别的同志还曾陪他到香山去玩。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肯牺牲时间,同他到各处走走。但他实在不善谈。有时候,侯金镜热情地坐在他的房间,看他总提不起精神,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气,也从不见怪。
孙犁记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镜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白洋淀纪事》,几次对他说:“我要再看看。”孙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写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或者和他当面谈谈。侯每次这样说,他也总是点头笑笑。
侯终于没有写,也没有说。这是孙犁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①但他确知侯是很关心他的。在颐和园住着的时候,孙犁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侯如遇到,必买来送他。晚上,孙犁送客,侯总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园大门以外。孙犁知道:公园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旷,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贺敬之也把他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②大病之后,他很思念故乡,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扰已久的身心,他决定回家乡看看。
上午乘吉普车动身,经保定、安国等旧游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乡规矩,他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到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正在打场,孙犁趋前打了招呼。走进村里,街上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③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有个他称做“老焕叔”的人,由叔父陪着,从屋里走出来。他满脸病容,拄着棍子,大声喊着孙犁的小名。孙犁把他扶进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见故乡思念故乡,见了故乡,却又想到自身罹病,亲人亡逝,增加了许多荒凉感,所以心情并不见好。他的收获,是后来写了一篇《老焕叔》。老焕叔年轻时不务正业,在外游荡,第一个把麻将牌引进东辽城。但他倒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的坏事。村里有个叫曹老万的,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到安国药店学徒,学徒又不成,流为一方光棍,窝娼聚赌,且又悍鸷、无赖,被同伙奉为头目。此人把梅毒引进村内,自身被祸且不说,贻害乡里,罪过更大。对此,孙犁引古人话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不务正业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即此一桩,孙犁已不虚此行了。
第八章 风雪十年
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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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小说》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