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孽子-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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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风中
作品相关介绍 前言
孤臣孽子……悲壮，坚忍，献给养育我的家乡…前言前言非常想说说宋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一直在庸庸碌碌地忙着糊口混日子，没有闲暇和精力来做点研究和探讨，最近因为父亲老了，所以要我帮忙写一些东西，竟然发现我的家乡献县，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如此璀璨夺目，明朝末年，满清几次破关掳掠，在献县城下血战，乡绅高梦尾带领全族参与守城血战，战斗到最后一息，家族一百多口壮丁全部殉国，其母听到城破消息在家中自尽而亡……。其后满清掳掠绕献县而走。
高梦尾的哥哥就是后来著名南北太子案中的高梦箕，太子是真是伪姑且不论，就这份豪气和肝胆就领天下人敬仰，历史永远记住这位鸿胪卿的末世义胆忠肝。
后来就更有戏剧性了，王余佑，一位少年游侠，少时为营救东厂构陷的“六君子”不惜生死，而当其父兄因为李闯围北京后聚兵收复三县，而被清朝刑杀，其弟报家仇杀仇人全家三十余口，而这驰名京师的游侠竟然隐居到了保定易县五公山，可以不可疑？这名字王余佑更令我浮想联翩。加上他与高梦箕的关系，现在献县白楼高家家谱中保存有王余佑为高梦箕后人致信当时的满清县官：（大意）我前朝人本不该管本朝事，但是你该知道他祖上是谁吗？高梦箕，宇内同钦，你还是三思而后行，能放手就放手吧。
这起码证明王余佑与太子案的主要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而观王余佑的生平和后人评说更惊人了：文武全才，其作品《乾坤大略》被后来兵家推崇，其武功高绝，丈外跃马百步穿杨，枪法高绝，刀法绝伦，著有《太极十三刀法》（后来教二十九军大刀队刀法的教习就是我们沧州人）是绝无仅有的帝师人选。王余佑隐居三十年，出任献陵书院山长十年，游学北方，生徒无数，名儒辈出，我们献县后来也是武状元，文学宗师源源不断，但王公的真正人生目标和胸怀抱负有谁能全部了解，我越阅读王公的著作，越感到他黄泉之下的寂寞，我们如何理解他的坎坷人生与惊世才华，才能给他对历史负责任的评价？
还有一人不能不说，那就是窦尔敦，也是刀法惊人，传说中使用的双钩也是内家兵刃，传说他师傅是王为公山人，当年窦尔敦用过的那套明代大青花瓷拚盘（九个一组），仍完好地保存在黑龙江窦集屯，上面烧有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能否说明他是反清复明的义士？他与王余佑同时代，他们一个是巨盗，一个是大儒，是泾渭分明，还是源出同门？窦尔敦的山东（太行山东）八大处总瓢把子，是否背后有力量支持，河间作为北京南大门，应是富庶之地，何来大股义军？而且窦尔敦的根据地在哪里，这样转战千里，纵横清朝腹心，难道仅仅是打家劫舍吗？现有史料理由牵强，难以服人。
还有一位嘉庆十五年归顺清朝，纵横七海的张保仔，带领20万前朝遗众，据有日本朝鲜东南亚的大片华人移民的根据地。华人因为他投降星散东南亚，我们献县竟然有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在这些史实面前，我感到空前的压力和责任，我只好自不量力地去整理搜集这些历史碎片，也许这会是历史的珍宝，我们再不搜集整理，就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但这不是历史，或者说不是正史，更多的是我的猜测与臆想，也欢迎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探讨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参考资料：王余佑：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明末清初人，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岁。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直隶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王余佑的父亲名延善，字维婴。伯父名建善，字恢婴。有一兄一弟，兄名余恪，弟名余岩。在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王余佑已被过继给伯父为嗣子。
王余佑幼伟岸，有大志。聪颖，读书识大体。十六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初随定兴人鹿善继学，后受业于容城人孙奇逢，又与茅元仪、杜越、刁包等人为师友，并曾得到桐城人左光斗的赏识。鹿善继、孙奇逢二人为明末北方的学术大师，对王余佑甚为器重，亟称之。而清初北方的学术大师颜元（字浑然，号习斋）、李塨（字刚主，号恕谷）则为王余佑弟子，对王余佑雅相敬重。颜元曾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恭是也。”称王余佑气度包罗，可资师法，自谓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对王余佑“以父道事之”。李塨也说：“春风满坐，经济满怀，吾不及五公。”而在王余佑卒后，其长子王孚则亦以为李塨最能传其父之学。到王余佑在献陵书院讲学时，门弟子远近从游的多至数百人。新城、易州、献县均相距不远。王余佑生长于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和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其治学则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主旨，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其治身心专以诚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对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独行之风。王余佑虽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读书的态度决不是追仿时文或是空谈性理，而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其治学范围，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他还擅长书法，风格遒逸。而对于清代极盛的考据之学，则多所忽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兴酣笔落，顷刻数纸，然而写后常随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余佑顷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余佑的实学才能在当时已被誉称为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济世。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
编辑本段实学精神和任侠性格有几件事很能说明王余佑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和他北方学者慷慨悲歌的任侠性格。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阉党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至京师抗争，当时阉党逻卒四布，王余佑与鹿善继、孙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护，奋不顾身，相与周旋患难。二是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者之意，继父王建善被调任鲁山，实欲困之。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力劝继父解印归田。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王余佑的生父王延善为县诸生，为人尚气义，曾以万金家产结客。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于易州，闻讯投笔而归。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于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两个从子余厚、于慎联合雄县人马鲁（一作马于）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却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已过继伯父为嗣，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驰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余岩归，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余口无孑遗。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自称五公山人，躬耕养亲，不求闻达，三十年不入城市，而为学益勤。有时登临峰顶，慷慨悲歌，泣数行下。王延善敦尚气义，散万金结客。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时人常称其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孙奇逢以奇节自许，但这并不妨碍他平易和淡与世往来。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务自刻厉，而于人无论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用行。与人无睚畔，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无人忌嫉。王余佑也和其师一样，“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然而与人和易，从容简谅。晚年时，时乘牛车往来于上谷、渤海、嵩岱之间，儿童野夫见其过，皆聚迎随观，争相慰藉，说：“王先生来矣！”王余佑也时时停车，问劳而去。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主将献陵书院时，他的布衣之交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买下二百亩田地馈赠给他。晚年四方豪俊争相造访，他典衣挫荐接之，有时遇人有缓急，即为之筹措，百数十金无难事。及交游有馈赠，则介然不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学诗时曾说：“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发为歌咏”。孙奇逢曾对王余佑说：“余年五十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所说很能代表当时诸人的性格。由此可知王余佑虽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和治学态度的确与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编辑本段研究兵法战略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由来有本的。他早年跟随孙奇逢学兵家言，以学习《孙子兵法》为主。他跟随鹿善继受学，鹿善继曾协助兵部尚书孙承宗镇守榆关四年，任赞画，有兵书《车营百八叩》传世。他的师友茅元仪更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所撰《武备志》有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兵书，茅元仪本人也曾随孙承宗督师辽东，任赞画、副总兵，方以智称赞他是“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为王余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也曾考论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成《酌古论》一书，对王余佑影响很大。明末清初时，军事问题已成为注重实学的一派儒士所共同关心的焦点，王余佑对于兵法战略的研究，就是在当时传统和风气影响之下进行的，体现了时代的特点。而在王余佑之后，清初的北方学者中，颜元也是自幼学习兵法，于技击驰射无不精通，遇豪杰无论贵贱莫不结纳深交。王余佑死后二十年，为他作传的大兴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欢任侠言兵的奇士，其父为明锦衣卫指挥，又曾从著名兵法家魏禧受学，性情豪迈不可羁束，于当世之人视之蔑如，于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汉诸葛武侯（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为当北面武乡侯，而与陈同甫并驾齐驱以争先后。王源对人自然是少有赞许，况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对王余佑却能独加赞赏。王源在为李塨的父亲所作的《李孝悫先生传》中说道：“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征君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诸君子。”从王源对王余佑的评价中，也可以印证出他在兵法战略研究上的分量与价值。
编辑本段身负武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余佑还身负武学。早年他跟随孙奇逢受学时，就是一面学兵家言，一面习骑射、击刺，无不工。时人称其才兼文武，精于技击，说他“恒以谈兵说剑为事”。他常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为乐，直到晚年，他谈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有时持兵指画，胡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使观者莫不震栗色动，啧啧称叹。王余佑自己也说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来一点血性，不肯以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有时居家郁闷，一室叫跳，须眉如刀槊立，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击节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时，李恭曾将他车迎至家，传授枪法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