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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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汽车站依然有两张通缉杨帆的“海报”,但似乎缺乏应有的重视,观者寥寥。远处,有一位戴红袖章的人正与一位司机懒洋洋地攀谈。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登上前往永川的汽车,与受控之地渐行渐远。
到了永川,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小超市,买了一大包车上吃的东西。没来得及欣赏那儿秀丽的景色,我又拉着杨帆速速赶往火车站。等花四百二十八元买了至杭州的车票后,我的身上只剩下二十三块钱——我觉得一旦到了杭州,离刘义所在的梅城也就不远了,到时可以让他来接我们。我当时脑中想的,只是带着杨帆尽快离开重庆,越远越好。
这是一趟成都至宁波的长途列车,重庆是较大的中间站,所以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重庆火车站。透过窗外,但见每个通道入口警察们谨慎的神色,又见每个车厢门口乘警们警戒的眼神。我真想将旁边的杨帆藏进怀里,但对面一个白领装束的少妇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们,似乎对“同性”关系充满好奇与惊讶。而拿照片的警察终究没有上来,他们似乎对这趟列车不抱多大兴趣。推着熟食串串的小贩们一路吆喝,那麻辣的重庆话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对于山城特色的鲜美回忆。
火车在重庆停了半小时,喝足了水,调换了车头,才一路南下呼啸而去。在重庆站涌上了大量旅人,空荡荡的车厢立即变得拥挤不堪。列车已驶出了主城区的繁华,却仍然有大批举着行李吆喝游弋的旅客。对面少妇旁边坐了一个满脸倦意的民工,少妇厌恶地向窗边移了移。谁知这民工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背着婴儿的老婆,将座位让给妻儿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青色帆布包中掏出发潮的饼干、灰黄的卫生纸、污渍斑斑的水杯、青涩皱巴的苹果,甚至充满臊气的蓝色尿片。少妇皱了皱眉,捂了鼻子转过头继续欣赏日渐浓稠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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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的妻子收拾稳妥后拿起饼干喂儿子,那孩子挺可爱,但是实在太脏了,脏得几乎惨不忍睹:鼻涕、碎屑、唾液、尿垢……不久,这婴儿似乎意识到了旁边女士的敌意,就不合时宜地哭闹起来,而他的母亲却无心搭理,继续吃着儿子咬剩的半块饼干。孩子的哭腔就像一面不堪重负的破鼓,又如一支锈迹斑斑的唢呐,彻底勾起了女士的愤怒。
“喂,孩子哭了,你到底管不管?”女士尖叫道。
那个满脸古铜雀斑的母亲用卑微的眼神看了看她,马上瓮声瓮气地讨好孩子,又从桌上拿了一块饼干往孩子嘴里塞。孩子的哭腔稍显平息,但刚咬下一口又哭喊起来,将吃下的饼干全部呕了出来。母亲卑怯地擦去了类似于大便的呕吐物,不知所措地朝人群张望自己的丈夫。少妇忍无可忍,终于怒吼道:“你他妈的会不会照料孩子?那么脏,哭得这么难听!”
第38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6)
母亲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方式哄劝孩子,就掀开衬衫露出干瘪的Ru房。孩子的哭声终于被贪婪的吸吮代替,少妇怒意未消,鄙夷地骂了句:“牙齿都那么长了,还喂奶!切!”
车出重庆过纂江,入赶水时已夜深人静。广播播完最后一次音,一路吆喝过来四五个乘警,逐一查票。前排有个老工人牢骚道:“成都查一趟,内江查一趟,赶水再查一趟,到宁波是不是要查七八次?我坐这趟车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没查过这么勤!我说你们烦不烦?”
胖个子乘警喝道:“啰唆什么?上面有规定!查票,查票,你快一点!”
老者递过票,嘟哝道:“什么破规定?”但马上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压低了声音问:“是不是上面要抓什么人?”
瘦高个乘警抬眼瞟了瞟车票,移向下一名旅客,叹道:“嗨,还不是重庆出的那事。一个多月了,据说惊动了公安部!”
老工人立即抱以巨大的兴趣,他问:“就是重庆那个大学生?那个……”
胖个子警察咳了一声,说:“知道就行了,别瞎嚷嚷!准备好身份证吧,明早到贵阳还要检查……你别嫌烦,出了贵阳就没屁事了!”
身份证?!我和杨帆心惊肉跳。
大约是夜深了,瘦高子乘警只瞟了一眼我手中的两张票。那个母亲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胖个子乘警谨慎地看了看。旁边的少妇问:“同志,还有卧铺票没?”瘦高个乘警答道:“没有了。”一行人又风风火火地向前检去,在下一节车厢查到一个没票者,闹闹嚷嚷地让他双倍补了票。对面那个母亲抱着孩子的手,抖了抖。
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来了两个安全检查的乘警,从附近一青年包里搜出了三十多个打火机。那青年也是百口莫辩,尴尬地低下了头。一个乘警大声向大家求助道:“谁有报纸?谁有报纸?”对面的女士慷慨地将报纸递了过去,乘警转过身对着她,也对着旁边的杨帆和我,友好地笑了一笑。
我和杨帆惊恐对视,不知所措。
查票的其乐融融,安检的戏剧过程令车厢内的氛围活跃起来。老者还对明早查身份证的事耿耿于怀,他不无感叹地说:“好多年都没这样检查过了!”见有两三个人颔首称是,他又分析道:“都是那个杀人犯害的,现在的大学生啊……”
女士接口道:“可不是嘛!上星期我坐车去上饶,贵阳停车时上来了一大拨乘警,手里拿着张照片逐一对照。我瞟了一眼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穿的还是跳舞的衣服……唉,现在大学生的素质啊,那德性!”
老头说:“那是,听说死掉的女人脸都被砍烂了,那男的更惨,从楼上摔下去脚都断了,吓人得很啊……你说他们还是男女朋友,凶手怎么能那么歹毒?”
女士总结道:“我看她是有鱼一样的外表,蝎子一般的心肠!”
火车在黑夜中穿行,交谈声渐次低沉下去,只剩下斗地主者鹤立鸡群的吵闹声,慢慢的也有了几处鼾声。少妇伏在杂志上睡着了,那个母亲抱着婴儿愣愣地望着前面,等了很久民工才回到她旁边,夫妻间露出了一丝侥幸的笑容。杨帆隔着玻璃看夜景,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剧烈颤抖,甚至我觉得,她行将走向精神的崩溃。有的时候,舆论往往比现实更能伤人于无形。对流言飞语的歪曲编造我也挺难过,但我们即将面对的,恐怕是生命的危险。
我们将在贵阳束手就擒!
第39节:遵义 腻腻的Ru房(1)
第七章 遵义 腻腻的Ru房
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车在桐梓停了片刻,下一站抵达遵义,然后就是恼火的贵阳。时间大约凌晨两点,那个母亲已经伏在婴儿身上睡熟了,对面少妇光洁优雅的头发也在辗转中蓬乱不堪。虽然老者安慰过大家:“身份证没带?小事,就是麻烦了一点,只要你没犯法,屁事没有!”但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摸出钢笔,在手心写下“遵义下车”,再拍了拍泪眼婆娑的杨帆……
将到遵义时,对面的孩子又响起了嘹亮的哭声,这哭声如鬼叫般尖锐凄厉,啃噬着旅人们熟睡的神经。旁边的少妇不久就从脆弱的睡眠中醒来,但见她狠狠地搡了一把伏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单调地咒骂道:“醒来了!醒来了……”但那母亲只是用呆滞的双眼看她,没有任何语言,甚至连反抗的意思也没有。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情彻底将少妇激怒了,她忍无可忍地伸出如葱似藕的戴着钻戒的右手,掴向了那个哭喊着的孩子。
那迷惘的母亲愣了愣,却将疲惫的眼神投向人群,似乎想要寻找自己的丈夫。挨了耳光的婴儿哭得如惊天雷一般,几乎把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吵醒了。醒来的人们不仅没有指责那位面如白纸的少妇,反而嘟哝着叫骂道:“这是谁带的孩子,还让不让人睡?”“你他妈怎么当母亲的?”“打的该,要我是女同志我也抽了!”那个车厢连接处探出了憔悴民工的头,竟然只抱怨地瞪了妻子一眼,又缩进了人群。
闹嚷了半天,醒来的瘦高个乘警出来维护秩序,这母亲才迟钝地将||乳头塞住了孩子的哭闹。少妇不依:“你叫她滚!”瘦高个乘警有些恼了:“我说你怎么得理不饶人?谁管得了孩子啊!”女士噎了噎,说:“我不要和她坐在一起!”乘警为难地转过身,然后看了看杨帆,温和地说道:“小兄弟,能不能和这大姐换一换?”我面如土色,赶忙抢着回答道:“我这朋友病了,还是我和这位阿姨换吧。”瘦高个警察也许是困了,烦了,他表扬了我两句,又提醒了一下那个母亲,就走了。
警察走后我憋得慌,但总算没去上厕所——我答应过杨帆,我将永远不再离开她。至于杨帆是否内急,我不得而知。
车到遵义是凌晨三点十分,我与杨帆艰难而小心地挤到车门,我们闻到遵义夜空中清新的气息。大约在站台上犹豫了两分钟,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朝出站口走去,那位检票的同志看我们是男生,瞟了一眼票就放行了。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多向铁道部多贡献了三百多块钱。我们也不知道,在陌生的遵义城,只有二十三块钱的我们能够存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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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到候车室找了两排空座,杨帆躺在我腿上,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我也顾不得欣赏她的美丽、嗅闻她的芬芳,这些天来的奔波让我的骨头都散架了,我伏在杨帆的胸脯上,没有任何邪念地睡去。空旷的候车厅安静无比,偶尔有旅人从狭小的凳子上摔下来,只咳了两声便又沉沉睡去。直到天将放亮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生了争吵,之后似乎又动起了手。门口的两个工作人员朝那边赶去,我们也从半迷糊的睡眠中醒来,飞快地跑出了候车室。
然后我们坐第1路公交车抵达终点站高桥,安身于滨江绿化带的石凳上。早上,我们各吃了两根香蕉,喝了一袋牛奶。杨帆右脸颊上的烟灰已经脱落大半,与其这么不伦不类地进女厕所引起别人的怀疑,不如光明正大地换回女儿身。于是杨帆在一个免费厕所里洗却墨黑,露出了憔悴的美态。她现在换上的是蔡小田给她买的粉红罩衫及帆布褶皱裙,看上去很美。
遵义城整体是闲适的,有着新兴城市的繁华地段,也有历史名城的旧俗民居,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翠绿青葱的山峦。但我们没时间去细细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街道上仍然贴着杨帆的通缉令。通缉令上的舞蹈女神满面红光,头上扎了两个小羊角辫;而杨帆现在的头发已经乌髻高卷,上面不知沉淀了多少奔波中的尘埃。她的脸虽然还那么精致美丽,但已经多了一丝憔悴苍白的病态。
顺着人迹寥寥的河道往下走,我们慢慢来到滨河公园区。太阳升起来,天空一片蔚蓝,有几位老爷爷在树阴下打长牌、下象棋,怡然自得。在枝繁叶茂的榕树下,阳光的影子生动地随风轻舞,庸凡的世界仿佛立马有了颜色与温度。
起初我们想到附近的学校避难。但当我们驻足于一所高校公告栏的《警世告诫篇》时才发现,这里已将杨帆杀人案当做反面教材进行了大肆宣传,杨帆的照片亦不例外地彩打在上面。一群学生谈笑着走来,我们快速地往回走,走了很远很远,仍然心有余悸。
办法是黄昏时才想出来的——卖手机。我的手机是诺基亚3100,用了两年,已经锈迹斑斑。那个路摊者来回翻看了几遍,说:“顶多一百块钱!”我彻底泄气了,心想一百就一百吧,我现在真想到旅馆好好地睡一觉,再坐车离重庆更远些。其他的,我什么都来不及多想。但那人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机后盖后问:“你这手机修过?”我点点头。去年与夏雨打羽毛球时手机哗啦一下掉出来差点没摔得粉碎,但高价修理后一年多来没出过问题。路摊者为难地摇了摇头,狡黠地说:“这样的手机我可不敢要!”见我无可奈何地准备拿回手机,他又假装漫不经心地抛出橄榄枝:“最多给你五十块钱!”我屈服了,但杨帆没有。她抢回手机,拉着我离开。
杨帆与我商量说,要论持久战,这部手机姑且当做我们精神沙漠里的一瓶雪碧吧,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动它。
疲惫地游逛了一个下午,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凤凰山。山上埋葬着无数英烈的精魂,拾阶而上,我们与许多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