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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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士人要生存，所以他们需要春秋战国，需要诸侯争霸，需要诸子百家，需要分裂和战争，但统一不可阻止，统一还是来临了。统一不仅仅是国土的统一，还包括思想上的统一，学术上的统一，生存法则的统一，律法制度的统一，而这些统一将最大程度地压迫士卿贵族的生存空间，削弱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于是统一尚没有完成，分封制就要“复辟”了，世卿世禄制也要卷土重来，“师古”的思想更是甚嚣尘上。
统一尚未完成，分裂的种子就开始扎根发芽，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士卿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无止尽的掠夺。
这时候，唯一忠诚于大秦的就是宗室，维护大秦的利益就是维护宗室的利益，而异姓豪门贵族、寒门贵族却要掠夺大秦的利益，要喝大秦的血吃大秦的肉。
中央集权制的危害在这个特殊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果一味地限制宗室，压制宗室，那么异姓士卿贵族将会肆无忌惮地掠夺权力和财富，中央集权制将会成为他们吞噬大秦的工具。历史上始皇帝不但压制宗室，还打击老秦人和楚系豪门，最终就剩下他最信任的法家士卿贵族，结果偏偏就是这些视忠诚为粪土的法家士卿大臣摧毁了大秦帝国。
武烈侯反其道而行之，分封宗室，保护老秦人和楚系豪门，利用宗室分封维护老嬴家的利益，维持王国的利益，利用老秦人和楚系豪门对抗朝堂上的法家士卿贵族，打击和削弱他们，扼制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如此大秦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向中土再一次分裂的方向前进，彻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也是始皇帝终其一生都坚决反对的分裂道路。
这种道路不符合君王的利益，但符合同姓宗室贵族的利益，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大秦统一所带来的权力和财富，同时它也符合异姓士卿贵族们的利益，因为分裂的中土才是他们的“乐土”，才能无限制地拓宽他们的生存空间。
历史为证，大汉建国后分封诸王，结果有七王之乱。三国归晋，分封诸王，结果有八王之乱，并把中土推进了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所以除了秦王政和部分坚持大一统理念的法家大臣外，大秦大部分贵族们都支持分封，但这一刻的宗室还是忠诚于秦王政，尤其秦王政的儿子们，在秦王政驾崩之前，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叛乱谋反的事情还是不会出现，但他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行了。在血脉关系渐渐疏远，在一心逐利的异姓士卿贵族们的推波助澜下，分裂是必然的，战乱也是肯定的。
所以武烈侯把封国制做为过渡政策以律法形势固定下来，力图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果断撤藩，而秦王政更是想在自己驾崩之前，结束“封国制”的使命，把大秦这驾马车引向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的道路，断绝分裂和战乱之祸。
统一前后，围绕着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围绕着郡国制度的实施，宗室贵族和异姓士卿贵族们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这个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异姓士卿贵族们会不遗余力的挑起中央和封国，君王和封君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一旦爆发，中土必然陷入分裂，于是异姓士卿贵族们的“理想”就实现了，他们将再一次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乐土”。
比如“直道”的修建。直道的修建需要动用整个王国的力量，对北疆的封国都有利。封国强大了，对中央就是一种威胁，就会损害到君王和异姓士卿贵族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必然反对，他们会诱使君王把这些财富用来修陵墓、宫殿和苑林，用来歌功颂德，用来享受。财富这样消耗，看上去是压制了封国，但实际上损害了整个王国的利益，双方的矛盾因此增大，对权利和财富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到了一定的时候，矛盾轰然爆发，封国叛乱，王国可能就此分裂。
武烈侯已经考虑到了封国制实施后，宗室贵族和异姓士卿贵族们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增大，所以他未雨绸缪，在信中恳请驷车庶长公子豹，利用这段时间把更多的宗室送到朝堂上，让宗室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财富，继而确保大秦统一后，宗室在朝堂内外可以与异姓贵族相对抗，确保老嬴家可以始终掌控王国发展的方向，不至于让异姓士卿贵族们肆无忌惮地喝王国的血吃王国的肉，最后摧毁王国，让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
通过这封信，驷车庶长公子豹对封国制的理解更为深刻。
封国制不仅仅是宗室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很大一块比例，在统一后帮助君王和中央更快更好更牢固地控制地方，还有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把大一统的理念，把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在广袤的中土大地上播种下去，开花结果，让异姓士卿贵族们，让低层士人们，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开拓和谋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让统一的思想彻底摧毁分裂的思想，让所有贵族们都能接受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去争夺权力和财富。
当然了，这是武烈侯的理想，是为了解决这个特殊时代里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是对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自由”的扼杀，从此中土就是“统一”，统一之下再无“自由”。中土太大了，中土人的智慧太高了，伴随“自由”的始终是分裂，是战乱，于是就要统一，要和平，而“自由”也就变异了，不再是原来的“自由”了。
中土人必须去接受这种全新的“自由”，这需要适应的时间，这就是国策上的过渡，这就是封国制存在的意义。
驷车庶长公子豹反反复复阅读了武烈侯的这封信，又把公子成等数位宗室大臣请到府上，大家共同商讨，最终取得了一致看法。
统一前后，存在着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而这种碰撞来源于“师古”和“从今”理念的冲突，但“师古”是主流，这是由千百年来的历史所决定，为此“堵”不是办法，必须“疏”，而“疏”之策就是实施中央领导下的郡县和封国并行制，由此引来的矛盾就是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中央和地方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这时候中央的异姓贵族和封国的异姓贵族们各为其主，中土因此面临着再一次分崩离析的危险。
如何最大程度地压制和缓解这种矛盾？首先就是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就是中央对地方郡县的绝对控制，只要中央有武力，有财力，那么就有足够实力削藩，撤藩，最终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大秦统一后，战争并没有结束，南北战争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中土的统一战争，大秦的军队大部分都在北部疆域，所以“直道”的修建直接关系到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关系到中央对地方郡县的绝对控制，因此，直道要修建，而且要尽快修建，把大秦统一前后所能调用的财富全部投入到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如此一来，中央始终牢牢控制军队，控制财赋调度，由此老嬴家就能始终控制国策的走向，由此就能压制和缓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尤其是君主和封君、中央和封国之间的矛盾，就此把中土分崩离析的危险逐渐化解。
这些宗室大臣们联名写了一份奏章，然后由驷车庶长公子豹独自向秦王政呈递。
公子豹和秦王政在御书房里商讨了足足一天的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这条“直道”的修筑的确关系到大秦的生死存亡，不但要修筑，而且要马上修筑，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总而言之，统一中土之前，这条“直道”一定要完成，否则统一之后中土形势剧变，异姓士卿贵族们因为对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方案的不满，因为生存空间的急骤缩小，因为对传承千百年的“自由”的追求，极有可能在暗中推波助澜，在短时间内摧毁统一大业。
第359章 谁来主攻？
第359章 谁来主攻？
秦王政和武烈侯兄弟联手，内外合力，迫使中枢通过了修筑“直道”之策议。
策议是通过了，但在中土没有统一之前，财赋主要用来支撑统一大战，中央事实上没有条件修筑这样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的“高速公路”，所以这两年只能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至于何时正式开始修筑，要等待时机。
武烈侯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击退”了秦王政用“直道”控制代北的图谋，但咸阳宫不会轻易认输，这背后是国策变革之争，咸阳宫要阻扰封国制的实施，一计不成会再生一计。武烈侯再一次上奏，请求发动攻燕之战，他也要加快步伐，把封国制付诸实践了。
公子扶苏和上将军王翦也连续上奏，请求攻燕。
武烈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夺取燕国上谷郡之后，两路夹击燕国的态势已经形成，攻燕的条件已经成熟，唯独让咸阳担心的就是代北紧张的局势。代北可以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外有虎视眈眈的匈奴人，内有粮食、屯田等诸多危机，经不起“折腾”，稍有不慎就有分崩离析之祸。
秦王政和中枢反复权衡，认为明年春夏时分发动攻击是最为合适的，那时候咸阳可以给代北提供更多的粮食，代北也有较为充分的储备，尤其是屯田可以见到初步效果，这有助于代北形势的稳定。现在代北诸种部落和转徙人口生存困难，两者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非常激烈，一触即发的冲突让代北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另外到了明年春夏时分河北就有了一年的恢复时间，河北人在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后，彻底摆脱了饥饿和死亡，河北的形势随即好转，这不但有利于秦军攻打燕国，也有利于维持中原的对峙局面。
武烈侯公子宝鼎和武成侯王翦对咸阳的意见予以反驳。
攻燕的目的正是为了集中力量对抗外虏。现在匈奴人之所以嚣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燕国的结盟对代北形成了夹击之势，一旦消灭了燕国，匈奴人独自面对几十万秦军，那代北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冬天北方河川冰封，有利于大军攻击，冬天是农闲期，也有利于征发徭役。更重要的是，越早拿下燕国，越有利于中原局势的稳定，秦军的强悍武力足以威慑齐楚韩魏，让他们不敢主动挑起战事。
秦王政和中枢必须重视前方统率的意见，尤其武烈侯的显赫战绩和天纵之才也让他们越来越忌惮。此仗败了或者导致北方局势陷入空前困境，武烈侯要承担责任，这对咸阳宫有利，反之，吞灭燕国，稳定代北，进一步推动了统一进程，对咸阳宫也同样有利。既然无论胜负对咸阳宫都有利，何必蓄意阻扰？
秦王政下令，由上将军武成侯王翦为统率，安平侯司马尚为副率，长平侯公子扶苏为监军，指挥代北、河北两地军队攻打燕国。
武烈侯公子宝鼎统一负责代北、河北和燕三地军政大权。
这一命令下达后，不管是京都还是地方，都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大秦政局的变化。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随着统一大业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国策终于开始了它艰难的变革。
武烈侯统领代北、河北和燕三地的军政大权，成为三地的最高军政官长，这实际上就是咸阳在疆域迅速扩大的过程中，已经无法直接控制和指挥遥远的战场，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前线统率的直接表现。
今年江南和东南两地在中原局势突变的时候，公子高在没有得到咸阳授权的情况下，果断指挥两地军队攻打楚国，开辟东南战场，及时救援了中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假如没有公子高的决断，没有武安侯公子腾和昌平君熊启的临机处置，中原或许就全线丢失了。
咸阳面对这一新情况，不得不进行艰难抉择。从律法上来说，公子高、公子腾和熊启都严重违律，挑战了咸阳宫的权威，违背了中央集权制的基本原则，要严惩不贷，假如听之任之，地方势力必定效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必将因此而削弱。但从事实出发，从统一进程加快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形势出发，咸阳宫却不能惩罚他们，因为这一惩罚，中央权威是维护了，但地方上却更加束手束脚，事事都要请示中央，等待中央的命令。代北、江南这些地方距离咸阳数千里，请示奏章还没有抵达咸阳，当地的局势可能就发生了新变化，最终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咸阳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继续集权于中央，还是适应新形势，把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的后果同样严重，权臣跋扈，地方割据，中央权威急速下降，统一大业或许就此葬送。这时候，宗室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关键时刻还是血缘关系最值得信任，血脉相依的亲人最为忠诚。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但值此关键时期，秦王政还有选择吗？
秦王政没有惩罚公子高和公子腾，也没有封赏，朝野内外都在等待结果。现在结果出来了，秦王政和中枢不得不正视现实，把权力下放，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