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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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可千万不要出巡。”宝鼎告诫道，“目前这种情况下，陛下必须坐镇咸阳，以维护和稳固中央的权威。”
出巡就要离开京畿，皇帝离开京畿就会让王国承担一定的风险，假如皇帝威信高，中央权威大，偶尔的出巡尚可接受，但在帝国目前这种紧张局势下，始皇帝如果出巡，不但无助于增加中央的权威，反而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将置王国于危险之境。
事实上，历史上的始皇帝如果驾崩于咸阳，历史肯定会改写，帝国的国运或许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还可以传个几世几代。
“你对大一统的认知更深刻了？”始皇帝忽然转换了话题，颇有兴趣地问道，“说给朕听听。”
宝鼎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把“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的根源来自于“法治”和“礼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做了一番阐述。
“集权”和“分封”这对深层次的矛盾如果不解决，必然引发血腥的政治风暴，不杀人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而杀人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矛盾是靠杀人来彻底解决的，杀人只会让矛盾爆发得更猛烈。这一点始皇帝有亲身经历，有血淋淋的教训，稍点即透。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文化的统一，就是把传承了八百余年的中土不同文化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文化，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先中央集权，然后实现统一，至于中土统一后，如何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施中央集权，实施“法治”，他也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他的法家思想的产生土壤是诸侯并列的分裂和战乱时代。
荀子的儒家思想是先实施“礼治”，以仁义和王道来实现统一，同样，荀子也没有给出中土统一后的治国思想。
何谓“师古”？说白了就是淳于越之辈都是墨守成规之徒，不敢超越古人，也不敢正视现实，更没有能力在先辈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
何谓“从今”？说白了就是李斯之辈同样墨守成规，同样不敢超越古人，只能抱着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亦步亦趋，想当然地认为法家思想既然能帮助大秦富强起来统一中土，当然就能让统一后的中土也能强大起来。
始皇帝笑了起来。
宝鼎未免太过猖狂，竟然全盘否定，但仔细想想，又不能不说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在你看来，这种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需要百年时间，是吗？”始皇帝笑着问道。
宝鼎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
历史没有给他答案。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源自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创造的辉煌则来源于董仲舒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土文化的统一，并在文化思想上统治了中土两千余年，但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有个前提，那就是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的彻底灭亡。
中土文化的统一不是旧儒学的简单传承，而是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涅槃重生，是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肥沃土壤而绽放的璀璨花朵。
在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上，在中土实现了大一统但未能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下，谁能打破旧思想旧文化的桎梏，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即便董仲舒来到了这个时代，他还能创造出新儒学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大秦帝国按照大汉王朝的路子走下去，先“与民休养”恢复国力，其次撤藩完成中央集权制，那么在思想文化的开创上，同样可以沿袭汉武帝的治国思路，那就是“法治”和“礼治”并驾齐驱，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时施展。儒学重仁政，讲究以lun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制，重在政治事功，这两种思想在汉代就即彼此融合，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中土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都是政治事功与lun理劝导，这其实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的新儒学就是融合了儒法两家思想的新文化。
“能否给朕一个答案？”始皇帝等待良久，看到宝鼎欲言又止，却迟迟不开口，忍不住催促道，“不管对错，权当笑谈，如何？”
“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前提是必须符合帝国发展的需要。”
宝鼎不再犹豫，还是把汉武帝的治国思路和董仲舒的新儒学做了一番简要的介绍。
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其实有一个重大弊端，那就是人治大于法治，但大秦的“法治”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治，相当程度上还是以“人治”为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个时代是不存在的。
始皇帝耐心地听完，然后低头沉思。
宝鼎的这种说法其实不新鲜，这个时代诸子百家早就开始取长补短了。儒家大师子夏早在西河授学的时候，就融合法家学术了，而荀子的“礼治”思想中就融合了法家治国理念。韩非子从师于荀子，但韩非子却是法家思想的大成者。李斯也是荀子的学生，但李斯研习的也是法家学术，而他的法家思想中就带有明显的“礼治”色彩。
“你现在倾向于儒学？”始皇帝忽然问道。
宝鼎急忙摇手，“内儒外法，还是外儒内法，其实本质上差不多，都是法治和礼治双管齐下。大秦以法治赢得统一大业，但统一后，法治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保持自身的生命力，而融合儒家的礼治思想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思路。”
“中土文化的统一，单靠诸子百家单方面的融合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宝鼎继续说道，“帝国必须进行引导，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被动等待，其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统一后的中土已经失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土壤，陛下迟早有一天要宣布，帝国要罢黜百家，独尊法术。”
始皇帝的眼中掠过一丝诧异。他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他本来想通过博士议政制度来促进中土文化的统一，但结果让他非常失望，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家大贤们竟然为“分封”提供思想支持，竟然要破坏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要把中土再次推进分裂和战乱的深渊。如此倒行逆施的思想和文化，要之何用？
“中土的统一不仅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土壤，所以，欲速则不达。”宝鼎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帝国首先要维持国内的稳定，要击败入侵的匈奴，然后才能腾出手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等到国力恢复了，中央拥有绝对权威了，那就迅速撤藩，完成中央的高度集权。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应该诞生了，中土文化统一的时机也应该到了。”
始皇帝没有回答，静静地思考着。
第427章 输了一局
当前帝国国策正行进在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当初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持“稳定”战略的贵族们和以关东系、老秦人为首的主张高速“发展”战略的贵族们在历时三年的反复博弈后最终达成的妥协。
这种妥协下的战略符合当前中土形势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当前深陷危机的中央财政，缓和了当前朝堂上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始皇帝和贵族统治阶级迫于当前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基本上都能接受并实际执行。
整个统治阶层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和实际执行是保证帝国平稳发展的重中之重，假如中央的战略得不到整个统治阶层的实际执行，贵族们都阳奉阴违甚至蓄意阻扰破坏，那后果不但是各种矛盾的鸡烈化，整个中土局势也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这是一种好现象，应该是帝国贵族阶层乐于看见的局面。
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来源于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做为帝国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对帝国国政的直接干涉。
正是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对咸阳宫的坚决支持，才有了远征西南，而远征西南这一伟大功业竟然奇迹般地在一年内就胜利完成，导致咸阳宫一夜间便扭转了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于是功臣们妄图借助西南远征失败和中央财政崩溃这双重危机逼迫咸阳宫进一步打开分封之门的图谋彻底失败，不得以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接受了帝国开国之初仅仅建五个封国的现实，然后为了加快和发展地方势力，以便在未来与中央的对抗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他们以最快速度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向武烈王公子宝鼎和北疆武力做出了妥协和让步。
于是，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得以成为帝国在开国之初的国策，而以集中帝国全部国力进行南北战争成为帝国未来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任务。
这一切都满足了公子宝鼎的愿望，同时也把公子宝鼎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宝鼎和北疆由此成为帝国政治漩涡的第二个中心。
帝国初建，百废待兴，国事不但异常繁忙，更不能出丝毫的差错，一步错则有可能功亏一篑。
这时候始皇帝必须坐镇中枢，统筹全局；这时候始皇帝只能把发动南北战争转移国内鸡烈矛盾的政治重任托付给年轻的武烈王。这与他是否信任武烈王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策略是武烈王提出来的，理所当然由他来实施最为合适。看看今日朝堂，还能找到一位比武烈王更合适执行这一政治重任的鼎柱大臣吗？但这还不够，当始皇帝和中央指挥帝国全力以赴稳定和发展中土的时候，当武烈王和北疆武力集合中土全部国力戍守疆土的时候，豪门贵族及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如何遏制地方势力对抗中央，从而保证地方郡县忠实地执行中央命令，是一个必需解决的大问题。
武烈王建议由太子扶苏巡视天下，一来可以培养太子的执政能力，二来可以促进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三来可以帮助中央及时解决地方郡国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四来可以有效监控和遏制地方势力，最后，还可以控制太子一系的发展，以避免太子一系在政治上与始皇帝形成对抗，避免咸阳政局频繁掀起波澜。
历史上始皇帝一次次巡视天下，这也导致帝国政局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但始皇帝巡视天下的政治目的不会因为历时轨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始皇帝极有可能像历史上一样一次次巡视天下，如果能让始皇帝坐镇中枢，让扶苏代替始皇帝出巡，岂不正好可以弥补因为始皇帝一次次出巡而导致的一系列政治危机？
始皇帝坐镇中枢，太子巡视天下，武烈王公子宝鼎镇戍北疆，假如帝国政治能实现这一格局，显然可以促进帝国的平稳发展。
始皇帝对宝鼎的建议颇有兴趣，打算召集太子和中枢大臣们仔细商讨一下，但此策对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太大帮助。
若要解决帝国深层次的矛盾，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宝鼎的这一说法深得始皇帝的赞同，但问题是，太子的政治理念与始皇帝的治国方针有冲突，始皇帝担心自己升天之后，太子会改变帝国的既定国策，让帝国的政治轨道偏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所以始皇帝非常焦虑，打算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确保帝国的政治轨迹可以历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不变。
始皇帝能否达成自己的愿望，宝鼎的态度很关键。
宝鼎很努力，在政治博弈中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他联合始皇帝遏制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阻止功臣们加建更多封国的图谋，同时却又利用功臣们的力量对抗中央集权，尤其在财经政策上，更是不遗余力的阻扰中央增赋加税和打击工商业。
但是，宝鼎始终不干涉中土思想文化的统一。始皇帝和中枢一直非常重视大秦的学术文化建设，宝鼎更是屡次提出建议，甚至一度以武力从齐国的稷下宫强抢诸子大贤，淳于越等关东大贤就是被他“抢”来的。奇怪的是，自从宝鼎出任太傅，主导国策变革以来，宝鼎就有意识地回避这一块，更绝口不提他曾经非常推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建设战略。
宝鼎可以回避中土的文化统一，毕竟他这几年的重任是镇戍北疆、戍卫中土，但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却无法回避，于是各种变革策略接踵而至，比如博士议政制度，比如大学宫制度，比如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的教育制度，比如擢拔关东士人入仕的选官制度，等等。凡制度都有其利弊，而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试图统一中土文化的制度首先牵扯到的是大秦军功贵族和关东士人对利益的争夺，于是冲突层生，矛盾鸡烈，弊端渐大。
大秦的豪门贵族在保住自身权力和财富的情况下，借助中土文化统一之便利，把关东士人拉进了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之中，这无疑直接损害了大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