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清朝当皇帝-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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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年间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30％。

至于厘金，则是另外一样害民的东西。厘金起源于咸丰于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地军饷。当时清廷根本没有多余钱支付军费，而清朝早在顺治年间就定下“永不加赋”的铁律。

于是当时朝廷官员就想出一招，在各地设局劝捐。说是捐款，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加赋。

全国局卡总数有二千二百三十六处之多。局卡既多，用人亦滥。厘局差事最优，厘局薪金不多，主要是靠侵蚀朘削而得此巨款。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万金或三、五千金不等。官场中竟有谓“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而在同一地区不但捐局系统庞杂，而且厘捐名目繁多。以江北为例。抽捐机构有江北粮台、江南粮台、漕河总督和袁甲三军营四个系统，由扬州至淮安不过三百里路程，中间设有八个厘卡；苏州至昆山不过五十余里，竟有四处收厘卡。

捐务名目各有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等等。甚至江南、江北军营各自为了争夺饷源，还发生越境设卡抽厘的纠纷。

厘捐如此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了生产发展。同时。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土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土货的竞争能力。

改变了货币制度之后，如果不再用银子作为主要流通的货币，那么火耗就没有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可是却让各地督抚少了一个抓钱的工具。

对这些当官的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清朝本来对朝廷官员的俸禄就给的比较少，但是仍然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民间说法，可见在其他地方官员的腐败。如果没有其他政策相应出台，而贸然退出更改货币制度的话，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关绪清还是决定在退出货币政策的同时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厘金则直接取消。

关绪清用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明了的办法，大清银行退出纸币十银元、二十银元、五十银元、一百银行、五百银元、一千银元。

百姓可以用银子去各地大清银行兑换纸币，兑换比例按照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而市面上之前流通的铜板同样不得再用，取而代之的是新造的一元的硬币。

由于百姓去大清银行兑换纸币时有许多碎银子，关绪清按照一分银子九分铅的比例制造出一元的硬币。

有了英国的1000万英镑作为外汇储备，币制改革也相当的成功。有了新的币制，国内就可以形成单一货币的流通市场，不用像以前，这个省用毫洋，那个省用半开、银角子。统一的货币对商业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将国内市场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国家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对于国家经济的调节能力也就更强了。

国家推出了纸币，百姓都用纸币交税，不用再借口“火耗”多收钱了。这条政策出台之后，引起了全国百姓的共鸣，各省的大清银行都出现了挤兑的情况。一夜之间各省银行内银子都堆成了山，印出的纸币一时之间都在全国风靡地流动开了。

不过当时的传播渠道实在太过单一，初了衙门口的告示，各种报纸之外。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许多乡下地方都不知道出纸币这样的事情，仍然使用银子也是有的。或者有的不知道一两银子兑换十银元纸币，被同乡用十两银子兑换十银元。

在部分地方也闹出了一点事情，不过总体来说这次货物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百姓也看到了政府在为他们办实事，有的时候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

在当时来讲，只要吃的饱，穿的暖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而在关绪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需要的可能……甚至……是整个世界！！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

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日本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日本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

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日本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日本作比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国多大，日本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

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起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

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最好地写照。

关绪清采取地政策与结论略有区别。毕竟，进行那样一场颠覆性地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关绪清只需要人民都体会到危机感就够了。真正的觉醒还是靠国家机器推行地教育来完成。

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像关绪清这样热衷于民众的觉醒。他们永远把巩固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们信奉的经典。

正因为关绪清特殊的经历不可复制。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历史重来一遍，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也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

逐鹿东亚　第一百章　五年计划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在关绪清的要求下，以恭亲王为首的内阁递上了《统筹规划五年邹议折》，虽然新政在关绪清的潜移默化下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但真正作为文献、系统地出现，这是第一次。所以后世的史学家，也把这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奏折作为“光绪改革”的起始文献，虽然它只能算作一篇五年计划。从这一年起，中国正式进入了“光绪新政”时期。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了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像明年光绪十三年，接受六年义务的省份将再扩大九个省，分别是：越南、越北、缅甸、台湾、河南、山西、陕西、吉林和黑龙江，还有就是降低成人的文盲比例。这个关绪清打算靠近几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来推行，借机也可以扩大清华大学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

关绪清的计划是，通过这五年时间，把识字率提高到30％本完成在全国所有省份内的基础义务教育普及。为此，他甚至强硬地把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并且硬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教育支出都不能低于这个比例。

而地方省、府、县各级财政也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吏部将把教育推行列入官员的考核范围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相信这在不管哪个朝代都不会过时，而在清华大学一批接着一批的大学生毕业后，就想春天的种子一样在各省播下，希望将来能够满地开花。只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国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

在加大教育投入方面，关绪清还想到了后世地一些方法。像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贷款机制；重构税种，征收教育税；发行教育彩票；发展各类民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关绪清打算采取的是第一条和第四条。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二条和第三条措施不好。

征收教育税这在西方早已有之，像美国有28个州设教育开税种少的有12种，多的设几种源。这不仅有利于足额征收教育费用，而且有利于教育经费的逐年稳定增长。但在中国。几千年私有制文化的熏陶下，百姓对税没有多高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轻徭薄赋的就是仁君。

征收重税的就是暴君，要想改变对税地错误认识，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在中国，要想维持国家的凝聚力。

统治者的个人声望是一件很重要地事情，尤其是人民已经开始觉醒的时候，关绪清并不打算为了教育税而破坏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政府形象。

同理，发行教育彩票暂时也只可能是镜中影、水中月的事情。虽在整个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财政压力又很大地背景下，发行教育彩票是一条可行的投入渠道。

像后世英国每周彩票售额已达1亿英磅，美国仅德克萨斯州的年彩票销售就达到32亿美元。美国有13个州部分或全部把彩票收入投入到教育中。加利弗尼亚1美元的彩票就有34分用于教育。发行专门地教育彩票。能更好地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发展教育事业。是远比那种希望工程要好的多。

所以关绪清只能把扩大教育投入的希望寄托在另外两条措施上，好在这两条都十分切合中国的国情。

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贷款机制，就是国家把主要的投入放在义务教育上，而非义务教育在明确国家担负一定培养费用的情况下，按照“谁受益，谁承担”和成本分担的原则进行收费。

考虑到高等教育成本甚高，保证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及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最后关绪清把大学的学杂费定在了占培养一个学生总经费成本的5O％～65％这个范围内。

对于特别困难者，国家通过建立学生贷款、奖学金等多元化资助体系保障有才华但家境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这正是国际惯例。如美国执行“学费折扣”，对那些不能负担全部教育费用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

澳大利亚从1989年开始正式实施‘高等教育献方案‘的学生资助政策和澳学助学金。

除了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教育的规划也是这次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确定教育经费分配的问题。一般来说，国际上教育经费分配的变化是与经济、教育发展变化相适应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以义务教育（一般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阶段）为重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向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经费分配也相应调整。曾满超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成本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公共经费占整个经费的一半，中等教育占13，15。这种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形是稳定国家投资主要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年义务教育占总经费的59％，开设私立学校。集聚民间财力加以实现。这对一切教育经费短缺而又奉行“追赶战略”的中国来说，不无参考意义。

自亲政以来，关绪清对教育方面地投入，主要集中在建设大学上面。这种“精英教育”与关绪清迅速聚拢一批有用之才，以进行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愿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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