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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血色码头-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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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马有义的。他想他是可以帮助马有义的。他也要做马有义那样的聪明人、贼大胆儿,他也要当“诸侯”当书记当市长。

盛慧长趁小姨坐下来问候母亲的当儿,猴到她的身边了。他像小狗似的将鼻子凑近小姨裸露的脖颈,嗅嗅着。他的鼻息吹到小姨的皮肤上把小姨逗笑了。“二吊子,你做甚?”小姨笑着用臂肘戳了戳他,但他知道小姨并没有生气。

“小姨小姨我让你看个有趣事儿。”慧长说。

小姨手抚哮天犬的长毛说:“二吊子当副团长了,有趣事儿也多了?是关于哮天犬的吗?”

慧长说:“不是。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盛慧长拉起小姨朝外走。他们家后院养着三只鸡。一只公鸡两只母鸡。盛家的鸡原来是一大群,前段“吃大户”时,都让人们逮去了。这三只是腿快逃脱了的。那只公鸡通身火红,是个又大又蛮的家伙。它整天围着母鸡们打转转,将母鸡们追得咯咯叫。这家伙也是个像马有义一样的聪明人。当某一只母鸡不上它的当,一边叫着“泼烦死了,泼烦死了”一边躲闪时,它便故意作一副冷淡对方的样子,好像“泼烦”的该是它而不是对方。它将目光转向另一只母鸡。故意朝另一只母鸡大献殷勤:“这个颗颗你吃喀,这个颗颗你吃喀。”在短暂的时间内,它耐着性子不朝那另一只母鸡飞扑,表现得格外温文尔雅。它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如此者再三,然后瞅那母鸡不防备时,突然就扑上了对方的背。那母鸡在做了做逃跑的样子后,竟两腿一蹴蹲下来任它轻薄,还快活无比地咯咯咯呻唤不已。这时,那先前躲避它的倒霉蛋竟自己巴巴地凑上去表示和解了,于是那聪明绝顶的家伙便在扭捏了一番后很勉强地翻身跨上了母鸡的背。盛家的人早就想拿这三只鸡开刀了,可爷爷不让,说:“鸡的命贱,可说到底也是命。咱不能光景好时一群一群养,光景不好就斩草除根。咱家人要不饿死,就让它们同咱一样吃。”当然,盛家人离饿死还差得远,这鸡便依然精神抖擞地活着。并且,照常在干着它们男欢女爱的勾当。

慧长拉着小姨璐璐走到后院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情景与平日相仿佛。不过,那公鸡今日又玩出了新花样。它奓着翅膀横踮着“红演员”一般的舞步先作势朝跟在它左面的一只母鸡扑去,就在那母鸡矜持地朝一边躲闪时,它突然又转向跟在它右边的毫无防备的另一只母鸡,猛然一个横步便成功地跨上了对方的脊背。慧长见此,不禁欢呼道: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家伙!

小姨璐璐也饶有兴味地笑了,笑着说:“二吊子,小姨正有话问你呢。”慧长说:“我也有话问你呢。”小姨说:“好啊,你先问。”慧长指指公鸡母鸡道:“你瞧他们那是在做甚?”

按照慧长的想象,小姨璐璐此时应当是羞红着脸看他一眼,掉转脸看着别处不说话,或是朝他啐那么一下,说:“不知道!”那时,他便会很有学问地对她说:“那叫踏蛋儿。公鸡母鸡不踏蛋儿,生下的鸡蛋是彩婆蛋(方言,孵不出小鸡的蛋)。”接下来,他就会把话题引到马有义身上去。他会说:“那公鸡真是个聪明人,马有义也是个聪明人。”然后就对她说:“聪明人最爱踏蛋儿。马有义也爱踏蛋儿。”那时,小姨必定会问:“他想和谁踏蛋儿?”他就顺理成章地说:“他想和你踏蛋儿。”

然而,遗憾的是小姨璐璐并没有羞红着脸看他,也没有张乔张致地朝他啐那么一下,当然也没有容他把话题引到马有义和“踏蛋儿”上去。她看看那些公鸡母鸡,又看看他说:“它们在恋爱。世界上多数动物都是要恋爱的。”小姨璐璐说出那话时,语调说不上激动,也说不上淡漠,是那种平和中有点儿板正的样子。这样子慧长好像很熟悉。细想想,是他那些老师们讲课时的样子。不过还好,她没有说“踏蛋儿”,却说出了“恋爱”的话。慧长想这“恋爱”肯定是比“踏蛋儿”优雅好多的一个词儿,肯定和那“日”是个完全不同的词儿。那么,他就用这个“恋爱”的词儿表达那“踏蛋儿”的意思了。

慧长指指大公鸡对小姨璐璐说:“那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小姨看看他问:“这就是你要同我说的话?”慧长说:“马有义也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小姨璐璐哈哈笑了,说:“啊呀,二吊子,你这个比附好!”慧长说:“聪明人最爱恋爱。”

不知怎回事,他总觉“恋爱”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点拗口。不过,管它呢,且让他按预定计划继续往下说事儿。

“啊,多么伟大的发现!我们二吊子真是了不起。”小姨璐璐笑得更响了。慧长说:“你别笑。我是正儿八经和你说话呢。马有义也想‘恋爱’了。”小姨璐璐歪着头问:“和谁呀?”慧长说:“和你呀。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他想和你恋爱。你和他恋爱,也就是和党恋爱,和人民恋爱。”

小姨璐璐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说:“是他让你说媒拉纤啊?好了,好了,现在该我问你话了。你看见你爹和程环伯伯了吗?他们近日都在干甚?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

83

这一年的夏末秋初,山西省国民政府参议员程珩辞职回到了他的家乡碛口。

原来,“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因为与共产党的“合作”实际破裂,蒋介石又以“增援”为名,派胡宗南进占晋东南并一直赖着不走而感到了一种“四面楚歌”的恐慌。这一情况自然瞒不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他们先派出一个名叫白太冲的汉奸偕日本特务小林高安潜入晋南打探虚实,接着便派人秘密会见阎锡山实施拉拢。阎由此发生动摇。阎锡山先释放两名重要日俘,并将他的族孙阎立仁送太原“经商”,以表示对日“友好”之意向。由之,双方开始了进一步的高层“接触”。去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阎锡山为此次谈判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赵承绶代表阎锡山要求日方先为山西装备三十个团的兵力,并将孝义归还中方。对此,日华北驻屯军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此一谈判一直延续到今年3月,日方答应阎提出的所有条件,双方签署《汾阳协定》。

在克难坡,阎锡山上述行动,开始只有少数几个最核心的人物了解,一般人只是隐约听得些风声罢了。如此,当《汾阳协定》签订的消息真个传开时,便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石击起千重浪”的震撼。早在去年冬天,程珩就听说了阎派人与日方“接触”的事。这消息让他半信半疑,内心充塞了无法言表的徬徨与苦闷。年关到来的时候,他的妻子盛秀兰死难的噩耗传来。返乡奔丧期间,他是深切感受到“百感交集”的滋味了。作为丈夫,他感到有愧,愧对妻子多年来对他的那份情意。他为自己未给妻子应享受的珍爱和呵护倍感内疚。说起来,他们成亲已有十多年了,可他仿佛刚刚发现妻子原来竟是这么一个刚烈的女性。一时间,妻子那一双怪模怪样的小脚竟也变得美丽无比了。站在她的灵前,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日本鬼子,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在这个仇敌面前,他没有做到她那样的英勇无畏啊!于是他的思维又回到了克难坡。彷徨与苦闷已为忧虑和焦灼所取代。丧事过后,他匆匆返回任上。

克难坡幽暗阴冷依然。

当那《汾阳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入程珩的耳廓时,他在一瞬间的错愕过后,内心便只剩“愤怒”两个字了。作为省府参议员,他当即去见省主席赵戴文。赵戴文客气地请他坐下品尝“云雾”,对他妻子的英勇牺牲极表赞佩与痛惋,又不厌其烦地询问他返乡奔丧的种种见闻,却绝口不正面回答程珩提出的问题。最后,当程珩愤怒地质问:“《汾阳协定》的事您到底知道不知道?您到底持何种态度?”赵戴文才说:“程先生您放心。我赵戴文向来对司令长官都是言听计从,但在这件事上绝不含糊。如果他真的投降日本人,我宁肯跳黄河去死,也绝不跟他回太原去事敌。”与赵戴文这一“宣言”相呼应,晋系军政干部中的大多数都明确表态,绝不与鬼子妥协。而此时蒋介石也已侦知阎的这一动向,一面派出大批特工对阎实行严密监视,一面答应阎:中央将酌情在兵源、装备等方面给山西以补充。就在程珩会见赵戴文三天后,阎锡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军政干部代表座谈会。程珩也被邀请参加了。阎锡山在会上慷慨陈词:我阎百川(阎锡山字)自打“七七”事变以来,是没有一天不想和日本人拼命的。诸位想必没有忘记绥远战役吧?从那次战役开始,我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可说到底,“拼命”拼的是金钱呀!老蒋捂着兜儿给不了咱几个大子儿,反倒派来个胡宗南赖在咱屋里不走。大伙想想他这是要干甚?还不是想从咱钱柜柜里抢钱啊?共产党哩,现在他是既防着咱抢他的钱,还想着从咱这抢钱。咱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该怎办嘛?我还是那句老话:存在乃发展之根本。咱得学会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现在我朝思暮想的是怎么把日本人兜儿里的钱弄出来武装起咱三十个团的兵力。咱武装起这么些军队为干甚?我阎百川不想受老蒋和共产党的摆布,难道就想受他洋鬼子的摆布了?

座谈会后,程珩情绪稍安。

然而,日本人的兜儿岂是好掏的?当他们发现阎只是一味索要“装备”而并不真的在投降之路上朝前迈步时他们也警惕起来了。日军侵华头子冈村宁次从南京专程飞抵太原研究对策,接着便一面警告阎“最后时刻已到,再不允许持观望态度”,敦促阎亲自出面进行谈判,一面加紧对晋绥军的军事扫荡,对阎施加压力。在此种情况下,阎的“戏”演不下去了,不得不答应亲自出面与日军驻晋头目花谷正谈判。5月11日,阎锡山与花谷正会谈于离克难坡不远的安平村窑洞内。花谷正单刀直入,逼迫阎在脱离重庆政府的宣言上签字,阎看看日军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自己要想在签字投降前得到那批“装备”几乎不可能,于是便在沉默四十分钟后,终于明确拒绝投降。花谷正恼羞成怒,一面加紧对阎占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调集军事力量,对晋绥军之劲旅三十四军给予毁灭性打击,扬言要“直捣”克难坡,还将安平会见的传单撒到重庆街头,离间蒋阎关系。

日方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倒是促成了晋系内部同仇敌忾的团结御侮,但接下来发生在克难坡的事却是程珩没有想到、无法接受的。阎锡山指使以王靖国为首的“山山铁血团”骨干分子对前段曾经怀疑过阎日勾结并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表过“激烈言论”的部分干部进行“甄别”,并以“诽谤领袖”罪秘密处死数人。程珩虽然没有被列入格杀名单,但也被软禁审查了半月有余。王靖国代表阎锡山向被“甄别”者训话说:抗战也好,国民革命也罢,要达成最后成功,没有对领袖的绝对信任和绝对服从是绝对不行的。

程珩从这三个“绝对”中感受到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沮丧。从打青年时代起,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可是与这三个“绝对”水火不相容的。他看着“铁血团”骨干分子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样子,突然想起有关这个组织叩头认主、歃血为盟的种种传闻,心中不由恍然:原来所谓“国民革命”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一次次农民“揭竿”的延续,不过是把这个土皇帝赶下台,再把那个土皇帝扶上去罢了,封建专制的实质并未改变。

对程珩的“甄别”终于结束了。王靖国代表阎锡山对他表示抚慰,说:程先生追随革命多年,工作一向兢兢业业、有目共睹,望程先生今后还能再接再厉。

程珩却是怎么也无法“再接再厉”了。他食欲不振,浑身稀软,头昏脑胀,心律失常,在床上辗转整整一月,突然想到了冯汝劢。年前返乡奔丧时,他见过他。他带着他去晋西模范高小参观过。当时,他目睹校园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睹冯汝劢那满脸的得色,一股怅惘之情突然在他的心头潮起。现在想来,那怅惘之情其实已是一种向往了。

程珩的“病”更严重了。有一天,赵戴文来探视,看着他萎靡不振的样子,叹息道:眼下,日本人随时有对克难坡发动攻击的可能。要不,程先生还是回乡去养一段?程珩作一份难舍难割状,说:“看我这一副样子,岂是养一段可能好的?程某已成废物一个了,实在是有负阎长官赵主席的栽培啊!我知道,战争年代兵以精为贵,我看不如就此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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