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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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4）
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工业社会中，依赖体力的工作越来越少，需要智力和技术的工作越来越多，只要女性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她们在智力和技术上就没有理由比男子差。因此，过分强调两性角色分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和人类进步有害。 3、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女性主义认为，对性别气质的传统看法已经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它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精神健康的评价标准。一个以精神病医生为调查对象的调查表明，他们头脑中精神健康的标准因性别而不同：他们对健康、成熟的成年男子的描述与对精神健康的成年人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独立性、冒险意识和自我肯定等；而他们对精神健康的成年女子的描述却包括温顺、依赖、易于为小事激动等。由此可见，传统的男子气质被医生看作是心理健康的规范和标准，这就使女性受到双重约束：一方面，如果她们打算做个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就很可能被戴上不正常的帽子 （有男子气的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她们用传统文化对健康成熟女子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举止，必然会感到忧郁，不满足和受到多种精神困扰。（雷泽蒂等，1993年） 因此，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激烈批判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范化，认为这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手段。她们对弗洛伊德“###忌妒”论的抨击特别激烈：###忌妒理论认为，女性胆敢追求生理上达不到的境界，是女性受罪的根源，谁若渴望过一种较少羞辱和约束的生活，谁就会立即被说成是不自然的，是遗传身分的变异。一个女人想反抗“女人味”即女性的气质、地位和角色，便会被看作近于精神病，因为正如“生理就是命运”一样，女人味就是她的命运。（转引自王政，1993年） 一个轰动西方的、对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具有颠覆性的发现是玛格丽特·米德 （） 对三个原始部落中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性角色的考察。她发现，虽然这三个原始部落座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其性角色规范却完全不同，尤其有趣的是，这三种规范又全都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性角色规范。其中第一个部落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都像西方文化中对女人的行为规范要求一样，即一种柔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眼中是“女性的”和“母性的”；第二个部落中，男女都如西方男性的行为方式，即一种残忍的富于攻击性的行为方式，脾气暴烈，敢作敢为，在性生活上积极主动，“具有男子气概”；第三个部落中，男人的行为就像西方文化中女人的传统行为方式——敏捷，负责购物，所负责任较女人为小，并在感情上依附于女人；而女人却个个精力充沛，善于经营，而且不事奢华，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管理者。（米德，第2页） 米德以她对原始部族的研究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鲜的证据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她的重要发现表明：世界上各个社会都有性别分工；这种分工的原因并非仅仅源于女性的生理功能；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因而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自然秩序”。尽管许多文化中都盛行男主外女主内，但的确也有男主内女主外的文化。米德的发现可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证据。 波伏瓦的观点也接近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有一次，当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女人天生比男人爱和平，女人是生命的孕育者，男人是天生的破坏者”这种说法时，波伏瓦说：“那真是荒唐，因为女人应当从人而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来争取和平。这种论辩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说女人们是母亲，男人们就是父亲。……总之，不管人们如何假借女性气质或女性本能的名义鼓励女性为争取和平奋斗，女性应永远丢弃这种‘女性’论证。这纯粹是男人的诡计，要使女性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实女人只要有了权力，其行为就与男人无异，绝无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厄夫人、撒切尔夫人及其他，她们当然不会突然变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波伏瓦，牧原编，第267页）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激烈批评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它的主要论点在于，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性别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女性运动把反对小学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内容提上了日程，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关于女性的错误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员会“改变方案”组那样有系统、有组织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所谓“改变方案”就是改变对女性态度方案。“改变方案”的发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学家。她认为应该从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儿开始进行教育。在里斯本，她们选了五所小学作为试点。她们制定了一份调查表格，让每个学生填写，从而了解孩子们在男女观念方面的状况，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胆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女孩子生来爱美，要注意梳妆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识、爱好学问；女孩子应该玩娃娃、过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车、玩动脑筋的游戏；女孩子长大以后要带孩子、管家务、依靠丈夫；男孩子将来才是在外面挣大钱、干大事的；在家里妈妈总是比爸爸忙，妈妈做饭，爸爸读报，妈妈打毛衣，爸爸看电视，因为家务活是妈妈的本职等等。“改变方案”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从幼年时代起，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新的观念：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区别之外，不论在学校里、家庭生活中和将来在社会上就业都没有理由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所谓男性职业、女性职业都是人为的。在家庭中家务由女性承担并非天经地义。教育女孩子要泼辣大胆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应该温柔细致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怀大志，树立男孩子能干的自己也一定能干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而这种尊重绝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那种“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实实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认她们的才干，平等地对待她们。（陆颂和，1986年）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5）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传媒却在讨论女性的“男性化”问题。这一讨论同上述西方女性主义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义的努力方向是试图模糊性别区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国的传媒却希望将被弄模糊的性别差异重新加强，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中国传媒提醒人们注意女性解放中蕴含的一种“危险”，即漠视女性特征的危险。有一位记者举例说，他参加过一次“中国新时期女性电影研讨会”，落座前排的女导演个个状如铁塔，声如洪钟；而坐在后排的男性评论家、理论家们倒是纤眉细指，低声低语。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这位观察者援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旨在说明女性丧失其性别特征是一种“异化”。他还断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慈悲、耐心、细致等特长不会随着社会政治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马凡，1988年） 的确，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已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现出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女性开始重新注重衣着化妆，表现“女性特征”的意识一旦苏醒，立即变得十分炽烈。女性意识的复苏还表现在大量的影视作品中。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常常使人忘记了“人是生物”这一点，而生物离开生物性活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将使生命变成机械并使其遭到毁灭，女性就必须履行自己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的职能，发挥母性和女性独特的社会作用。这类思想的本质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假定由于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热爱生命；可是男人也为生命贡献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将生命变成机械”，女性文化强调人的“生物性”，这是缺乏证据的。此类说法同西方有人将男性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辙，而这种划分是本质主义的。 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深入到社会意识中，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们在分析男女两性特质上的差异时都相信：女性逻辑思维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其实它却存在着极大的疑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宁说，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而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