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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一个人的圣经-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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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刚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过了几趟—他办公桌面对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便从办公室出来,跟随林到走廊尽头楼梯拐角,见没有人来,两人便站住。林急匆匆告诉他,快回家准备一下,机关的红卫兵马上出发,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谭的东西。他连忙下楼,拚命骑车,汗流浃背赶了回去,把他的东西全堆到他床上和床边地下。又急忙翻了翻老读书桌的抽屉,见到老谭解放前上大学时穿学生制服的一张旧照片,合影的一夥同学帽子上都有国民党的十二角白日标志的帽徽。他握在手里操成个纸球,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厕所的深坑里,转身回到院里,机关的小汽车就到了。 
  四名他机关里的红卫兵进到屋里,林也在其中。林知道他写作,却没有看过他的稿子,恋的是他,对他写的甚麽并不在意。她当然并非为他的稿子而来,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并非怎样裸露,却也相当惹眼,是他们在西郊八大处树林里野合前後拍的,只要拿到一张,一眼就可断定两人早越过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关系。林是位副部长的小女儿,已婚,丈夫是军人,也老革命家庭出身,在军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研制的不外乎火箭或甚麽新式武器。他对国防机密毫无兴趣,迷恋的是这位丽人,林比他还更主动,也更火热。 
  林故意显得十分轻松,大声嚷嚷: 
  “你这房里好小呀!也没个地方可以坐的。” 
  她分明来过,当然是趁老谭不在的时候,那时穿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背上的拉链一扯,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不像这会儿改穿一身军装,松松一系的大长辫子也剪成了两把刷子,用橡皮筋扎著,部队女兵标准的发式—也是现今红卫兵的款式。 
  “你弄点茶呀,渴死啦!” 
  林还故意敞开房门,站在门槛上掏个小手帕直插,显然要让院里在窗後张望的邻居明白,他们来查抄的并非是他,把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门一样热闹。 
  他赶紧给大家泡茶。那几位都说不用,不用,可已经败坏了这场清查具有的森严的气氛。再说,平时大家都认识,没带红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线,彼此彼此,似乎是平等的。红卫兵的头儿大年,一个胖墩墩的嘎小子,平时午间休息同他一起打乒丘、球,他们混得还熟。大年的父亲是部队师政委,戴的是他老子的旧军帽,洗得浅黄发白,扎的也是现役军人都不用的旧皮带,更显出血统的革命接班人气派。 
  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他和一些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也应邀列席会议。这大年崭露头角,骑坐在长桌的一端,对没资格入红卫兵的青年们说: 
  “今天来列席我们红卫兵会议的都算是咱们革命队伍的同路人!”还指名道姓冲他说, 
  “你当然也是!”以示不外。可他读过一联共党史一,知道 
  “同路人”到头来意味甚麽。这突然袭击要不是林通风报信,查到他这些稿子的话,他可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 
  大年一时还没拉下脸;只是说: 
  “我们来查抄谭信仁的反动罪证,同你没关系,哪些是你的东西?都分分开。” 
  他也做出笑脸,诅: 
  “东西都分开了,还有甚么要帮忙?” 
  他们也就都说: 
  “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哪是他的书桌?,” 
  “那张,抽屉都没上锁。” 
  他指点给他们,站到一边,这话算是他对同屋老谭能做的唯一的辩护,同时也就划开了界线。他事後才知道,就在他下楼骑车往这里猛赶的时候,机关大楼的前厅里贴出了红卫丘一的通令: 
  “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谭信仁!”老谭就此隔离在机关大楼里,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翻出了谭的笔记本、译稿、信件、照片和英文书籍。谭业馀翻译点英文小说,也都是亚非作家颇为革命的作品。可有本英文小说封面是个半裸的洋女人,这书便也搁到一边。抽屉垫底的旧报纸下;还翻出个白信封,打开竟然有几只避孕套。 
  “这老东西还干这档子事!” 
  大年拎出一只,晃了晃,大家都笑了。 
  不是当事人乐得轻松,人人都显示出清白无辜,他和林也都笑了,但避免目光相遇。 
  後来在批斗老谭的群众会上,追查有 
  “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这女人,怀疑是特务网路,谭不得不交代出这个寡妇,当即便通知这女人工作单位的红卫兵,也抄家了。谭的抽屉里”些感伤的旧体诗词,也许是写给那女人的,都成了 
  “怀念失去的天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红卫兵们见屋内砖地上有两块松动的砖,撬了起来。 


  “要不要找邻居借把铁锹?” 
  他故意问大年,免得也处於受查抄的难堪境地,同时也想恶作剧一下,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发掘,恐惧来自事情发生之後。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人屋里借来把铁镐—他们还真挖起来,弄得满屋泥土和碎砖没处下脚,镐便扔下了,没人再动手。 
  他後来才知道,机关的保卫处得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报告,说这屋里有无线电发报机声响,报告的想必就是隔壁邻居那位姓黄的老工人。他和谭上班去了,这退休在家的老头听见上锁的房门里志关了的收音机里的杂音,想当然以为在秘密发电报,要能抓出个敌人,便足以证明对领袖和党一片忠心。查抄之後,他在院子里同这老家伙照面,那老脸上的皱纹依然堆满笑容。灾难就这样从他身边擦过。红卫兵们走了,他望著一屋子挖开的砖块和泥土,、心想到等灾难也这样落到自己头上就晚了,这才下决心,把那些稿子和日记付之一炬;终於埋葬了他的诗情,童年的记忆,青少年的自恋、幻想和当作家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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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了灯,暗中同一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肌肤相挨,讲甚麽文革,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了,也只有这样学中文又有德国头脑的犹太妞才有这兴趣。 
  “还说不去吗”你问。 
  “听著呢,”她说。 
  你说有位中年女编辑,同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政工干部来叫她,说保卫处有她的电话。几分钟後她回到办公室,收拾好桌上的校样,望著一屋子的人面无表情,说她丈夫在家放煤气自杀了,她回去处理一下。同办公室的业务科长已经隔离了,处长老刘也被打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她只好向大家请一。第二天一早,她已经在办公室写好了大字报,同 
  “自绝於人民,由自绝於党”的她丈夫划清界线。 
  “别说了,听了特别忧伤,”她在你耳边说。 
  你说你也没一点欲望。 
  “这究竟为甚麽?”她又问。 
  “要寻找敌人,要没敌人这政权还怎么专政?” 
  “这就是纳粹!”她愤愤然, 
  “你应该把这儿一都写出来!” 
  你说你不是历史学家,没被这历史吃掉就够侥幸的了,不必再买奉给历史。 
  “那就写你亲身的经历,你个人的经验。应该把这些写出来,会很有价值!” 
  “史料的价值?等有一天成千上万吨的档案都能公布,这不过是一叠废纸。” 
  “可索尔任尼津——” 
  你打断她说你不是斗士,不充当旗手。 
  “可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你不相信?”她需要信念。 
  你说你不是预言家,不活的虚妄中,不期待夹道欢迎,有生之年你再也不会回去,也不必再浪费你剩下的这点性命。 
  她轻声说对不起,勾起你这些回忆,了解你的痛苦也就了解你,这你还不懂? 
  你说你从地狱里出来,不想再回地狱里去。 
  “可你需要说出来,这样你也许就轻松了,”她声音变得很柔,想宽慰你。 
  你问她玩过麻雀吗?或是见过小孩子玩麻雀吗?用根绳子栓住脚,一端牵在手里,翅膀一个劲直扑打,飞不了的那麻雀,拨弄来拨弄去,临了便闭上眼,一动不动吊死在绳子上。你说你小时候捉过螳螂,那碧绿的身子细长的腿,两把举起像大刀样的钳子,挺神气,到小孩子手上,拴根细线,两折腾三折腾,几下便支解了。你问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 
  “可人不是麻雀!”她抗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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