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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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充公归官，北京以外的财产，免予没收。长子纵容仆人虐杀婢女，拒绝其父母收葬，非法掩埋在家，判刑监禁三个月。至于虐杀婢女之罪，解释做牛家同意仆人虐杀，而将杀害之罪归之于男仆身上，将男仆判为充军远方，终身苦役。牛家的女人，真是叨天之福，因为国法对牛思道特别宽大，她们才蒙赦免。牛思道若判了死刑，他全家的妇人与未嫁之女，也要随同财产没官为奴了。
次子东瑜，一因诱拐良家女子，始乱终弃，二因企图绑架尼姑，玷污尼庵，两罪并论，斩首示众。他是这次复仇计划中之真正的牺牲者，不过他是罪有应得，并不冤枉。
牛家二少爷出斩的那天，半个北京城，高等社会，低等社会，男人，女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争看人人痛恨的牛财神的儿子活遭现世报应，千千万万人拥挤在天桥一带，甚至有十几个小孩子被踩伤，有的伤重致死。
尼姑慧能又回到她的假父母那儿。慧空和慧能可以自由还俗，与父母团聚。冤屈已伸，大仇已报，再不必怕牛少爷了。群众对掘出来被虐杀的丫鬟尸体，震惊和愤怒，犹如烈焰腾空之际，自然没有人去认真探听慧能的底细，直到几年之后，才真相大白。
所以革命兴起时，牛家已然失势，他家只靠着天津及其他地方的财产维持生活，在社会上丢尽了脸面。袁世凯在民国初年虽然再度得势，牛思道虽然想卷土重来，袁世凯却觉得爱莫能助。
过了几年，由于素云的丈夫经亚的关系，牛家的大少爷才在政府一个小机构里，弄到一个低级员司的差事。
第二十三章 牛家失势捉襟见肘 曾府燕居适性娱情
在社会上身份降低下来，再没有别人像素云感觉得那么深切，那么可怜的了。她在曾家是那么愁眉苦脸，那么抑郁寡欢，一半由于她总觉得背后有人议论纷纷，一半由于她对经亚感觉到失望。虽然经亚在北京的国民政府里得到了一个差事，她却大部分时间跟娘家人住在天津。因为她在婆家不办理什么重要家事，她每一次请求回天津去，曾太太都答应。在天津，她家的人正开始新的生活，她也在开始她自己的新生活。在这个北方的大商埠，麇集着无数的生活上丧失了基础的一类人，素云感觉到一种新的金钱崇拜的诱惑，现代奢侈的快乐，以及舞厅、戏院、汽车，种种新奇的时尚，而旧思想、旧标准很轻易的遭受抹杀，社会上的成功的标准也很轻易的建立起来——总而言之，有钱的人受到尊敬，受尊敬的人一定有钱，素云的本性就和这种情形不谋而合。她每次到天津就觉得受到刺激，也就在天津尽量多住，一回到北京，两个大城市比较之下，就觉得北京单调沉闷。她越来越习惯于天津这个庞大的通商港埠的生活，就越觉得北京的家像个监狱。
等牛家因恶遭报的大风波闹起来，曾太太严禁仆人们提起这件事，好使素云不致于太难为情。木兰，在素云家遭此祸事的那段日子，对素云特别体贴照顾。并且叫丈夫到监狱去探看怀瑜。她自己和曾太太也到素云娘家去探望。但是这种探望徒然引起了误会，招来了素云的恼怒。她心里觉得木兰是外面故作亲密，而内中正称心愿，正自鸣得意。曾家每去探望一次，总是更发现几件不愉快的事，结果倒仿佛是去刺探牛家的秘密。牛太太也许是不甘心这次崩溃，也许是承受不起这次致命的打击，总是天天闹脾气。她硬是不相信拿牛家的福气会一直蒙受耻辱，会一直跌倒爬不起来。她对她自己，对儿子怀瑜，还有她的命运，依然抱有万分的信心。她咬紧牙关要向那位御史，向所有跟她作对的人报仇雪恨。在人间她把握最大万无一失的，是官场，是政治。
她丈夫说：“算了吧！咱们没整个儿卷进去，就算天大的好运气。这该感谢摄政王，他还念着咱们过去的功劳。”牛太太说：“哼！我以前真没想到你这么没有用。若不是我，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山东钱庄的掌柜的！”
这位牛大官人现在算承认自己一败涂地，也觉得自己精疲力尽了。丧失了以前的自命不凡，现在又依然故我，成为以前那个地位平平的老实大好人了。也许是累够了，也许是失去了以前那份儿精神，也许是没脸见人，他在床上一躺就是六、七天，哼啊唉的叹息没完。牛太太就偏偏不愿看那么一个软精懦材没出息的男人，那样的女婿，那样的儿媳妇，她天天不停的哭。只有女儿素云还有点儿骨气，怀瑜的太太，软弱而愚蠢，丈夫在狱里，她更是无能为力。她对牛家也算有功劳，一个孙子连着一个孙子的生，名字叫国昌、国栋、国梁、国佑，都表示牛太太对他们的愿望，最后两个是双胞胎，还在襁褓之中，祖母已经对他们如此期许之甚。
木兰有一次去探望的时候儿，正赶上牛太太大骂儿媳妇，儿媳妇低声啜泣，小孩子们在一旁。这位儿媳妇的父亲是湖北省的督学，以前在牛家钱庄存了五万块钱。牛家垮台后三天去提款，这时牛家在天津及其他各地的钱庄仍然照常营业。牛太太拒不付款，很不愉快。现在牛太太正向俯首贴耳不敢反抗的儿媳妇发泄一腔的愤怒，儿媳妇简直不知道如何作答才好。
牛太太对儿媳妇暴怒如雷，吼道：“亲戚，亲戚还不如路人。简直是堕井落石！他良心何在？你忘记了他用我钱的时候儿我们怎么帮助他。现在他的女婿还在狱里，他就来逼钱。
真没想到我儿子会有这么个狼心狗肺的老丈人。“儿媳妇只好说：”这是我父亲的事，我和这件事也没有关系。“
正在这时，一个仆人通报有个建筑商，姓张，要见牛太太。牛太太已经忘记他，想不起他的来意。不过知道，在那些日子到她家来的没有好事。
门房儿把那个人领进来。若在以前，进来见到太太是不容易的。但是时候儿变了，门房儿就自做主张把他带进来，因为建筑商答应若把钱要到手，会分给他一份儿。姓张的建筑商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商人，穿的也是普通商人的衣裳，因为现在来见以前的牛财神，他犯不上再穿上最好的衣裳了。牛太太对门房儿说：“老蔡呀，你真是昏头昏脑的。你也没问我是不是要见他，就把他带进来了。”
老蔡回答说：“太太，他说他一定要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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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太太喊说：“你老糊涂了！那么说，随便一个人说要进来见我，你就带他进来吗？老爷现在生病躺在床上，我这儿又有女客。你们下人都是一样，主子一有麻烦，没有一个忠心耿耿的。”
这时候儿曾太太和木兰正来探亲，一看牛太太和商人有事情要办，就和素云、怀瑜的太太到隔壁另一间屋子去了。
牛太太向商人转过脸去问：“你要干什么？”
商人回答说：“我要我的钱。”
商人态度客气，但是话说得很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张字据。他说：“太太，三年前，我在方家胡同给您盖一栋三万五千块钱的房子。给牛大人盖房子，我敢赚一块钱吗？你当时给了我两万七千块钱，说就算是清了。像您这样官大势大的太太们这么说，我们敢怎么样？盖那栋房子，连工带料，我就赔了七、八千块钱。您当时答应我找官活给我做，那点儿钱，我就算孝敬大老爷了。后来，我不但一点儿官活没包上，而且每次我来，都不许我见您，可是王大耳朵把活都包去了。现在我也不再想做官活。我要我的钱。八千块钱加这三年的利钱，应当是一万两千多。我是生意人，不能像你们做官的在纸上写点儿什么，就能上千上万的进洋钱。”牛太太不肯付钱，并不是说什么道理，只是说她没有钱，意思是不打算给。商人失去了客气礼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于要打官司告状。素云在里间屋愁眉苦脸。曾太太觉得当时太难为情，就和木兰从另一个走廊连忙溜走了。后来，木兰听素云说，由于门房儿答应代垫四千块钱给那个商人，事情才算了结。其实说是四千块钱，商人只拿到三千。
另外一次前去探亲，木兰又知道了一件事，也是素云引以为恨的。木兰发觉牛太太，也就是素云她妈，在家有一个私生女儿，叫黛云，八岁大。黛云像一般的私生子一样，非常聪明，不过没有她母亲美。脸上多肉，嘴很敏感的样子，倒像她父亲。非常活泼，爱说话，可以说是家里的一个精灵鬼儿。牛太太虽然把丈夫看得很紧，禁止他纳妾，可是也不能完全阻止他在外头有那种事情。她发现之后，大怒，立刻逼着丈夫丢开那个情妇。她丈夫一向俯首贴耳惯了，至此颇觉丢脸，像个逃学的顽童一样，只好老老实实的就范。黛云的母亲接受了三千块大洋，被送回南方去，禁止再踏进北京城，否则后果严重。那时牛家气焰正盛，黛云的母亲知道马祖婆的虎威，不可与之抗衡，悄悄儿南下，被迫把女儿扔下。那时黛云正好六岁。现在她不得不叫牛太太“妈”，但是由于环境关系，不久就变成了个小叛徒。
等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牛太太觉得时机已至，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算给丈夫弄个官职，竟然失败。袁世凯很有用人的眼力，他用人的时候儿，他知道这个人求官的动机为何——求钱，求名，求势力，求女色，他总让人人称心如愿。可是他决不愿用像牛思道过去那么名声狼藉恶迹昭彰的人，让自己的新政权受到污染。所以他对为牛思道说项的人，说先让他休养些日子，这样说来还算中听。牛家遭受了这种挫折，也渐渐接受了这种新形势，于是在民国二年，决定搬到天津去住。住在租界里，交新的朋友，形成新关系，也摆脱了旧日闲话中伤的气氛环境。
在曾家，素云感觉到那种气氛——因为这些事情只有感觉到，并不是谁分明用嘴说出的。由于素云对仆人的态度，这种紧张的情形越发加甚。她的丫鬟金香，向来跟别的丫鬟很冷淡，从不接近，因为素云不鼓励她去和别的丫鬟厮混，或是和她们亲密结交。一天，金香向曾太太的丫鬟凤凰找碴儿吵架。凤凰很高傲，话里有一两句显示讽刺的味道。金香向主人告状。素云把这件事告到婆婆那儿去的时候儿，婆婆早已听见自己的丫鬟说过那次口角发生的情形，因此不肯在素云面前责骂凤凰，素云就把这件事做为自己在家里站不住脚的证明。
因此之故，素云常常请求回天津娘家去。在曾家，有老祖母高高在上，下有干练的曾太太，使那么个大家庭人人各守其份，各尽职责，素云的跋扈飞扬的本性，压制得无法施展，她颇为不乐。素云虽然是离开北京到天津娘家去住，可是她并不和曾家的生活一刀两断。不管古往今来，每个人的生活，一定会影响他周围的别人，尤其是家族的关系。素云离开北京，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和不满足的野心，就影响了经亚，就犹如木兰的生活之影响荪亚，此种情形，容后再说。
在目前，荪亚是闲在家里，享福度日，经亚在政府机关里有个差事。荪亚向父亲说，政府目前太不安定，并且因为到了民国时代，也许不应当像以往那样做官，他自己也可以走另外一个行道儿，他若再多念点儿书，也未尝不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他也正遭遇到选择职业的问题。他没有向父亲说出口的，是他厌恶政治。
他父亲对民国这一代并不热心。似乎是由于政权的转移，满清官场那种味道都已破坏无余。他觉得民国的官服太可笑。他在不得已之下才剪去了辫子，认为这是老年人的老不正经，颇失老人的尊严。倘若他在新政府为官，他要不要穿那种丑陋的怪裤子？穿那种怪领子的衬衫？也系上那样的领带？要不要像自己几个老同僚看来那么滑稽可笑？穿着中国的长袍而带上外国的呢帽，看来又成什么样子呢？曾文璞是一个高雅之士，为了身份体面，也戴瓜皮帽盔儿一直戴到老，这种帽子和他的中国长袍儿是正相配合的。因为他习惯于中国长袍儿轻松洒脱、飘飘然的线条，走起来显得步态大方而悠闲从容，他想自己穿着裤子让人看到，真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外国绅士穿裤子，才走得那么快，像贩夫走卒那么没有尊严，所以中国才叫他们直腿鬼子。他看见些年轻的返国留学生，还有南方来的革命党人，走路拿着文明棍儿，戴着烟囱帽子，说南腔北调儿的官话。在他心里，很看不起这种人。若是这类年轻的后辈新贵或是暴发户儿跟他握手，他觉得握手太不雅观，太尴尬，手摸手，太亲近了。官衔也改变了，旧的联想含义都一扫而空了。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早已废弃。大臣不再叫郎中，六部中副级的大臣不再叫侍郎，一省的最高长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