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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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的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我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 ① 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①，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访日归来（2）
三
在京王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场“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做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幸福（1）
一
我上月中旬带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受到中大师生的盛情接待，回沪后因写字困难，过了十多天才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见“香港的夜”①，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为了酬答友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年轻二十岁，那么我可以多写，写尽我心中积累的感情。
……我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写作五十几年之后我重来香港，仍然是满目灯光。我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们，我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偿还友情的债。即使还不清，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动身返沪的那天，在机场上见到您，我没有讲什么。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二
上面的信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话却是对许多人讲的，因为这是我心里的话。本来我应该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可是我没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没有保证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扰夺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但困难吓不倒我。我耳边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会使我昏迷。从香港回来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楼太阳间的书桌前，只听见一片“知了”声，就是说我耳鸣相当厉害，可是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拿着笔，一边在回忆前一个“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感觉到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念风景如画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在那里我参加过几次同大学师生的座谈会。我始终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拿着高的稿费过着优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样看待你的读者？”可能是我弄错了，记错了，原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我的女儿小林那天也在场，她就说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当时我也不是照那个意思回答问题。但究竟是怎样回答的，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便说不清楚了。我记得的只是写在上面的那一句话，它一直折磨着我。我夜间因为翻身困难，睡不好觉，就常常考虑应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并没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释。但我靠稿费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却也是事实。我常说读者养活作家，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怎样偿还这笔债？在香港的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解答这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