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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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说，警方在哈瑞斯和柯勒勃德家查抄到的有关物证包括埃里克和狄伦的日记，以及五盘录像带。在“末日审判”之前，两名案犯共制作各种爆炸物品95件。枪杀案发生之日，在校园内已经爆炸的雷管炸弹等物为：学生食堂6枚，楼道及一些教室6枚，图书馆5枚，扔到大楼外炸开的13枚。更多的爆炸物品则以其原始状态分散在校园内外各处，包括两名枪手的车里。埃里克和狄伦还在科伦拜中学的校园外不远处安放了一枚煤气罐炸弹，意在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并钳制其兵力。但与学生食堂里的两枚重磅定时炸弹一样，因设计上的原因而最终未能引爆。
科伦拜的不少学生认为，埃里克·哈瑞斯是两名案犯中的主谋者，狄伦·柯勒勃德不过随从而已。警方走访过的许多证人亦表示，若非亲眼目睹，他们很难相信狄伦也参与了枪杀。惨案发生时，在现场采访的媒体曾四下打听枪手是谁，有人提到了狄伦。一名记者将埃里克和狄伦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11年级学生克利斯·霍可对他说：“你最好把狄伦的名字划掉。他不是那种人，他绝对不可能杀人。”16岁的雅各布·卡里附和道：“他是一个非常和气非常友善的人，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在警方报告发布以前，死伤者的家属们及社会各界已纷纷开始质疑和批评杰弗逊地区警署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的处理不当。伊万·达德的父亲认为警方拖延的时间太长。“500多名警方人员赶赴现场，却没有任何人受伤，甚至连皮都没有擦破，这说得过去吗？像这样的大规模恶性枪杀案，人们以为总会有几名警员死亡、或伤残——没有，一个也没有！死伤的全是孩子们和老师。”
威廉·山德尔的女儿安姬拉也持同样的看法。警方特别行动部队花了将近三小时才救出她的父亲，“如果他们动作迅速一点，有多少孩子本来是完全可能获救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个‘如果……’”
2000年1月，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成立了他自己的“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复查委员会”。在2001年5月提交的最后报告中，委员会承认了杰弗逊地区政府和警署在处理此次校园惨案中的若干失误，包括在案发之前忽视了埃里克和狄伦可能作案的种种迹象。
与此同时，针对两名凶手的父母家庭及杰弗逊地区政府和警署的数起诉讼被先后提交当地法庭。经原、被告双方的接触和协商，这些以索赔为宗旨的民事官司大部分私了，只有杰弗逊地区政府公开赔偿威廉·山德尔的家属150万美元。
当大人们在忙于书写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忙于追究责任，忙于索赔和诉讼时，科伦拜的学生们，特别是埃里克和狄伦的朋友们，以及无数曾经有过与埃里克和狄伦相同遭遇的孩子们却在思考。
科伦拜校园惨案之后，娱乐界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攻击对象，因为埃里克和狄伦酷爱含暴力内容和黑色幽默的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及电影电视等。媒体曾请人将埃里克经常哼哼的一些“冉姆斯坦”和KMFDM的歌曲内容译出来，发表在报纸上。其中一首歌词的大意是：“你正在校园里/我已经子弹上膛，准备出击。”
学生们对这些指责嗤之以鼻，以为未免偏颇。因为他们认识太多的孩子玩同样的电子游戏，却几乎从不跟人红脸。他们知道太多的孩子听类似的流行音乐，却从没想过要真枪真刀地干掉谁。他们知道太多的孩子一集不落地收看描写系列杀手的连续剧，却并不急于在现实生活中摹仿。
学生们争辩说，娱乐品最多只能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情绪，而不可能左右人们的行动。说到底，暴力娱乐品之所以走俏，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求。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本身就充斥着暴力文化。孩子们从小长到大，在全国和当地的新闻中看到和听到过多少起暴力事件，犯罪案件？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孩子们的影响远比好莱坞和电子游戏制造商们的作品来得恶劣。如果新闻中的内容还不够直接的话，那又有多少孩子曾亲眼目睹过他们的父母恶语相向，拳脚相向？更不用说，孩子们从小在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在学校的操场上就已经从同伴那里亲身体会到了“强者说了算（Mightmakesright）”的道理，亲身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为什么”的答案仅只是“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BecauseIsaidso）”。
科伦拜有不少孩子，譬如布鲁克·布朗，是和狄伦·柯勒勃德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深知性情温和的狄伦从一年级起就是被小恶霸小流氓们欺负的对象，也是被学校的老师们不分青红皂白惩罚的对象。他们也知道以狄伦之聪明敏感，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公正。只是，多年来，狄伦选择了忍让，而不是反抗、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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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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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哈瑞斯是在7年级时从外地转学过来的，没有多少人了解他的童年，他的过去。但是孩子们认为，埃里克应该有着与狄伦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感受。不同的是，埃里克脾气急躁，报复心强。
孩子们的问题是，埃里克是如何说服狄伦参与他的屠杀行动的？而埃里克本人，又是如何被一点一点地推到了犯罪的边缘？
孩子们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了身边的大人们。经过了那场悲剧之后，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成熟到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没有容易的答案。
从小学到中学，恃强凌弱的小霸王随处可见，但是只有进到了科伦拜中学，埃里克们才算是真正领教了那些神气活现的运动员。布鲁克·布朗说：“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理会我们。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靶子。我们当时是最低的9年级学生，一群只能在电子游戏中逞强的‘孬种’。吃午饭的时候，那些运动员会走过来踢倒我们的椅子，把我们的头一把摁在桌子上，或者打翻我们的托盘，伸腿绊我们摔跤，朝我们扔饭菜。平时在楼道里，他们会在经过的时候突然把某个孩子推撞到衣帽箱上，或是当着众人辱骂他。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会在更衣室里逮着随便哪个小孩痛打一顿，因为那儿没有老师。”
高年级学生喜欢把婴儿油泼撒在地上，这是一种被戏称为“打保龄”的恶作剧。他们趁某个低年级孩子不备时从后面猛推一把，被推的孩子可能会滑得很远，最后撞到其他孩子身上。后来，一位9年级女生因此而摔坏了胳膊，学校才出面制止了这种“游戏”。
“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都喜欢运动员，而我们反倒成了‘问题学生’。”布鲁克·布朗说，“打橄榄球的人做的都算‘正经事’，像我们这样穿‘奇装异服’的孩子们，就会让老师总觉得很紧张。平时，老师们总是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惩罚我们。运动员们经常把回形针绷在牛皮筋上，像弹弓一样弹射我们。如果一位老师看见你被弹了，他或她会装着没事儿。但只要你一还击，他就过来了。那些运动员们算是把这一点都给吃准了。”
埃里克·哈瑞斯是他们的五人圈子中最经常被当作靶子的，因为他有两个生理缺陷。埃里克胸部发育异常，稍稍下陷。所以当在游泳课上脱掉T恤衫时，他就成了恶少们嘲笑和取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埃里克个子不高。五人圈子中的其他男孩后来都超过了18米，只有他没有。再加上，他不是在科罗拉多州土生土长的，他是一个“外地人”。
埃里克们刚上10年级时，科伦拜出现了一个由校园里的“二等公民”或“不入流者”组成的所谓“黑色风衣帮”。在“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发生后的最初的日子里，电视新闻曾将“黑色风衣帮”渲染为一种秘密社团组织，记者们在报道中暗示“黑色风衣帮”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且与当时在德国及欧洲兴起的新纳粹运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事实上，科伦拜中学的“黑色风衣帮”一开始只是几位当时12年级的学生，因为是朋友，又因为总被运动员们欺负，于是经常结伴而行，以便“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一次，其中的泰德·波尔斯穿了一件黑色军用风雨衣，大家看了都觉得很“酷（cool）”，又听说是他母亲在商店里碰到“大甩卖”时买的，便都一人一件地去那家商店买了来。
某日，这些人又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吃午饭，凑巧那天人人都穿着黑色军用风雨衣。几个运动员从那里经过便打趣他们说，一群孬种也想玩酷，以为穿了同样的“制服”就可以充黑帮？
其中一人加了一个形容词：“对了，黑色军用风雨衣帮，如何？”
运动员们一阵哄笑，扬长而去。从此，“黑色风衣帮”就在校园里叫开了。那些“不入流者”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了这个本来带有贬义和侮辱的封号。
“黑色风衣帮”公开地和运动员们作对，但对其他孩子们却来者不拒。埃里克和狄伦曾有几次在食堂里和他们坐在一起，还与其中几位交上了朋友，譬如介绍他们俩进“黑杰克”比萨店的克利斯·莫尔司。
不幸的是，“黑色风衣帮”原本是要将自己区别于那些无恶不作的运动员的，但到后来也成了一群作恶者。其差别只在于，每次与运动员们发生冲突，无论对或错，无论是哪方挑的头，被传进校长办公室并受到处罚的总是“黑色风衣帮”的人。
不到一年，“黑色风衣帮”们毕业后都离开了科伦拜，但其影响却如阴魂不散。埃里克和狄伦在“美国政府课”上的同学们回忆说，他俩曾合作制作了一盘介绍“黑色风衣帮保护项目”的录像带，自称可以受雇于任何被运动员们欺负的学生，为他们出气报仇。
在一篇还没来得及交给写作课老师的作文中，狄伦·柯勒勃德虚构了一个穿黑色军用风雨衣的枪手在一间灯光昏暗的酒吧里刺杀运动员恶少的故事。
科伦拜校园枪击案后，因为埃里克和狄伦在他们的黑色军用风雨衣里藏匿了若干武器，各地中学相继修改着装规定（DressCode），禁止学生们穿任何式样的风雨衣到学校。
孩子们通过身边的大人们把他们的问题“捅”到了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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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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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10月14日至11月29日，丹佛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青少年处处长瑞琪娜·休尔特亲临科伦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科伦拜中学学生中的恃强凌弱状况，及校方对此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走访了28位成人和15位学生。同年12月1日，休尔特处长将她的9页调查报告呈交给欧文斯州长的“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复查委员会”，并作为委员会总体报告的一部分于次年5月公之于众。
“我所访谈过的所有学生，无论他们的年级、性别、种族等，都一致反映，科伦拜中学的学生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欺负弱小的现象。……他们说，在科伦拜中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可招惹那些可能揍你的人，不可用目光直视运动员，不可顶撞运动员，不可染指他们的女朋友，不可去不该去的地方……’
“我所访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反映，在科伦拜中学，大家都明白，‘向校方申诉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人会管这些事。’原因很简单，有的学生是‘碰不得’的。”
休尔特女士在她的报告中说，不少被访者指出，科伦拜中学的领导层——校长、副校长和级主任们——
“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是，或曾经是，各个运动队的教练。所以，运动员们便成了科伦拜中学的特殊学生，或特权学生。”
瑞琪娜·休尔特举了几个例子：
例一，科伦拜枪杀案前两年，两个学生一直在体育课上欺负一个15岁的同学。“他们经常掐他、拧他。尽管是在上课的时候，但老师却说他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事。”这位被欺负的学生是犹太人，两名小恶棍扬言，要“搭一个炉子把他烧死”。在体育课上打篮球时，每当投篮命中，那两人便说：“又一个犹太人被塞进了炉子。”他们甚至编了顺口溜等侮辱他。那位犹太学生的家长后来向校方报告了情况，学校也派人找了两个小恶棍谈话，但在其后的一年半里，犹太学生照样被他们欺负。每次学校接到报告后，“级主任便会找到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便会矢口否认，事情便会不了了之。而后，校方便会通知家长：‘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位犹太学生说：“学校一直认为我在说谎。”
例二，一次，四五名橄榄球运动员合伙欺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