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系列三部曲-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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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看上去饱经风霜，总是显得很卑怯，但人们往往一眼就会喜欢上他。今晚，他一直容光焕发。他四十二岁的老婆埃丝特，起先看起来很冷淡，但结果证明她的舞跳得棒极了。我请了一个很好的牙买加瑞格舞蹈团来表演，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包括那些你绝没料到会跳舞的人！
这当然是发生在科技大崩盘之后。眼下所有的公司都在裁员，“节俭政策”也纷纷出台——这意味着连喝杯咖啡都得你自己掏钱，休息室也没了免费的可乐等等——都是些诸如此类的规定。某个周五，琼斯就这么给炒了，公司让他在人力资源部填了几个小时的表格，然后就把他轰回家，去度他的后半生了。没有欢送会，所有的东西都给“节俭”掉了。与此同时，怀亚特电信的人事高层们却正在计划乘坐豪华的“利尔”喷气式飞机前往圣巴特，在他们的私人度假别墅中和老婆或者女友翻云覆雨，往他们腰间的肥膘上抹椰子油，一边享用番木瓜和蜂雀舌这样极其奢侈的自助早餐，一边道貌岸然地讨论公司的节俭政策。琼斯和他的伙计们并没有刨根问底地询问谁会给这次聚会买单，只有我为自己的“侠义之举”暗暗地感到一种莫名的畅快。
直到大约凌晨一点半，电吉他的乐声、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年轻人的尖叫引起了一个保安的好奇。这是个新来的家伙（眼下保安的工资少得可怜，人员更替很频繁），他不认识我们，也没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网开一面。
这小子三十岁左右，矮矮胖胖，满脸横肉恁自红光闪闪。他手中握着部对讲机——那架势还真像是握着把格洛克手枪，吼道：“搞什么鬼？”
那一刻，我就明白，我完了。
第二章
和往常一样，我又迟到了。当我到公司时，已经有语音邮件在等着我了。
实际上，这天我比往常到得还要迟。我觉得恶心反胃，头上好像被谁打了一闷棍。除此之外，在地铁上大口吞下的那一大杯廉价咖啡使我心跳过快，胃里还在不停地泛着酸水。我本打算打个电话请病假的，但是脑子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智提醒我，在经过了昨晚那些事情之后，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照常上班、硬着头皮承担后果。
事实是，我完全做好了被炒鱿鱼的准备——甚至有点急不可待了！补过牙吗？在等着大夫往你的痛牙上钻牙洞时，那种既害怕又期盼的心情就是我此刻的真实写照。我迈出电梯，走向我的工作区。这个巨大的办公区就像一个立方体农场，在通往我办公桌的足有半英里长的路上，不时地有小脑袋探出来——就像土拨鼠那样——偷窥我。哈，我现在可是个名人啦。消息肯定传开了。电子邮件的传播速度的确是惊人啊！
双眼发红，头发蓬乱，此时的我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活生生的“抵制毒品”公益广告。
IP电话（网络电话——译者注）小小的液晶屏上显示着：“您有十一封语音邮件。”于是我按下免提键，大致听了听。光是听着这些或是疯狂或是真诚或是花言巧语的留言，我就感到头都大了。我从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药瓶，倒出两片药，干吞了下去。这天上午我已经吃了六片“爱得卫”（Advil，一种止痛药——译者注）了，早就超过了最大建议服用量，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会不会在被扫地出门之前就因过量服用异丁苯丙酸（一种镇痛药——译者注）而暴死？
我在事业部工作，是个低端产品线经理，专管路由器系列产品。千万别试图弄明白这个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没劲。我的青春就被诸如“动态带宽电路仿真业务”、“综合接入设备”、“ATM（异步传输模式——译者注）主干网”和“IP安全通道协议”等等我完全不知所云的术语给耗费了。
销售部一个叫格里芬的家伙给我留了言，口口声声称我为“牛人”。他刚刚哄骗客户买下了几十个由我负责的路由器，这不，他正得意洋洋地跟我吹嘘他的高明手段：他骗客户说这批路由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特点——额外的在线视频媒体多播协议——这家伙明明知道它根本没有这个功能！话说回来，如果真能加上这个功能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最好是能在两周内搞定，赶在这批货物出仓前完成……嗯，不错的青天白日梦！
格里芬所在部门的经理在他留言五分钟之后就打电话过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听说你正在开发多播协议，所以想了解工作进展如何”。说得跟我真的在做什么技术活儿似的！
再就是有个叫阿诺德·米查姆的，自称是企业安全部部长，他字正腔圆、极有气势地留言给我，请我一到公司就“顺道”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除了头衔，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阿诺德·米查姆是谁。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根本不知道“企业安全部”在哪儿。
真逗！——当我听到这条留言时，我的心并没有狂跳不止——大出你所料吧？事实上，它反而慢了下来，仿佛身体也在明白我已经玩儿完了。这好像有那么点儿“禅”的意思——当你意识到你已经回天乏术时，内心反而会归于宁静。我简直陶醉于这份平静了。
我盯着格子间的隔墙看了好几分钟。墙上铺着黑色带花纹的聚酯防火墙纸，看上去就像我老爸公寓里满地摊着的地毯。在这几面墙上我什么“人迹”都没有留下——没有老婆孩子的照片（这很简单，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没有呆伯特（Dilbert，美国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创造的一个漫画人物，一个倒霉透顶却总是忍气吞声的工程师，他成了成千上万个有着相同经历的普通白领的代言人——译者注）的漫画，没有任何可能旁敲侧击或者冷嘲热讽地表示我的不满的线索——因为我远不止是不满。我有个书架，上面放着本《路由协议参考指南》和四本厚厚的黑色活页夹，里面装的都是MG…50型路由器的“特征库”文件。我是绝对不会对这方寸斗室念念不忘的。
而且，我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在等着赴刑场，而是，我已经被枪毙了——我是这么觉得的——眼下他们需要的只是处理我的尸体，刷净地上的血迹。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法国史中读到过对断头台的描写，其中提到了一个行刑者（也是医生）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实验（我猜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找到乐子）：行刑者观察到，在砍下犯人人头后的几秒钟之内，犯人的眼部和嘴唇仍然在颤动和抽搐，直到他闭上眼，这一切才停止。然后行刑者大叫死者的名字，被砍下的头居然猛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几秒钟之后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行刑者又叫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又盯着他。真逗！也就是说在身首异处三十秒之内，脑袋还有反应能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铡刀早已落下，现在他们在叫我的名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诺德·米查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我正要去他那儿，顺便问她我该怎么走。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想顺道去趟休息室，取一听以前免费而现在要价五十美分的汽水。休息室在这层楼的中部，靠近电梯，所以要经过办公区。在魂不守舍的“旅途”中，我又遇到几个同事，他们见到我就赶紧尴尬地转过身去。
我仔细看了看布满水汽的玻璃柜里的饮料，决定不要以前常喝的健怡可乐——我现在实在用不着再增加咖啡因了——于是抽出了一听雪碧。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没往钱罐里搁一美分。过瘾！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我砰地一声打开易拉罐，径直向电梯走去。
我痛恨我的工作，打心底里鄙视它，所以失掉这份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信托基金，所以当然需要这份工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不是吗？我之所以从曼哈顿搬来这儿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帮我老爸支付医疗费用——哦，我老爸，他从来都认为我是个废物。在曼哈顿当酒吧侍者的时候，尽管赚的钱只有这儿的一半，但是我好过多了。我们谈的可是曼哈顿！在这里我住在珍珠街上一套破旧的一居室公寓里，整条街都弥漫着汽车尾气，早上五点卡车隆隆地开过，我屋子里的窗户也随之嘎嘎地响个不停。手头上有钱的话，我每个礼拜还能出去跟朋友们聚一聚。不过通常在每月十五号，我的薪水支票显示出前一周左右就已透支到了支票户头的最高限额。
我并没有辛勤劳动，我只是得过且过。我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工作——上班晚到早走，但任务可全都完成了。当然我的绩效评分不是很理想——虽然我被评为部门
“核心贡献者”，但人家要炒你的时候，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部门里，“核心贡献者”距“最低贡献者”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进电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行头——黑色牛仔裤、灰色polo衬衫和网球鞋。咳，真该挂条领带的！
第三章
在大公司里工作，你从来就没法知道有什么是可信的。你总能听到许多“雄”心勃勃、强硬到有点儿骇人的口号。有的叫你“干掉对手”，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有的向你灌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和“弱肉强食”的概念，鼓动你“抢了他们的饭碗”；
或是指使你做“创造性的测试”（指生产商把产品的测试版最先在公司内部发放，以便测试和改进——译者注）和“创造性的毁灭”（一种市场策略，指的是生产商迅速推出新产品取代之前自己生产的产品，以占领市场先机——译者注）。
你挂着个软件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或者销售助理的头衔，但过不多久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处身于某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中，身边尽是些拿野猪牙穿在鼻子上扮酷，却只懂得用葫芦遮羞的土著们。发封不太正经、“政治立场不正确”的笑话给某个在IT部的哥们儿，那个家伙再把它抄送给隔间外的几个同事，结果你就可能被关在一间闷热的人力资源会议室里，接受长达一周的所谓“多元化培训”的重罚。偷几个纸夹，生活就一定会给你以血的教训。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我做的事儿的确是比洗劫办公用品柜严重了那么一点点。
他们让我在阿诺德·米查姆的办公室外间等了约半小时，也许是四十五分钟，可是感觉似乎不止这么久。那儿没什么可读的，只有《安全管理》一类的东西。前台接待员的灰黄头发像一顶头盔似的罩在脑袋上，黑眼圈很明显。她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敲击键盘，还时不时地偷偷瞟我一眼——那种你在经过车祸现场时，既想抽空儿看一眼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驾驶的表情。
漫长的等待使我的自信开始动摇——这可能就是他们的阴谋。我开始觉得每个月领这份薪水其实也不错。公然反抗也许不是最佳方案。
前台接待员领着我进去的时候，阿诺德·米查姆连身都没起。一张巨大的好像是由花岗岩磨制而成的黑色桌子横在我们之间。他四十来岁，身材瘦削但不矮小，一副Gumby小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整整一代美国人是看一个泥偶动画片《Gumby》长大的。该片讲的是一个叫Gumby的小孩的故事——译者注）的体格；长长的四四方方的脑袋，鼻子细长，嘴唇薄到几乎看不到；棕色的头发已经发灰，并且开始谢顶。米查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外套，配上蓝色条纹的领带，活像某个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他脸上架着副特大的金属框眼镜——那种飞行员喜欢的款式，目光穿透眼镜死死地盯着我。很明显，他是那种毫无幽默感的人。桌子右边坐着一个女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好像待会儿由她来做笔录。米查姆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郑重其事地挂着许多证书、奖状。办公室的那头，一张门半开着，里面是一间黑乎乎的会议室。
“你就是亚当·卡西迪？”他问道。他说起话来严肃而又谨慎。“小子，玩儿得过瘾吧？”他抿着嘴笑了起来。
啊，老天，我是在劫难逃了。我努力装出一副虽然困惑但是愿意积极合作的表情：“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不如先开口说实话吧，这就是你能为我做的。”他说话时带着南方口音。
一般来说我挺招人喜欢的。我蛮擅长哄人开心的——不管是对暴跳如雷的数学老师，还是对我们迟了六周才交货的企业客户——无论什么人我都能轻松搞定。但是我立刻认识到，戴尔·卡耐基的那一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在那一刻，保住我那可鄙的工作的可能性陡然变小了。
“当然可以，”我答道，“不过，是关于什么的实话？”
他“哼”地一声乐了。“那就说说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