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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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社会成员越来越趋向认同靠自身的后天努力、靠个人的能力以及业绩来获得较为满意的社会位置。
（2）在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上基本体现了公正公开和公平原则。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文化性的经济形式。劳动者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个人收入分配，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挂钩紧密，低素质的劳动力知识面窄，技能单一，能力很有限，只能从事某种简单的工作，在激烈的竟争中很难立足，改革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现象在深圳逐渐消失，知识越来越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条件，读书年限与收入的关系系数R Square由1997年01％提高到2000年的06％。有一句口号在深圳很流行：知识能改变命运，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
高知识群体参与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深圳市近二十年来不断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科技，给大批大学以上的专业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知识分子可以办公司，搞发明，卖专利，可以被大的公司、企业高薪聘用；也可以参与政府部分的工作，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从事专业工作的有机会成为教授和研究员等。虽然在社会政治舆论领域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管理领域，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得到了参与社会的机会。
（3）公平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成为新的用人标准。企业取消了行政级别，在许多非公有制企业，既无行政级别，也无职称等级，仅仅以能力和业绩作为分配和待遇的依据。各种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越来越趋向于以个人的能力等基本素质为依据；人们在提职提薪方面，也逐渐变成以能力和业绩为重要依据， 如私营企业对于有特殊才能者给予技术参股，已上了一定规模和档次的企业，为了规范化管理，减少裙带关系等消极因素，对亲戚朋友一般不使用，华为公司依据员工能力和贡献大小等因素实行员工持股制，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几年来，该公司员工的流动率不足5％（1） 。
较早在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中引进竞争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坚决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改变了单一的委任制，实行了选任、考任、聘用、招考、竞争上岗等多种形式。从1980年开始，率先在中外合资企业中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后来又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经理或厂长聘任制，行政事业单位对新晋升职务的干部全面实行试用期制度。从1986年至今，已先后11次公开招选局级领导干部83名。从1999年开始，积极开展处、科级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试点工作，截止2001年10月，有教育局、口岸办等6个政府部门进行了缺位竞争或全员竞争的试点，89名竞争者通过竞争走上处级领导岗位。通过竞争，市政府办公厅产生了33岁的处长和29岁的副处长，具有硕士学位的由原来的55％上升到703％；市司法局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从原来的近47岁下降到415岁，其中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464岁下降到354岁。2001年10月开始的机构改革定岗定员工作中，规定凡是提拔处级领导职务必须竞争上岗，截止2002年6月底，在定岗定员中，通过竞争上岗提拔正、副处级领导职位公务员各128人、177人。
1993年9月颁布实施《深圳市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考试录用制度。截止2001年底，深圳市共招考公祭员10140人，说明将近半数（公务员总数为25111人）的公务员是通过考试录用的。 公务员考试录用敢于打破人员身份和地域限制，从1995年开始，将科员以下职位的招考范围扩大到工人及社会待业人员，当年公开招考340名公务员，有3000多名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前来报名咨询，符合资格条件准予考试的500多人；同时还打破地域界限，将44个市内紧缺专业的职位面向全国招考，有550名寄送报名材料，其中符合条件准予考试的236人。实行“两个突破”的做法，为拥有真才实学、有志机关工作而不具备干部身份的人员提供了进入机关工作的机会，也为国内其他地区有志之士到深圳机关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疏通了公务员的退出渠道，在1995年在公务员年度考核中，增加基本称职，凡列入此档的，一律离岗培训， 该年度考核有130人基本称职，其中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5人； 1996年制定了公务员辞职辞退实施细节，该年有93名公务员获取辞退；从1996……1998年三年，有260名考核基本称职的人员进了离岗培训班，75名考核不称职的人员被辞退，2000年基本称职26人，占005％，不称职的7人，占001％。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6）
公平竞争机制为能人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为能人施展才华提搭建舞台， 是一种能够产生能人的机制，它可以实现择优，把优势分子送入上层； 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筛选机制，将越来越多的先赋性因素淘汰掉，工人、官员、知识分子等原先占有较大既得利益的阶层，由于对身份的依赖已大大减少，更注重自致性因素的修炼；农民则是突破了身份的束缚迈向了广阔的市场，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更是在既没有身份优势，又没有身份束缚的起点上开始了发展历程。
三、具有导向意义的社会结构变迁
改革得迟与早，结果不一样。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话，那么，深圳则是最先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中国开放度最高，改革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地区，它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也是中国地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超前幅度最大的一个。在过去的20年间，深圳社会发展的态势常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的一个路标和风向计，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
1、阶层分化具有超前性，代表了中国未来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阶层分化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前分化型、低度分化型、中度分化型和高度分化型，这四种类型由低到高依次变迁，反应了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水平的不同。深圳属于高度分化型，因为深圳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这种经济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1）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扩大，基本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深圳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较多，私营企业主和经理等也较多，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体阶层，如国有、集体企业员工逐步在萎缩。抽样调查显示：特区内新兴的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三个群体占劳动人口的208％，即每5个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这类新兴阶层的人员，这几个阶层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此相联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例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传统的产业工人阶层被新的外来务工青年取代（占劳动人口的26％），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商业服务业从业者（占这一阶层的793％）。可见，深圳特区的人口结构主要是由新兴的社会阶层构成，并已经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新兴的富有群体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圳市出现了一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兴富有群体，其中包括私营企业老板、职业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他们的普遍特点是文化素质比较高‘掌握现代管理知识，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可观，若将家庭总资产150万元及以上界定为富有群体，抽样调查显示，这个群体大约占15岁以上常住人口的63％，推算特区内大约有113万人。深圳市的高档消费群体中他们是主体，拥有高档住房、开名贵的私家车等。
第二，新兴的中间群体形成。主要由中级以上管理人员、政府中高级官员、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部分私营企业主及个体户等构成。若将家庭资产60万…150万界定为中间群体，在深圳市15岁以上常住人口中约占268％，推算人口特区内约有4548万。这个群体生活水平处于小康向富裕发展的阶段，有自己的住房，部分拥有中低档私家车，月收入除正常支出，有一定的节余，消费处于中档水平。
第三，新兴的中下层群体发展较快。这一群体介于中间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大约占特区内劳动人口的30％左右，这是个构成非常复杂的群体，他们主要由办事人员、部分个体户、企业基层管理人员等构成。他们中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因进入特区时间较短，处于资本积累阶段，这部分人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可能步入中间群体。另一部分人是从下层经过一定的奋斗走入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务工，他们可能没有很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在深圳市特有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小资本的个体经营，逐步摆脱贫困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
被和机会，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
雇佣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他们中年轻、未婚者居多，没有自己的住房或财产，工作流动性比较大。若将个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定义为贫困群体，深圳特区15岁以上常住人口中357％的人属于这一群体，推算人口大约606万人。他们的收入基本能维持自己的衣、食、住、行，消费处于低档水平。
深圳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特点（7）
（2）农民阶级超高速地发生裂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
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
阶层，一般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中国的农业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
比重1999年是44％，所以，在中国的十大阶层中，农民阶层仍是一支主打
阶层。而在深圳特区，农民阶层经过超高速裂变后销声匿迹。
这得益于：深圳较早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农村城市化起步较早较快， 目标较高，进程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深圳的农村城市化起步于 1992年。建特区后， 因快速发展的城市建
设的需要，市区中心大量的农村集体用地被征用，农民已无地可种。洗脚
上田的农民利用政府补偿的土地使用费、贷款和其他方面的资金以及靠
近香港的便利条件，兴办了大量合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比较成功
地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1985年以后，随着以工业为主发展战略的确
定，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特点也越来
越明显。
1990年深圳的城乡一体化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经国务院批准，深圳市改为三区一县建制，特区内三区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特区人口由2万多发展到80多万户籍人口，然而，却有46万农民，散居在66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中（1），村村盖楼、办厂、开店，农村不再具有传统的农业功能和条件，工业成为经营的主要形式和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区外的宝安县也实现了工业化的框架，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经济的80％以上，农村体制已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
1992年下半年， 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特区内实施农村城市化的
农转非的计划，标志着深圳由农村社会、农业经济区域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在特区内将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区的68个村委会改制为100个城市居委会，将81家城市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为12家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将13851户、46482个农业人口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将这些区域内的行政、土地、房屋、人口、就业、福利等各方面的管理纳入城市管理轨道。到1992年底，短短几个月内，顺利实现了特区农村都市化新飞跃：结束了特区内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并存的局面，农民和农业经济已从特区境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居民和股份合作制经济。
仅有特区的高速发展是不够的，需要特区内外协调发展。特区外城
市化的步代也在加快，1992年11月国务院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