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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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人人都认为是一块肥肉，一块乐土，一方“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事实。是的，在那里，“大人大拿”、“小人小拿”，“是人就拿”，拿来拿去后，大家大业就被大家大爷拿空了。
罗家房乡70年代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新兴服装厂”，尤其是生产的童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占据北京沈阳等大市场的一角。到了80年代，也就是赵国林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新兴服装厂江河日下，门户洞开，被“大家拿”得几乎是家徒四壁。先批伸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人们，“大家”们。大人们“开拿”有很体面的说辞：“我看咱厂子的呢子大衣不错，给我做一件，我先给钱……”厂长笑着说：“好说好说，做不好不要钱，您别先交了。”
大衣很快就做好了，旋即由厂长亲自送到府上，合体、称心，但不如意！
这厂长姓张，抠门儿，收了人家的“成本费”，还觉得太照顾人家了，心里一个劲地“亏了”。厂长不甚如意，大人更是不如意，心里说“呵呵，哪有这么办事的？”
没过几天，张厂长“搬家”了，换了人家“可信”的人继任。这个人姓啥就别说了，相当于姓“赵”，天下第一姓。“赵厂长”的信条是“吃不穷，花不穷，看不出门道才受穷”。从此，好端端的服装厂，从大人开始拿开始，到吃穷、喝穷结束。门道就在其中，尽人皆知也。
罗家房乡还有许多前景可观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4 本土的上司 （烫手山芋）（3）
4本土的上司（烫手山芋）（3）
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没有绕过这道“门道”的厄运，有的彻底破产，有的苟延残喘，剩下来的仅仅是残垣断壁高筑起来的债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指山卖磨”“靠河卖水”的买卖也寿终正寝了。
什么山，七星山，石头山。打下来的石头用不着加工成磨，就可以卖钱，且供不应求。这个一本万利的企业，等于是守着河卖水，也落个“赔”字，荒唐至极。原因何在？还是那三个字——大家拿！
大大小小的大人们建房所用的石料白拿自不必说，“星星点点”权当合理损耗，一咬牙也就算了。叫人摇头不止的是，他们的亲属们盖房子的石料也要免费供应啊。怎奈大人何其多，亲属何其多，“损耗”何其多？不堪重负！凡是比厂长大的人物都是大人，凡是跟大人有些关系的都是亲属……这种“合理损耗”加上生产内耗和酒肉消耗，耗尽了山场的最后一滴血，山场成了一具没有一丝气息的僵尸。于是间，七星山变薄了，“人情”变厚了，管理变乱了，企业变黄了。在老百姓的心里眼里，“大家拿”是乡镇企业百药难医的绝症。
可我就不信，乡镇企业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吗？于是，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企业的“门道”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非要亏损不可！
我自告奋勇当厂长，首先得到周乡长的认同。他在党委会上说：“原来我也想到他了，但怕人家不干。”周乡长的认同得到党委的一致通过，1992年9月29日我走马上任，开始主持鞋厂的全部工作。
这个鞋厂是同沈阳一个叫李晴天的专利人联合开办的，所有投资由乡政府解决，专利和技术由李晴天负责。鞋厂的班子有5人组成，副厂长是沈阳方面的李德英，主抓生产。技术员也是由李晴天“委派”的，叫金都。这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退休人员，李德英是原沈阳第六鞋厂的厂长，金都是技术员，都是鞋业生长的行家里手，没的说。两名财务人员是本乡的段文强张秋香，年轻人中专毕业生。
那年的国庆节我没有时间休息，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建，10月初鞋厂就正式生产了。据专利人说，这种鞋是专利产品，穿起来既省力又保健，走起路来十分轻松，很多人士都期盼它早日面世。
对于“专利”二字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省力”一词我不能恭维苟同，持怀疑态度。天下哪有什么“省力”一说？能量是守恒的，何谓省力，为何省力？我曾经“请教”过专利人李晴天，这力省在哪了？他不快地回答：“你不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也不和他计较，但我坚信是他不懂装懂的，反正合同上规定，销售的事他负责，合同是乡政府的企业公司与周乡长早就和他签订好了的。这个合同没有我一笔签名，我做好管理工作就是了。
按李晴天和李德英金都的设计方案，鞋不停地生产，销售却没有前行一步。作为一厂之长，我开始替别人分忧了，也替自己犯愁。原材料需要钱来购进，工人的工资需要按时发放，而鞋一双没卖，怎么能寝安食味？更为糟糕的是，按李晴天的专利设计，鞋的质量根本无从谈起。做出来的第一双鞋由我试穿，掉鞋跟折鞋底，裂帮，一无是处。
鞋厂开业不顺，宗宗样样没有一样与预期的相吻合。对此，周乡长也很怅然一筹莫展，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我们上当了！这句话打死都不会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2年暑季，贾书记请来沈阳的两名教授来乡里讲市场经济课。目的是开拓开拓全乡各界的视野，换换脑筋，振兴本乡经济发展，坚定和落实“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样一个喊得很久的口号，特别是强调前两条。此举无可厚非，无弊有利。哪会想到，在教授一行人中，混进来一个叫李晴天的说客。虽说他没有登台表演，做什么宏篇大论的讲演，但课后的“辅导”却使贾书记一班人茅舍顿开，把罗家房辅导到一片“新天地”中来。换言之，李晴天和罗家房在这一天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罗家房得到一项专利，价值168万（其实一文不值），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令人瞠目结舌！李晴天也高兴，他的专利也嫁给了一位如意郎君。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上当了”！上什么当？假专利的当！号称“省力保健鞋”结构全新，包治百病的功能，犹如昙花一现。所谓全新，新就新在鞋跟处有一弹簧，那就是“专利”的核心部分。不久，我和两位沈阳人合作得很好，据李德英金都透露，这个“专利”是李晴天从朋友那窃取来的。专利转让的手续——只不过是一张国家专利局复印的“受理书”，而不是专利证书。不懂得专利的头头们，就把这个当成了“专利证书”了。李晴天则瞒天过海，轻易蒙混过关。李晴天把它以投资的价码转让给了罗家房，其目的有三：
一是他找到了一个一心朴实为他的“专利”做进一步论证实验的场所，以期后发。二是以168万的无形资产（现在叫知识产权）作为投入，他成为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再分得大比率的红利。三是控制了销售权，等于控制了财政大权，掌控着企业的命门。
使双方都预料不到的是，生产出的1000多双专利鞋，双双质量有问题，尤其是那鞋跟问题更大，无法销售。
在铁的事实面前，罗家房乡损失惨重，十几万元的贷款归还无期，鞋厂难以运作，面临崩盘。李晴天想捞一把的打算，还不如肥皂泡破灭得有声有色，他的“专利”匆匆问世，就悄悄地仙逝了。这对于贾书记、周乡长无疑是个重大的失误，面子何在？公信力安在？在建厂之前，他们无条件无代价地成为李晴天专利的鼓吹者，热衷者。如今，“专利”成了烫手的山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4 本土的上司 （又是陷阱）（4）
4本土的上司（又是陷阱）（4）
1993年春节前，李德英、金都二位见势不妙悄悄地卷起铺盖回了沈阳，不告而辞，从此杳无音信。对他们明里来暗里走，我很理解，人家是来挣钱的嘛，现在赚不到钱，就像壶里没有酒留不住客人一样。与其说他们对鞋厂失望，不如说对李晴天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和绝望。事到这般地步，难道鞋厂就这样倒闭了吗？我在反复思考中，春节即将来临。在家家户户都在办置年货的氛围中，我意已决：鞋厂不能黄！改生产专利鞋为生产一般商品鞋。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乡长的赞成，起死回生的鞋厂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里艰难地复苏着。
过了春节，在缺少资金作为动力的情势下，“鞋”的脚印在残雪的地表上慢慢地前行滚动着。走了“洋技术”李德英、金都，聘来了“土专家”王润章为技术指导兼任副厂长要职。
王润章，本地人，是名声不错的鞋业行家。他的名气当然没有“洋技术”那么耀眼显赫，但他的工资我还是定位在每月600元，比我的工资高200元，比用李德英、金都合计省下600元。王润章得到我的“器重”，很是感慨，也“知恩图报”，做出来的第一批鞋就全部销售，开局不错。
初夏将至，女士瓢鞋提前上市，并赢得了新民、彰武、法库、康平，阜新、沈阳的市场份额，鞋厂渐渐康复茁壮。在盛夏做鞋的淡季，鞋厂收回在外地根本没有销售的所有的“专利鞋”，改造为商品鞋，成功地卖回了成本，“雪球”越来越大了，鞋厂的知名度日渐升高。
这年夏末秋初，新民市委市政府在大红旗镇召开了“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动员大会”。会后，经乡党委研究决定，罗家房乡企业的股份制首先在鞋厂搞试点。
消息一经传出，前来入股的纷至沓来，新民市财政局、广播电视局等机关的人员趋之若鹜。本地的银行、信用社的职工也加入期间，也包括贾书记周乡长在内……毋庸讳言，此时此刻的鞋厂之现状、前景、管理、效益……绝不是炒作可以达到的，那些人比谁都聪明。
那些年来，乡镇企业不断遭受重创，损失了大量的钱财和血汗，“大家拿”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后来则位居其次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上级下指标定方向，给你刚性任务必须完成，叫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逼得你铤而走险，死要面子活受罪，赔了夫人又折兵，落个鸡飞蛋打负债累累。二是领导幼稚、懵懂，根本不懂得市场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内涵与轨迹，被城里的“明白人”忽悠得不知所措，甚至“认贼作父”，任人说教、任人摆布、任人宰割、任人啖噬。
这一年初秋时节，乡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进程中，又有一个新的举措，将“新曹保安器厂”吞并，成立乡政府与个人间的合资企业。其目的是想走出发展的瓶颈，其结果又步入了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来。
“新曹保安器厂”原系曹家村与沈阳一个姓白的人合办的企业，生产电子保安器。保安器，有的人叫它漏电保护器，一有漏电或人畜触电发生，就能自动关闭电源，有保安的功能与作用。这个产品也是有专利的，那时候专利产品是非常的时尚啊，无论真伪都打专利的旗号，保安器也披上了这张虎皮。许多人都觉得专利很神圣，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一项专利了，所以我对专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吞并后的保安器厂直接进入股份制的轨道，股东共四方：姓白的、姓荆的、曹家村和乡政府。原厂的所有设备设施、元器件、部分成品半成品，折合人民币50多万元，属于白与荆共有，白是董事长，荆为副厂长。他们两个人是生死“狱友”，白把50万元的“资产”拨给荆10万，便于荆参与控制企业管理。曹家村所属的厂房计20万，乡政府投入流动资金20万，企业即将开始运作，需要一位厂长到任，这是协议中的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从鞋厂腾出一只手来了，经党委研究后，1994年初春我做了新曹保安器厂的厂长，并兼任鞋厂厂长，主要精力放在后者。
令我吃惊的是，到厂之初我查看过“白荆”的资产后发现，50万元水份太大，仅仅价值10万！
对原厂清产核资的工作早已终结，是在周乡长参加的情况下，企业公司赵经理亲自参与下进行的。10万元的家资被膨胀为50万元，玩笑开大了。虽然后来做了更正，但暴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曹家村和沈阳方面都想把危机转嫁给乡政府，然后在渔利，这是铁定的事实。也就是说，那时的企业已经破产。
曹家村的书记是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全凭着姓曾的会计支撑着那一盘散沙。他们是亲家关系，书记的事就是曾会计的事。村上有什么失误，村民有什么怨言都认为是会计的责任，他实际上是村里的一把手。
保安器厂办成这样，曾会计自知责任重大，难脱干系。于是，他就游说乡里的书记乡长，说保安器厂如何如何前景光明，我们就差没有资金……陷阱就这样挖成了。曹家村拿自己20万的房产结清了10多万元的银行债务，转到乡政府的名头上，随之一退六二五……
乡里明白了又掉进“窟窿”里，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