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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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也就怀念那时的“童友”，那时的“童话”——儿童们欢心的佳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重演了，郭祥玉、孟祥弟、王小孚……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只有曲良忠健在，思想起来不觉戚然。

50年代初，我的家境很差，上顿饽饽下顿粥，土豆白菜都很少见到，就别说鱼虾了。至于粘豆包、荞麦卷子，我只是在别人家见过，我家从来没有做过，当然也没有吃过了。

记得那天早上，我会曲良忠一起去上学。见他正在吃早饭，我没有进屋，就在门外等着他。奶奶时常告诫我，人家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进屋的。我不懂得为什么，但我记住了，很听话。

那时学校离家有3华里多，得经过一片没有人烟的的辽河滩。小孩子们胆小，上学就三五成群地一起走，家长是不送的。

刚刚走出村子，曲良忠偷偷给我一个粘豆包，说是他妈妈给他的午饭，我们午间都不回家。我头一回见过这东西，粘豆包的皮是紫红色的，是一种黏高粱面做的皮。馅也是紫红色的，是红小豆烀熟了做的馅。看上去就流口水，吃一口黏黏的也甜甜的，没等到中午，曲良忠的午饭就没有了。

刚解放时，我们家也是有田地的，但父亲是老师，没有人耕种，就租给人家了。到秋天，按四六分成，租地人给的都是高粱，根本没有小豆绿豆黄豆等杂粮，所以就难吃上豆包什么的。没上学的时候，别人家吃饭我根本不进屋，上学了，在路上得到小朋友们很多的恩惠，而我从来没有答谢之物飨人。我那时虽说人小，可心里总觉得有一种负人的感觉，总想报答人家。

总算有了表达自己心愿的机会了，那时农历腊月三十夜晚。

过年了，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些花生，分给我和妹妹一些做零嘴。一些是多少？装满两裤兜。两裤兜又有多少？是母亲那双手捧给我们一捧，就把小孩的小裤兜装满了，露出了难得的满意笑容。那时候我数数好了，最多也不过60颗花生角。

我一粒都没舍得吃，转身就消失在除夕的夜幕中，去会郭祥玉、曲良忠玩。

那时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焚香上供，鸣鞭放炮。孩子们没有躲在家里的，农村没有电，更不知道什么叫电视，就出来玩，欣赏一年一度的“光怪陆离”。

我们三个人终于到齐了，还没等我拿出花生来，他们俩就争先恐后地把新年的礼物塞到我的手中。什么柿饼子、橘子，都是我没见过的玩意。对于他们给予我无私的“周济”，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只是我无能为力去报答他们。至今能感到慰藉的是，我没有忘记他们，也很怀念那个天真质朴的情感。

玩了好长时间，我们就去踢小庙了，前文说过的。

按理说，父亲是教师，应该有些钱在过年的时候打点打点他的孩子。但那时的工资很低，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需要打点的事太多了，就顾不上打点我和妹妹了，彼此心里都很苦，苦不堪言。

1955年冬，我们随父亲工作的调动，家搬到较远的地方，离开了“抹泥之交”。那时候，王小孚已经死了，我常常梦见他。

王小孚的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王，乳名叫小孚子，比我小一岁，死的时候不到10岁。他的家在团山子，在我们孟家窝棚东3华里。他的伯父是我家的西邻，他来他的伯父家就和我一起玩，那时我们都没有上学。

小时候我就很“野性”，认识了王小孚，我就偷偷地去团山子找他玩，不想惹出了麻烦来。

刚解放，有些屯子的孩子专门“欺生”。第一次去团山子的那天，几个孩子就上前阻拦我，挑逗我，手里都拿着石头木棍什么的，赶我走。我见王小孚过来了，胆子就大了，就和他们比划起来。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王小孚怕我吃亏，就帮我打他们。他们比我们大，王小孚的脸都被打青了。那帮孩子见王小孚玩命了，纷纷作鸟兽散。其实，这帮家伙后来都是我的同学了，有的比我大四五岁，解放前念不起书，解放后年龄就大了。

第二年我上学了，9岁。王小孚8岁，没到那时的入学年龄，悲剧发生了。

放暑假了，我不再去团山子小学了，也没有见过王小孚，就想去看看他。谁会想到，还没等我迈出家门，西邻王小孚的伯父伯母就嚎啕大哭起来。母亲问过才知道，王小孚淹死了。他和一帮孩子到辽河滩一个水泡子洗澡淹死的，已经有两个时辰了。听后，我的心怦怦地跳，不知道怎么才好。

我要去看看他，听人说他就躺在那个水泡子的岸上。我没有去成，早就被母亲看死了，因为我也去过那个水泡子洗澡。我们就这样生死永别，阴阳两世。

他的伯父伯母一生没有孩子，指望他日后养老送终。他走了，他们怎么会不哭得死去活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伯父伯母也带着悲伤离开了这个人世间。王小孚的哥哥后来我也认识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我想王小孚的时候，就去看看他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和他回忆起王小孚，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慨叹了，是无情的时间磨去了悲泣，留下一抹深刻的记忆。

　1　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1同窗学友（生离死别）（2）

深刻的记忆，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王小孚那一幕，就像大树的年轮，只要你活着，记忆就不会空转，一圈一圈地随着你的年龄生长着。

7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人们还没有扛着锄头下地，噩耗就沸沸扬扬了——刚过40岁的孟祥弟死了。我“啊！”的一声，不知所措。

孟祥弟父亲的舅舅，是我的姥爷，也就是说，他父亲和我母亲是亲姑表兄妹。孟祥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地生活着。我叫他的父亲大舅，大舅叫孟繁文，别看他识字不多，但编歌谣可有一套，一套一套的，流传下来很多，可惜我手头上没有。大舅的手很巧，给丧家扎个纸人纸马什么的非常逼真，靠这一手也能挣个零花钱补充家用。

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孟祥弟也是会计。他没念过初中，但和我大舅一样的聪明，在众多会计堆里也算得上佼佼者。那时的大舅很称心，觉得孩子的对象不会发愁，会计在农村也是个文化人嘛。

到了“文革”的“文功武卫”的乱世之秋，心情平静的大舅突然间坐卧不安了，因为孟祥弟的心骚动了。他不甘心做他的会计了，凭他“里面三新”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偷偷地背起了枪，参加了“文功武卫”大队。

队员们整天荷枪实弹，镇守着公社大院，还真的与沈阳方面窜来的造反派交了几次火，幸好双方没有大的伤亡。但是，罗家房地区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战场了，人人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大舅才知道孟祥弟原来是“文功武卫”的队员，日日夜夜为他忧心忡忡。他可是大舅的独根苗啊，说啥也得把他整回来才能安心。于是，大舅谎称病危，托人捎去口信。

孟祥弟请了假，一进屋就被大舅骂得狗血喷头，这才绝了他危在旦夕的险境。回家后，孟祥弟还留恋那里的生活和“前途”。他说，在“文功武卫”队里，猪肉粉条子、大米白面堆着吃，万一能闯出一条路来不比当会计强吗？

大舅听说他还没死心，也没动声色，使出了一条“美人计”。

第二年初春，大舅开始为他操办婚事了，企图栓住他的心。

爷俩原来住两间小草房，准备给他结婚就又接了一间，不然住不下。大舅求我来帮工，我和孟祥弟用手推车运土运石头，那时年轻，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告诉大舅，千万别做好的吃，这就是我答应帮工的条件。我们是实在亲戚，大舅也很实惠，没有买肉，我也不会喝酒，每顿饭都是秫米（高粱米）干饭，副食全是玉瓜英子炖豆腐。我想，只要能给大舅省俩钱比什么都好，办喜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吃喝算什么。来之前，妈妈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些年来，妈妈没少帮大舅做针线活，大舅也帮我们干很多妈妈不能干的庄稼活。

早年间，大舅家很穷，是姥爷出钱给大舅娶的媳妇，不想，大舅妈早早就死了，我还没有出生。姥爷为他的外甥操劳一辈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世了。想起妈妈对我说的这些往事，我心甘情愿地帮大舅的帮，也是在帮姥爷的忙吧。

孟祥弟比我大一岁，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大舅对我很好，喜欢我老实，说我憨厚。大舅会种香瓜西瓜，瓜熟了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家随便地吃。每每想起那年那月，心里依然甜滋滋的。

过年的时候，苞米花是孩子们最好的小食品了，妈妈舍不得花一角钱的手工费，我就去雪地里捡崩飞的苞米花（现在也叫爆米花）。大舅看了过意不去，就帮我捡，他还对崩苞米花的人说：“你就不兴往雪地里崩一锅吗？让小孩子过个年！”

五一前，孟祥弟结婚了，也结束了20多年由男人操持家务的历史。嫂子很贤惠，对大舅就像对自己的爹那样。大舅整天就是一个乐和，他有了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孟祥弟的负担也一天天的加重了，忙得脸都没有功夫去洗，累得比原来的个子又矮了许多。他就是在劳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心有不甘，孩子仍是“嗷嗷待哺”阶段。嫂子不得已改嫁了，为了孩子。

多舛的人生，奈何又遇上了多舛的社会？“文革”的动荡，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人的生命就显得脆弱。同孟祥弟一样，郭祥玉在他死后的第五个年头，也瞑目于黄泉路了。

在孟家窝铺时，我家住在后街，郭祥玉、孟祥弟住在我家的前街，他们是邻居，郭祥玉居东。两家住的都是马架子，窄小黑暗，开门就是炕，冬不暖夏不凉。1954年，兴修辽河大堤时，孟家窝铺等七八个村子都搬迁到大堤南，他们两家也分开了，但住的很近。1960年，我家从外地搬回了德盛堡，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才有机会见面。

德盛堡，是个新村屯，是原来大堤外各村屯居民杂居的新村，有月牙河、孟家窝铺、董家窝铺、桑树子、王家街……几个堡子的人都到这里定居。

孟祥弟比郭祥玉有心计，日子还过得那么寒酸。郭祥玉是个“死做”的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少点理财算计的门道，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一年不如一年了。眼看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读书、住房、婚姻……哪笔开销能省得下？那笔开销不是天文数字？他忧虑成疾，先是双目失明，后来百病缠身。45岁的时候，他的生命之光彻底地失明了。他的死，虽然用不上“英年早逝”，但也是“年轻少亡”了。

小时候和他在一起玩，他从来对我们都是“逆来顺受”，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忠厚老实人，有口皆碑的宽容风范。可是，上苍上天对他太不宽容了，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一生没有平安，天理难容啊。

比起这些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在我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我够幸运的了。我往往以自己“苟且偷生”来慰藉自己的幸运，痛苦和失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啊。

　1　同窗学友（诤友诤言）（3）

1957年秋，我再一次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从新安堡小学转学到郭家沤麻坑小学读书。这里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地方，离原来的学校很远很远，好像在西天边上，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感到有些闭塞与原始。虽然我能听懂这里的语言，可人们的生活习惯与习俗和我的“家乡”大不一样的，处处感到既陌生又很新鲜。

学校没有新安堡规模大，学生老师也很少，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是五年级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所以我是1958年第一届毕业生。

来到生疏的环境，我没有生疏感，新的同学对我都很热情，很快就有两个好朋友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意思去结交的朋友，是按大人们的朋友概念相处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叫郭志彪，另一个是孙方举。

郭志彪，和我家在那家窝棚的房东都姓郭，但读音却不一样，郭志彪的“郭”读“国”，是第二声。

那家窝棚的房东是老哥俩在一起过日子，守着一棵独苗郭洪奇；郭家沤麻坑的郭家，也是老哥俩守着郭志彪一个男孩，真是巧合了。郭洪奇和郭志彪一样的“悲伤”，小时候母亲就没了，而他们俩的个性却有天壤之别。郭洪奇，从小就娇生惯养，对同伴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在新安堡念书时，郭洪奇住西屋，我家住东屋，许多事我都由着他，我们之间没有友情可言，倒有寄人篱下，任人摆布的感受。当我们都为人之父了，才都各有所悟，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题，像是久别的同胞亲近不够。可那时不是，同屋不同情，同床不同梦。

郭志彪和他截然不同，他的伯父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