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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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沈山铁路安全计，我们家的那段沈北大堤比别的地段都高都宽。引辽工程把大堤掘开那还了得，于是被枪毙了。这个工程也搭进去一条性命，是溺水身亡的。
掘开的大堤被勒令修复了，然而，县官们成就大业的心却难以止步。
1980年，引辽工程死灰复燃，地点改在团山子村的山上——开山建水闸！一时间，车水马龙，也炮声隆隆，团山子村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引辽的水闸倒是修好了，辽河水也引出来了，但它像一匹桀骜不逊的野马，四处乱串无法掌控。汛期一到，水闸成了摆色，“防洪闸”成了“放洪闸”，淹没了好多农田。洪水没成灾，“闸水”先造灾，农民遭灾。
咎由自取还不算，弄巧成拙也就罢了，偏偏被人告上“法庭”！
那时候还没有法，权就是法，上级就是下级的法官，大门口儿就是小衙门的法庭。这次官司的“原告”是盘锦地区，人家告新民截流水源，官司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于是乎，水闸被一道“土闸”关闭了，所有的水利设施全部付之东流，劳民伤财，咎由自取。不过，这期间我们创造了一项吃饭的记录。
这个工程（1968年的）开工于秋末冬初，天气渐渐的寒冷起来。新民县官为了创造一个奇迹，为了来年春天让辽河水“造福于民”，对工程的进度下了死命令——务必在数九前竣工！死命令一级比一级更死，我们公社要求在小雪前完工。
还是那句套话——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落实各级的死命令，生产队就得豁出去了——给出工的社员“高待遇”，不然没有人去！我们第8生产队为了让这帮小伙子走上第一线，答应午饭随便吃，其他的没有。
随便吃，那可是了不得的优待，何况队长还说了——主食，秫米小豆干饭；副食，咸盐花生米！天哪，咱过年能吃上什么啊？那年月，谁家干吃干饭，还有小豆？谁家能拿花生米当盐豆吃？盐豆，就是盐水拌炒熟的大豆，人人爱吃。现在给你花生米吃，做梦都难以想到！
工地离生产队有6、7里路，中午的饭由队长亲自送到。一则是看看我们的工程到底有多难，也看看我们的进度，二是看看我们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粮食。
队长还说了，你们要是干在其他生产队的前面，不仅吃饭不扣除你们的口粮，工分还要加倍……
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和李风仁等8个青年报了名。
我们的工程的要求是，挖一段6米深，上口为25米宽，坡度是1：2。5，6米长的延长线，所以8个人就够了，人多转不开身。
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8个人决心干出一个名堂来，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献礼，我们就能有饱饭吃。
“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大红旗一戳，热火朝天的干劲就来了，第一天上午，我们就在全段领先。队长来送饭挺乐呵，说这帮小伙子真行！
打开饭桶，香喷喷的味道就让我们忍不住了，饿一上午了。我们左一碗右一碗，风卷残云一般狼吞虎咽，一桶饭眨眼的工夫就没了，吃得对长直吐舌头。要知道，这些饭是按每个人一斤二两米下的锅，小豆不在其内，花生米也是白搭进来的。队长问我们吃没吃饱，我们谁也没吱声，因为没吃饱。
队长抬头看看工地，他似乎明白了。
土方工程非同小可，没有一把力气怎么能挑起200斤重的两大筐土？而且还要爬坡？我们8个人两个人一组，分成四对，轮流装筐，轮流挑土。挑起土筐几乎就是跑上去，不跑的话，200斤的土筐压在肩上更难受，你要没把力气走都难迈步。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吃得再好过一会就饿得你的肚子叽里咕噜的山响了。
第二天，可下子把午饭盼来了，每个人有增加了二两秫米，结果又是滴米不剩，把队长吃懵了。
队长咬咬牙，最后每顿饭下米一斤七两！当然了，花生米小豆在其外。这回吃饱了，创下了吃饭的记录，也创造了工程进度质量全线第一！
2 同队农友（起死回生）（5）
2同队农友（起死回生）（5）
2007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先父扫墓，顺便看看我眷恋的辽河滩。那里有我上学的脚印，印在我后来血汗浸染的土地上。将近40年了，两处废弃的引辽工程，像一具僵尸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毫无声息地任凭阳光的暴晒。我还能很清晰地辨认出当年我们那段土方，比其他的地段都高。有谁会想到，和它一样的黄土已经埋掉了一起战斗的3个农友——李风仁、李志民、夏儒林。
另一处废弃近50年的马虎山水库，在引辽工程以西10华里处，那里埋葬着家父的骨灰。1958年，家父是学校的负责老师，曾带领师生奋战在水库的工地上。那时他没有想到，“水库”会是他的墓地，他的墓地也埋葬了一个几近疯狂的时代。
安息吧，农友们！同样安息的还有李志民的父亲，当年的老队长李英林，我叫他二舅。一个堡子的人都是叫点什么，即使没有实在的亲情关系，能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已经胜似亲情了。所以，即使是外来户，大家之间的称呼都具有亲情的模样，不分伯仲。
1964年末，我在生产对当会计的时候，全队只有130多口人。由于地多人少，加之生产力的低下，庄稼侍弄不过来，先后招来至少5、6家“外来户”：董魁、李德清、李国良，沈阳的下放户；马才、宋宝忱、李木匠，都是法库县的农民。
李国良独身一人到我们八队落户，是投奔李秀清书记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把兄弟，靠旧感情成了我们队的社员。李国良很老实忠厚，不像是城里人。看在他们父辈的情谊，当时的李队长安排他做仓库保管员，也算是个美差了。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敬佩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他们父辈的感情是解放前建立的，他们能够传承下来，让人感慨啊。
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独身一人生活实在是很困难的，于是他就想处个对象。一段时间以来，全队尽人皆知，他和李姑娘有那么一点形影不离的感觉了。李姑娘学自行车，他就在后面扶着，两个人说说笑笑……
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李姑娘的父亲不同意！在那个时候，父母作主是不可逾越的婚姻屏障，何况李姑娘又有“新情况”了！那是后话，自由分晓。
李国良回沈阳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多亏了上山下乡回潮，浑水摸鱼，鱼目混珠，因祸得福了！
他是没有资格回城的，后来办了一个假知青证明，我们生产队没有一个人揭发他，还盼他早日成行呢。他成了外来户的佼佼者，幸运儿，其他的沈阳人至今依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中，最不幸运的就是宋宝忱一家了。
宋宝忱，原来是法库县马家沟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当年不到50岁。他的老伴去世后，留下一个20己的儿子。老伴去世后，续弦寡妇刘氏为妻。刘氏地主成份，亡夫扔下二女一男。儿子小，叫刘更彪，后改名宋奎久，和宋宝忱的儿子宋奎福就是哥们儿了。这一家6口两个男孩，大的眼看就要说媳妇了，着实让宋宝忱寝食难安。就这样，一家人才搬到比那里较富裕的辽河南落户。
宋宝忱能道我们队里落脚，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6口人有5个男女劳力，不然我们是不能接受他的。二是宋宝忱在马家沟受到歧视，带他如同地富份子。不要忘记，他可是娶了地主的老婆，那叫“混线”。马家沟党支部找他谈话，问他：“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炸弹’，你要哪一个？”
宋宝忱宁可搂着炸弹睡觉，也不要党员了，他被开除党籍，直到他要死的时候才恢复他的党籍。不是党员了，处处“不得烟抽”，1963年成了我们队的社员。
宋奎福和他的继母失和，自己扔下亲爹回了原籍，让老宋头大为伤心。
俗话说，无仇不父子，回过头来，父亲还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分家不分心。
那年腊月，宋奎福要把200斤的肥猪卖到河南，老宋头亲自推着带车子去拉猪。200斤的大肥猪可值银子了，至少也顶上两个劳力一年的收入。河北的法库县猪肉价格低，才运到河南来卖的，老宋头就想让儿子多挣几个钱。
那时候，猪是奇缺的高档商品，属于国家和地区控制的年货，每个地区对猪的收购是有任务的。私自卖猪属于违法行为，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所以老宋头就在夜间偷偷地把猪运到河南来，河南水北徒步25里路，图的就是人不知鬼不觉。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人不祸河祸！
推着带车子（两个轱辘的手推车）过辽河，天黑路险，一不小心连车带人还有大肥猪，一起掉进河里。还好车和猪被水冲走了，人捡了一条活命。
本该为人活着而庆幸，可那时候猪比人值钱，火得老宋头一病不起，年也没有过好。
谁也没有料到，扫帚顶门，眼前就出差（叉），都替他惋惜。谁也没有料到，峰回路转，那猪又“死灰复燃，枯木迎春”了。
过了年，有人在辽河里打鱼，在他们丢猪西边2里路的水下竟然打上一头猪来，正是老宋头那头猪。和水泡过的猪，又过了大年，猪不值那么多钱了。但是，这也给老宋头一丝慰藉吧，不然他的病不会好的那么快。
屋漏偏遭连阴雨，更大的不幸又让老宋头摊上了，这次绝对不能“起死回生”……
2 同队农友（悲情人生）（6）
2同队农友（悲情人生）（6）
老宋头大儿子宋奎福有了造化，回老家不久就当上了大队的电工。在农村，电工是个好差事，也算得上“八级木匠”——相当于知识分子，靠电能致富，大多数的电工哪个没富得流油？宋奎福的“脱贫致富”，也让老宋头一心二用变成了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维持“宋刘合璧”这个家。宋奎福的“脱贫致富”，也让老宋头眼前一亮，宋奎福就是宋奎久的榜样。再说宋奎久也是“初中生”，虽说只念了一年就“文革”了，还比宋奎福只念小学一年级更有学问。加之宋奎久天生就喜爱和电打交道，电还真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一次，他私自安装了“电子防盗门”（自己做的，一开门灯就亮），被大队发现了，罚了款。可他痴心不改，继续“玩电”，不想因祸得福。
大队原来一个电工，玩不转日趋加剧的用电新形势了，就要增加一个电工来减压。老宋头听说后，经过上下打点，宋奎久当上了电工，也看他真能担当得起。
电工是棵摇钱树，也是聚宝盆。自己家用电随便，分文不拿。电炉子、电水壶……别人家用是要罚款的，变压器的容量小，上下都有规定，电工是特权阶层，没有人监督，何况监督者的耗电量比他还厉害啊。电工从各家齐上来的电费有数，上缴的也有数，前面的是大数，后面的是小数，差数就是电工的了。如果觉得差数太小，那么就提高每度电的基数，落到千家万户，可就是个大数了，剩下的差数自然不是小数。各个大队的电工都比着看谁的差数大，比来比去，电费就上去了，最高一度电2元4角钱，老百姓叫苦不迭。
那么，群众有反映，大队、公社就没有人管管吗？管！
大队书记开会了，说：线路不好，电损太大，此其一。二，五保户、困难户拿不起电费，大家摊，自从办电就是这个法则。三，上边要的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之，他说的话就是电工教他说的，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书记和大队长，还有大队的会计，都和电工一样享受“优惠”，包括电工的至亲等等。他们的屋子比谁家的都亮，心比谁都黑！这就是农村高电费的根本原因，最高的村，一度电7元钱。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满地，刘二堡人要争气”，赵本山说的没错。那时家乡有了个体业户，用电项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工就更吃香了。谁家有事你得排号等电工，七碟八碗地伺候着，不然你还想用电不？
这年秋天，稻子黄了，金灿灿的，到处是一排喜悦情景。一些想干点大事的农民们，钱还没到手，买卖就开张了。老王家的酒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鞭炮齐鸣。为了快些把电送进酒厂，宋奎久在王家吃过晚饭，摸黑就去变压器合闸。
“酒后干事胆子就大，夜黑人静啥也不怕”，这话是说给做贼的，但让宋奎久实行了。他刚上变压器，头部就触到了高压电源，脚就接了“地”。刹那间，一声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宋奎久当即身亡，时年不到30岁。
噩耗传来，再也听不到他一声喘息，只见得老老少少不住的叹息和哽咽。
老宋头老两口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搓揉得半痴半呆，恍如夜游。没过一年，他去了，老伴也投奔了女儿家，儿媳领着二个孩子再婚，家破人亡，各奔他乡。
宋奎久死了，宋奎福来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