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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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几年里，他还是很欣慰的，只是“有福无寿”。相继，他的大孙子考上了吉林大学、二孙子也念了省重点高中，小孙女年初三也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987年我翻建了新房，父母他们也扒了后院的小土房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这让他很是欣慰，他总算住上了砖瓦房，尽管不到两年就离世了。
最后的几年他很知足了，死后留下一首长诗，表述他一生的坎坷，和邓小平复出后给他带来的新生。这首诗大概是他唯一值得他珍视的遗产吧，所以至今我还保留着。
父亲死后给母亲留下了500元钱，放在我大妹妹的家里，我并不知道，后来妹妹说的。他还有一个水晶眼镜，算是值钱的东西了，有人要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同意，留给了母亲做纪念。那眼镜有好多年了，父亲年轻的时候眼睛不是很好，有人说水晶石养眼睛，就花钱置办了。那时候水晶石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价位，但也不是一般人家就能买得起的。这副眼镜和他形影不离，在佳木斯当兵的时候也随身携带，即使干农活也揣在他的兜子里，可见父亲对它的喜爱了。
他留给我的东西有两件，一是分家的时候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一是一个刮脸刀架。挂钟是1965年秋父亲从郭家沤麻坑商店买回来的，大约花去了那时他一个月50元的工资，可见当时物资该有多么的匮乏和昂贵了。这架钟一直伴随着我43年的生活，2008年再也不能走动了，只好忍痛割爱处理了。而那个刀架我仍然使用着，它比挂钟的年龄还大，是1955年鹰牌的产品。53年了，用了两代人，铁件依旧光亮没有一点锈斑，堪称神奇。
2 我的一家（陋室奇观）（1）
2我的一家（陋室奇观）（1）
2我的一家
一切家庭都是从婚姻开始的。1966年我们结婚了，第二年长子李靖出生了。那时候，祖母、父母、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再加上我们3口，一家11口人挤在两间草房里，算得上济济一堂了。大孩子刚刚会走，我们就搬出了老家分爨另起炉灶了。我们3口没有自己的房屋，也没有相应的积蓄去置办必备的生活用品。分家后的第一站，住在贺文祥老两口的北炕。从此，30多年的艰难岁月便开始了。也就是说，打这起的30年后我才摆脱窘境。
分家的时候，父母给我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了，还有用了近20年吃饭用的炕桌。一葫芦头小米是给孩子吃的，一手推车柴禾以解燃眉之急。半面袋玉米面，可以维持大人几天的吃食，再有就是我们三口人平时穿的几件衣物了。除了我们拿走的，老家几乎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了。幸好贺大叔不要我们一分房租，不然我们就得露宿了。
贺文祥大叔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个于家。我和贺大叔住东屋的南北炕，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住在这三间房的西屋。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你越怕有事，事就接踵而来，那时又要有一张嘴哭着喊着等着吃喝了。把孩子生在贺家总觉得不那么方便，这可如何是好啊？真叫“一愁未了，一愁又来”，愁眉不展的过日子。思来想去，我们决定在老家的后园子里盖个小房暂且安身吧。
计算一下，手里只有不到80元钱，再小的房子也难以盖成啊。
这80元钱，是我们结婚后给岳父门上的长辈拜年人家赏给我们的“礼金”，和生孩子时别人给的“下奶钱”，也包括五曾母给的那5元钱。平日里连个糖块都舍不得给孩子买，就留着急用，但这么点钱想盖房子实在是杯水车薪。然而，没有房子住促使你必须盖房子，一分钱就得掰成两半花。要不然，你到哪里借钱去，牛年马月能换得上？
人困难到了极点，往往会有权宜之计来帮助你吧，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或者，“将就”就是权宜之计，我就得靠“将就”来盖房子了。
木工是本生产队的人，按当时的规定，木工为本队的社员盖房子有生产队给他记工分，生产队再从我的工分中扣除。垛墙、打石头底做房基，全由自己动手，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完成。没有木料我就去赊，是人家的旧房子木料，没有几个钱。草房要苫草，就用生产队分下来的秫杆顶替……
秋收前盖房子动工了，天气也越来越凉了，不几天清晨就有轻霜了。我们俩脚踩着冰碴和泥、打坯，孩子妈妈和我一起挺个大肚子磊窝。我们不能求他人帮工，尽管我帮别人太多的工，给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我们年轻又都是力气，能省下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搭炕、砌锅台这样的细活我没干过，什么“落灰堂”、“迎风坯”……好多技术活我一概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千难万难，没有钱最难。就因为我没有钱，其他的难就不那么难了。自己动手怎么也比没有钱去借好得多，于是就自己动手了，一切也就成功了。
孩子妈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就要冬天了，她就顾不得休息一会，生怕房子没盖好孩子就生下来了。初冬时节，房子总算在劳累中盖成了，也创造了农村房舍之最——
面积最小。住人的西屋也叫里屋，去掉一铺火炕，堂屋地只能走开一个人。外屋也是东屋，搭个锅台放两口水缸泔水缸所剩无几了。两间土草房总面积仅仅9平米吧，比瓜窝棚大不了多少。
屋子最黑。里外两个屋只有几块巴掌大的半透明的“乌玻璃”，是捡来的。窗户和门都是糊的纸，阴暗潮湿，见不得几缕阳光，就像老鼠洞似的。
房墙最窄。一般土房的房墙都是一尺八宽厚，结实保暖，我们的只有一尺厚。墙薄一点是为了赶进度，容易干，不是马上就要有生孩子的嘛，等不得。
房顶最透。为了节省木料，我们的房子没有椽子，叫做“蹬箔”。那是旧社会穷人盖房子的方式，解放后早就不用“蹬箔”了，这个“工艺”在我这复活了。“蹬箔”的房顶和屋檐四处漏风，风可以从任何地方直吹到你的脑袋上。
时间最短。从垫地基到全面竣工只用了28天，因为我的房子和瓜窝棚差不多，最省去了很多的工程程序。
造价最低。手里的80块钱花得一分没剩，赊来的旧窗户和檩子一共102元。虽说那时候的钱很实，但你能想象102元就可以盖个房子生了两个孩子吗？
还有一些之最，比如举架最低（房子高度）、屋子最冷，说起来不堪回首。
春节前，也就是祖母去世的第四天，次子李昊降生了，两年后小女李晓黎也挤进这个陋室。
2 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2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生李昊时，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盖房子花掉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钱，还耽误了我许多的工分。秋后生产队分配结算，我只找回来不到40元钱。所以孩子妈妈来月子只吃了6个鸡蛋，是李巨元的母亲我六大娘送来的。6个鸡蛋她吃了10多顿，有四个是一次一个煮着吃的，其余的两个炸成鸡蛋酱下饭，足足吃了一个星期。生产队发给社员过年的猪肉和米面，我一口都没有吃，都用来维持坐月子的了。孩子的母亲不忍心不到两周岁的大孩子跟我一起苦熬，常常趁我不在偷偷地把自己嘴里的东西给了他。还没有满月，她就撑起来干零活洗尿布，让我去生产队多挣一些工分。
这个时期酸楚如影随形，避之不及。那年的春节我什么也没有置办，没有钱置办。除夕晚上别人家灯红酒绿杯盘罗列，我们吃的是骨头炖酸菜。骨头让大孩子啃了，没有多少肉，只有少许的筋头。酸菜有些骨头的油花，我逼着生孩子的她吃了，剩下的酸菜汤由我喝了。我只是怕浪费了可惜，并不知道酸菜汤是个什么味道，我能品出那味道吗？也许嘴里和心里都是酸的吧。那时我就咬牙发誓：拼死也别再让孩子遭此洋罪了！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第二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亲不亲线上分，家不家纲上划”的残酷时期。这时，我们属于黑五类人家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随时都有灭顶之灾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把你打入18层地狱。
噩耗终于来临了，她的五叔王玉明从新民的大柳屯来岳父家串门，实际上是来“清理门户”的。他的两个侄女一个嫁给了富农，一个嫁给了富裕中农走资派的儿子，令他大为光火很不体面。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他的大哥二哥是背叛了本阶级，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断送了王家子女的锦绣前程，等等等等。大哥二哥低头认罪，以同意“决裂”作为立功赎罪的表现来体现立场坚定。没过几天，他二哥王玉章的女儿王桂琴就彻底地和李庆新决裂了。接着，乘胜进军的目标就是我们了，意料之中，我有思想上的准备。
那天晚上，孩子妈妈很晚才从孩子的姥姥家回来，进屋就哭了。她告诉我，五叔让她和我离婚！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她和我离婚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我也明白，事到如今犹如病入膏肓，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我就说“一切由你了，你跟我受的苦遭的罪太多了，委屈你这么多年了，我够本了……”可她说什么也不听他五叔的，死心塌地的跟我。五叔也没有办法，被他侄女臭骂了一顿，怏怏不快地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来日方长！便自觉没趣溜之乎也。
五叔的所作所为，引起街谈巷议叫人指指点点，都诅咒他丧尽天良不得善报，他是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他的老家的。
其实，我的岳父和二叔丈爷早就想了结这门婚事的，只是没有借口而已。见他们的五弟弟来了都乐坏了，可下子找到了下蛆的缝隙，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嫁祸于人了。二叔丈爷早就觊觎李家的房产，前文说过了，现在是人和房都可以物归原主，何乐不为？
我们恋爱的时候，岳父就极力地反对。他总觉得贫农出身的女儿嫁给二等地主，既冤屈又没有出头之日，也影响了他的大好前途。这话得从好几年前说起……
1960年，辽河滩地通过签署合同让给了沈阳炮校，做弹药枪械实验演习基地。炮校和相关部队经常来德盛堡演习训练，有一部分官兵常年还在这里安营扎寨。至今那片土地的地名依然叫“炮校”。时间一长，官兵和岳父等相亲打得火热，相互称兄道弟的。有一个连指导员同岳父更是熟上加热，逢年过节他总要带些礼物来瞧看岳父。军民鱼水之情本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闲暇聊些儿女私情也是理所当然。指导员看他王大哥的女儿如花似玉很是喜欢，就取笑说“将来她就做我的儿媳妇算了”。岳父也应和着说笑：“那太好了，算我高攀了。”言来语去，说者并非全无心意，听者更是如醉如痴，期盼梦想成真。
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道缝就是岳父对指导员朦朦胧胧的许诺。这道缝也给五叔处心积虑的“革命”豁出一个口子来，五叔才果断地采取割包断义决裂的举措。
五叔没有获得全胜，岳父却落个里外不够脸，好长时间也不到我们家来看看他的两个外孙子。
大概是1972年，军队已经不在这几年了，那个指导员又来了，他说是旧地重游，也许还抱有什么希望吧。我和他没有见过面，听人说他姓毕叫毕德全，还特意到我家来看看，既想看看我也想看看我的夫人吧。他走后对岳父说：“家庭是困难点，看那小伙子倒是很不错的。”
我们俩的相亲相爱的结合，不能说是全然的志同道合，但绝对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有实现自小的愿望，皆源于家庭成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我不能再让我未来的孩子也有我一样的不幸。所以我很想找一个家庭成份好和社会关系很“革命”的姑娘做孩子的母亲。
和我相识的姑娘很多，也很优秀。可是，高门显贵的我见了恶心，所以不屑一顾。“家沉人值”的，嫌我身无长物，不可同日而言。心高意丽的，一心思谋进城找对象，哪能屈就荒野？出身清白者，又不肯玩火自焚……我只好在寻求中等待知己。
1965年初，我们那才知道周总理“重在政治表现”的讲话，政治空气才有了一点松动。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她相识相近了，并走到了一起。她就是孩子的妈妈王淑琴，很平常的名字。
她们家也不富裕，初中一个学期没念下来就辍学了，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我们相爱，他不把家庭成分放在眼里，看重的是我的文化与人品。19661月10日年我们结婚了，正赶上“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结了个“无礼而婚”。
“无礼而婚”，就是说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结婚，请来生产队的好多青年，吃点糖块就算是婚礼了，没有酒席。这倒很适合我的胃口，我从来就讨厌那些繁文缛节。
一个贫农的女儿能愿意嫁给我，足够了。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她很有主见和远见，比她的父亲叔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