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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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快要到了，孙大叔也从黑龙江赶了回来，那屋子就变得越发的狭小了。那时父亲也放假了，三个没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刹那间让女人和孩子们感到有了依靠，家也有了难得的笑声。
说起孙家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呢。孙大叔的亲堂姑姑，是我爷爷的第3房妻子，孙大叔叫我父亲为八哥，他们早就熟识。
李奶奶有父亲和孙大叔这两个侄子对她的尊敬，她快活多了，不再那么思念她的儿子了，尤其是逢年过节。
李奶奶出身贫苦，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儿子和一个早就出嫁的女儿。儿子30多了也没有成家，家贫啊。听说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好上了，因此而触犯了“法律”，在监狱服刑好几年了。要是放在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啊？据说那时因为他没有什么靠山，他又是个小干部，工作上很“左”，得罪了人，被人“鼓捣”进去了。李奶奶就盼着他出来，总在嘴里叨念着，掐着指头过日子。
我们三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年也显得有几分热闹，就算是苦中作乐吧。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还贴了一副对联，他自己写的，我只记得下联，叫做“三家两性和”。
过完年我就开学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那个学期我不回家，一是离家很远，25华里没有车辆，靠徒步得走两个半小时。二是我野心勃勃，很想深造念大书，就得寒窗苦读。三是回到家里也很不方便，天热人多……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我毕业了，在家耐心地等待升学考试的消息。
一天傍晚，教我们代数的马文庆老师找到了我家，是来给我送“新民高中录取通知书”的，他说全校近350名毕业生只考上23名。马老师住在我们的后街，他比父亲大许多，德高望重。
接过录取通知书，我好欣喜，好多人都围拢过来看，说还是人家当老师的孩子聪明，有出息。送走了马老师，我第一次舒心地坐在炕上，细看那录取通知书，体味着那个小屋是我的一块福地，遐想无限。
在团山子小学，我就认识了马文庆老师，他教高年级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崇拜他。马老师属于少言寡语那类的，特稳重深沉，举手投足都像有格尺在规范着他似的，俨然一副长者学者的派头。解放前，他是吉林某地的税务官，解放后就回到老家当了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马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很喜欢我，因为别人不会的问题，我准能让马老师得到满意的答案。公开教学的时候，我是他提问最多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师生就是说双簧的搭档，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二道房学校，我们同朝称臣，那是后话，我不能不说。
从打搬出马老师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马国忠老师被造反派定为“国民党特务”。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后来，造反派让我父亲出一份证实材料，来证实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可笑的是，还没等马老师涉足“特务”的行列，我父亲早就被发配到“走资派”的队伍里去了。让“敌人”来证实“敌人”无罪，这逻辑实在是滑稽。不想，父亲的证实竟然在不久后生效了，马老师获得了新生。
经过一番战天斗地洗心革面的虚惊，马老师像换了人间。无论他为人处世还是为人师表，都大为改观。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改天换地重新做人的功能啊？
古时候有一支军队叫“乌鸦军”，以着黑衣而得名。我戏称我早年的老师为乌鸦老师，本意也不是穿黑衣、存黑心，而是他们都是“黑五类”、“黑七类”之老师。黑色本该能掩盖一切的，可又偏偏因为黑色很醒目，被人瞩目，结果暴露无余，欲盖弥彰。那么，“红老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情感压抑） （1）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情感压抑）（1）
父亲从解放前工作伊始到他离休，先后共调转了9次。于是，我也成了“走马灯”似的学生，小学6年间，我到过四个小学校读书。
1957年深秋，我来到最后一所小学——郭家沤麻坑小学，后称“郭家小学”。那时我是6年级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这个学校成立得晚，第一次有6年级的大学生。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郭家沤麻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是当时学校的“负责教师”，那咱这个学校没有校长、主任。“负责教师”是个“准校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他来领导。也许那时候正是父亲最辉煌最上进的时期吧，那时他34岁，他怎么会想干点辉煌的事业，接受上级对他的器中与考验啊。
有一天，父亲对我郑重地说：“你可得考上初中啊……”
他往下欲言又止，仅仅是这么半句话，那也是父亲有生以来和我最重要的惟一一次谈心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给我打点酒去。”他高兴了就要喝酒，我就拿起酒壶而不是酒瓶子，按钱数到商店买二两散酒，回来一分不剩，他也一喝而光。那时候喝酒的人太少了，谁有钱买酒喝？逢年过节一般人家都不会买酒，喝酒是叫人家笑话的，说你不会过日子。父亲喝酒和别人不一样，人家会说，“还是人家‘李校长’，比不了啊”。话语中，充满了艳羡。
从那次谈话中可见，父亲对第一届毕业生给予很大的希望，对我更是，这也是他想证明自己领导能力、水平最关键的时刻。我懂得，他更不想让别人说“‘校长’的孩子都没考上，只会喝酒……”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大跃进，就像被酒精刺激了的人，不想说的话脱口而出，不想做的事一夜之间就成了事实。于是乎，教育也大跃进了，新民六中的招生，也从前两年的每年只招收两个班级，变为招收四个班级，翻了一番。在以往，每个学校只能考上几名中学生，有的学校干脆一个都考不上。现在希望大大的有了，各个小学也要来个大跃进，跃进这个龙门。
到了郭家沤麻坑小学，那年冬天老师没有放假，都到县里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去了。快过年的时候了，父亲他们才回来，我才得知教我们的张老师被定为右派份子。张老师开学就掏厕所，接受改造，后来干脆解职回家到农业合作社（就是后来的生产队）劳动改造。
新学期开始，唐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他的口碑很好，很快就成了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也来个教学成果的大跃进。
唐老师叫唐国仁，是师范学校新毕业的老师，家在义县。唐老师个头不高，白脸膛，很敦实，说话有时候略显语塞，但“磕巴”得不是那么严重。他爱笑，笑的时候很少出声，最多“嘿嘿”两下就结束了。别看他有那么一点点口吃，但吹拉弹唱不碍一点事，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那一手。和马国忠老师比，唐老师不仅多才多艺，教学上更是胜他一筹。他是科班出身，就是比穞生的强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这么评论他，他不负众望。
我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写作文的，马老师第一次布置给我们的。他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要我们照猫画虎去完成。大家画来画去，画得非猫非虎，反类其犬了。我不爱上语文课，讨厌老师讲课文那一贯的模式，什么时代背景，什么中心思想……八股得很，更不愿意死记硬背，但有的课文我还是记得很清晰。
这是1958年春天的故事。唐老师给我们讲“田寡妇看瓜”，那过程、那方法我记忆犹新。
开篇时他没有讲课文，而是讲了农村一些大家都很熟识的故事，好像根本没有进入“正题”。在这之后，唐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文题，叫做“深夜的故事”。
1958年初春，在春寒料峭中，大跃进的热潮滚滚而来，新民县动员了十来万民工挥锹动镐兴修马虎山水库。那时新民县的总人口大概不到40万。这么多人参与大跃进，可谓“上至九十九，下至刚回走”，全民动员了。所以，别看郭家沤麻坑村子很大，但每个家里都住满了民工，连屋地都睡着横七竖八的人。
马虎山水库座落在辽河与现在的101国道交汇处，那里就是沈阳通往彰武、阜新的马虎山辽河大桥。桥的西面是乌尔汗山，东面是马虎山。这两座山，比羊草沟那座山还矮大半截，但却有山的名字，所以就依山修建拦河坝，石头和土混合的大坝，没有钢筋水泥。大坝合拢，再把水憋到水库里。
马虎山水库就在这桥的东面，当时没有桥。整个库区有40平方公里，设计蓄水深度平均也就3米吧。如此“浅薄”的水库，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贻笑大方。
不久，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气宇轩昂地加入了马虎山水库的劳动中来。方圆二十几里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修水库，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住宿在郭家沤麻坑这个村子里。一时间，水库工地的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在这口热锅上急急忙忙地爬来爬去。
“白天大干，晚上夜战”，我写了一首诗，还被工地的指挥部播放了，其中有一句是“天上星星闪，地上灯万盏”，说的就是夜战的景象。
到了吃午夜饭的时候，唐老师每天都派几个人轮流看守工地上的工具，我们就成了“看瓜的田寡妇”。
没有多长时间，“学生民工”撤离了水库，因为有人嫌我们是“光吃饭不干活”的人。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挑起一根扁担和两只土筐就不错了，还能挑土吗？我们只好两个人抬一个土筐，摇摇晃晃，等抬到堤上所剩无几。
回到学校，唐老师继续讲课，我们就开始写那篇作文。经过一周的一一批改，唐老师拿出了一篇范文，那就是“田寡妇看瓜”。
那时候我们都“很傻”，没有预习课文的习惯，所以对“田寡妇看瓜”事先并不了解。然而，这一课虽然前前后后讲了近一个星期，但我们的收获却非常大，懂得了写作知识和技巧，对作文不那么望而生畏了。升学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记一次劳动”，全班同学都写得很好，因为这题目似曾相识。
唐老师知道，升学考试对于学校、学生是多么的重要。那年还没有开学，唐老师就在元宵节前回到了学校。
1957年底到1958年初的冬季里，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雪峰雪岭，办公室和教室的门都被大雪给封死了。可见唐老师从义县来到学校该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从三台子下火车徒步走40多华里，还要背个沉重的大行李。
听说唐老师回来了，好多同学都来给他拜年，和唐老师一起打扫积雪，生炉子，做饭。唐老师带来一些干粮，放在行李里。打开行李一看，烙的饼还有些“温度”，他就喝口开水吃饼，这就成了他新学期的第一顿晚餐。
晚上，我去学校问唐老师算术题，他没有在办公室。我看见办公桌有一封书信，就看那上面的字。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上面的地址是他的家乡义县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中间的收信人叫张淑清。张淑清是谁？
我在想的时候，唐老师抱着一捆柴禾进来了。他见我看那信封，就冲着我自言自语：“这信封不是很好吗，省了钱，还能寄出去，嘿嘿。”
“唐老师，您常给家里写信吗？”
“嗯，不是的，一个学期也就写一两封吧。”
他语塞了，顿了顿，笑了，很不情愿地笑道：
“这是给我爱人写的信，也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说完又笑，笑得很爽朗，但也很无奈。其实，他还想对她说“我到学校了，你不要惦记我了”。见我直勾勾地看他，似乎觉得不该和学生说些“卿卿我我”的话，所以下半句话就打住了。
升学考试结束了，同学和家长都在期盼着发榜的日期。唐老师也在期待中继续呆在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
期待是幸福的，但也最是难熬。熬不住的学生，就去走亲串友，或是帮家里做些农活。其他老师放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唐老师“熬不住”，就弹那架风琴。他爱弹东北民歌“小放牛”，曲调很是优美，可我怎么也品不出脍炙人口的滋味，倒感到有那么一丝的苦涩。
唐老师家里来信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唐老师憋不住就和我说，我就和父亲说，父亲就和他说，父亲让他别等了，快点回家。
他憋不住和我说事，不是让我透话给父亲想要回家，他是拿我当稀释剂，稀释他的焦急心情。那些日子，我常去学校听他弹风琴。他喜欢对我弹琴，我不是牛，对“弦内之音”有所反应。但我比牛笨，他不知道，那时我不懂男女情感，听不出“弦外之音”，我只是知道他盼发榜的那一根“弦”，考试的结果，所以他才那样和我一样的焦灼。
发榜的日子终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