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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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与劳来特会谈时概括地说，现象学受到三方面的批评OE。结构主义取代现象学，并与马克思主义联姻。后期梅洛—庞蒂在有些讲演中开始谈论法国人感到陌生的Ｆ。索绪尔，语言问题提出来了。因此，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不能说明由语言学类型的结构所产生的意义结果，在这种说明中，现象学含义上的主体并不传达意义。
第二个方面来自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因为无意识并不能在任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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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３
象学讨论中得到反映，当语言问题开始提出来时，拉康评论说：无论你做什么，无意识从未被归结为现象学主体所敏感的那个意义授予的结果。实际上，拉康提的问题完全与语言学问题相对应。由此，现象学主体再次受到质疑。对现象学进行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尼采的影响。现象学的、超历史的主体能说明理性的历史吗？尼采对此持否定态度。
《议所的诞生》与《癫狂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别有：首先，前者关于肉体疾病的概念史，后者则是精神疾病的历史。其次，前者的范围较后者狭窄，只是颇为简洁地论及了与１９世纪相比照的古典疾病观，主要集中于《癫狂与非理性》中一般拘禁体系的崩溃以及癫狂之人、犯人和病人的开始隔离的历史时期，亦即解剖—诊所医学取代古老的分类医学的那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忽视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情况。
最后，前者比后者更加雄心勃勃，在后者福柯设法改变传统的癫狂知觉，但并不改变我们思考过去的传统方法，而前者凭着把空间概念引入有关过去的时间知觉中，创造了一种复杂的四维历史。
《诊所的诞生》反对医学史中的通常假定，即强调观察只是肇始于诊所的诞生。在福柯看来，诊所并不代表观察的发现，而是代表由“种类医学”所支持的、并在１８世纪未经历剧烈变化的那个特殊观察方式。这个变化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假想关系的变化，即视见和描述与在病人身上找出疾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疾病仅仅是其症状的名字，在明显的症状以外不再有任何本质。二是病症研究与尸体解剖之间的密切整合，以及解剖的对象由尸体的器官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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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尸体的组织，医学训练有素的“凝视”
，作为所有医学知识的来源，把症状转变成符号，以对应于尸体解剖中发现的一切。
不同于“种类医学”
，作为诊所医学第一阶段的“症状医学”把疾病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不变实体，其基本知觉编码是符号之语言学结构和个案的统计学结构。但是“症状医学”并不持久，它很快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医学知识，即“组织医学”或“解剖—诊所医学”了。通过一系列变换，触摸成了主要的知觉形式，医学凝视也从躯体的表面深入到躯体之不可见的、沉寂的内部。于是，Ｆ。比夏（Ｂｉｃｈａｔ）的病理解剖学时代降临了。福柯据此逆转了传统的医学阐释。依照传统说法，正是理性战胜宗教才产生了验尸实践、诊所的确立和现代经验医学的诞生。但是，福柯坚持认为，１８世纪期间宗教并没有阻拦尸检实践，尸体研究是件普通的事，认为现代解剖学是新的医学知识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福柯自己的观点来衡量，《诊所的诞生》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它不能把诊所知识与其相关的非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贯彻到底，即使这些关系得到了讨论，福柯也不能清楚地说明话语因素与非话语因素是如何相关的。二是虽然它为康吉汉的概念史的哲学讨论提供了历史背景，但由于它局限于概念史，于是不能展开医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体系之间的关连。
不少批评家认为《诊所的诞生》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于是在１９７２年修订本中，福柯删除了某些结构主义术语，用“话语”取代了“语言”
，把“所指的结构分析”变成了一种话语分析。而话语的原子是陈述，陈述与所陈述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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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３
系，并非能指与所指、句子与其意义、命题与其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那时，“结构”和“能指”之类用语足以使一个人打上“结构主义者”的印记。
于是，福柯千方百计地、小心谨慎地排除和避免使用这些术语。
《诊所的诞生》不仅为许多有关医学史的论文所引用，而且还是非医学读者感兴趣的，因为它不仅赋予医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基础作用，而且还规定了新医学和当代浪漫运动对视个性与死亡为一体的观念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们只有把死亡当成医学经验的先验体现时，才能废除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律法（禁止把科学话语应用到个体上面）。
西方人在自己眼里就能把自身构成为科学对象，于是从非理性的体验中产生了心理学，从死亡之整合进医学思想中诞生了作为个体之科学的医学。一般讲，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性体验与死亡体验密切联系：从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到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再到弗洛伊德的人，无不如此。因此，医学显现为所有人的科学的基础科学。由于医学关注人之成为实证知识的客体和主体，因此，这不仅使得医学获得了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重要性，而且还蕴含了“限定性”
结构的变化。
对古典思想来说，限定性内容仅仅是无限性的否定，但对１８世纪末的思想来说，人类学结构既发挥着界线的批判作用，又发挥着源始之基础作用。
这一变化成了实证医学的哲学条件。
于是，《诊所的诞生》简单涉及了《词与物》的重要内容。
那本使福柯一举成为畅销书作者的扛鼎之作《词与物》初版于１９６６年，四个月内销出二万册。迄今已印刷十多万册，这是少有的事情。该书的出版引起广泛注意，并被译成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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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１９６７）
、西班牙文、葡萄牙文（１９６８）
、英文（１９７０）
、德文（１９７１）
、荷兰文（１９７３）等多种文字。在译成英文时，书名由《词与物》改为《物之序》。
《世界报》、《费加罗报》、《文学半月刊》等都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德勒泽也在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新观察》上撰文，认为“这是一部有关新思想的伟大作品”。而萨特则认为，这部书并不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而是地质学。该书有关经济学、语言学和生物学等人文科学起源的历史，并因其宣称“人之死”和“人道主义的终结”而闻名于世。当他发出“人之死”这个呼声时，他无疑把萨特包括进他所蔑视的人道主义者中了。
有人因该书而把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福柯称为结构主义运动的“四大金刚”。笔者以为这一称呼是不恰当的。
为了答复别人对他的方法的众多询问，反思《癫狂与非理性》和《诊所的诞生》等早期文本，为知识的分析提供一个概念框架，福柯于１９６９年出版了《知识考古学》。该书提供了一种宣称能废除传统观念史学科的某些流弊的编史方法论。福柯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思想史从对令人憎恨的主体的超验的屈从（ｓｕｊé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ａｌｅ）中解放出来，他的目标是在无始无终的、不断变化的间断性中去分析历史，认为历史的展开无需超验的主体形式。最终消除历史的所有超验的自我陶醉OF。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剥夺主体统治权作出变化或创造历史的“独一无二的和瞬间的权力”
，认为考古学是一种排除了人类主体的基础作用的思想史的方法。
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改变了一切，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独立进行权力分析的新气氛。风暴过后，福柯重新界定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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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３
了自己的方法，研究重点从话语分析转到非话语（机构）分析，从知识转到知识—权力，从考古学转到谱系学。谱系学能以特殊方式，依据那些能表明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的话语和非话语实践的产生条件，让人们理解这些问题。谱系学努力洞察话语的深度以鉴别话语的历史根源。
“五月风暴”
表明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范围以外，有可能从事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斗争的参加者并非象以前那样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而是新的群体：学生、教师、职业和技术工人以及一般工人。
斗争旨在揭露现存社会的弊端，而不是推翻权威和特权。斗争发展了一个新的机构形式，不仅批判资本主义，而且还反对官僚和所有社会组织的非民主形式。斗争的焦点并非工厂，而是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因此，如其说它辩驳的是剥削，倒不如说是异化。
对许多左派知识分子来讲，“五月风暴”
不仅与革命传统决裂，诞生了新的社会构型，而且还导致了７０年代早期大量新的抗议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监狱改革运动、生态和反核武器运动、各种地方主义运动和反精神病学运动。
同德勒泽、葛达利、卡斯托里阿迪（Ｃａｓｔｏｕｉａｄｉｓ）
、勒福尔、利奥塔、博德里拉尔、马兰OG和勒费弗尔一样，福柯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新的政治、理论格局，并没法修正自己的思想，以符合新的政治事变。
同萨特一样，福柯参加大量的政治活动，支持几个抗议运动的事业，并为《新观察》撰写政治文章，倡导对制度和意识中的权力关系发起攻击，认为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批判现在制度的运作。从此可知，统治和权力的论题凸现了。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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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年１２月２月，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讲，Ｄ。杜美齐尔、列维一斯特劳斯、Ｆ。布隆代尔、Ｆ。雅各布和德勒泽听了他的讲演。从此以后，福柯开始强调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了。
《话语的秩序》（Ｌ‘ｏｒｄｒｅｄｕｄｉｓｃｏｕｒｓ）这篇讲演介绍了他将要详细展开和讨论的“真理”和“权力”概念，它谈论对“求真意志”进行机构支持，强调知识借以在社会中被使用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福柯把他今后的研究称为作为权力形式的话语的谱系学。
如果说撕裂欧洲社会、疯狂如魔的百年宗教战争使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斯宾诺莎的《神政论》在血风腥雨的磨练中呱呱坠地，如果说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使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成了民主共和国的宣言书，那么１９６８年“五月风暴”造就了一大批“不辱历史使命”的理论家。福柯的《监督与惩罚》（１９７５年）就是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
《监督与惩罚》考察了从１８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叶这段时期的近代监狱史、惩罚史和惩戒社会的增长史。
“权力”和“戒律”观念占据着福柯思想的中心地位。他依据“权力策略”从由统治者实施的非连续的“宏观权力”到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层面、集中注意肉体并产生有用的生产性的个体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嬗变，描述了监狱的诞生和狱吏、医生、教师、牧师、精神病专家等大量个体的技术专家的形成过程。
个体并非简单地是权力的牺牲品，而是由权力创造的，充当一种便利于权力控制肉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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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１４
与此不同，福柯的先前著作并不依照“权力”来审视个体的崛起。如在《癫狂与非理性》中，个体的崛起产生于癫狂的异化与别种语言的沉寂。在《诊所的诞生》中，正是死亡可怕地渗入知识才是个体得以确立的基础。
在《词与物》中，作为生活着的、工作着的、讲话的存在，个体是被设定为人道主义之人的那个认识型构建的最终产物。
可是，稍后，福柯对“戒律”不感兴趣了，戒律失去了中心地位。１９７６年，作为《性史》的方法论导言的第一卷《知识意志》出版了，它认为在“性”中包含了人类自己的最终秘密和真理，数百年来，主体科学的设想始终围绕性问题，这并非因为性本身的某些自然属性，而是由于权力的运作。
该书同《监督与惩罚》一样，对传统的和本质主义的权力观作了批评。
（三）
“主体”的返回然而，从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２年开始，福柯思想更是常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研究重心由“权力”转到“主体性”问题。依照他自己的看法，如其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