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教父-第2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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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说：“表哥啊，那些能干成大事的人，中间都有一些环节是跳过去的。你不是也从科级考的副处吗？你还从副书记直接被提拔为县委书记，还有，你从山阳市的副厅级组织部长又被提拔为中组部的司长，你跳的次数可比我多。基他人也一样，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其中的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吴天然想了想，的确是这样。没有一些跳跃，是很很难晋升到正厅级，或者是更高级别的。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有记者就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上述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根据记者们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颇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而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胡风说，“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不过，像我这个清华大学的差子生，这样的文凭应该可以受用一辈子了。”
根据专家的提醒，胡风认为，官员在起步阶段的特征是：机关有速度，基层有后劲。
一个北京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对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基层经验。
尤其是担任正职的官员，基层经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而组织部门对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亦越来越重视。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
而基层主要指的是位居区县有机会负责“全面工作”的官员。在北京的代表是乡镇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很多都有过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胡风说，和基层官员相对应的，是各级委办局这样的机关官员。
由于工作性质迥异，委办局官员和区县官员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质。“一个官员在机关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在本系统升迁至处级干部只是早晚的事，只要没有大毛病。”胡风说，而区县乡镇官员不一样，“思路要开阔，要能解决复杂尖锐的党政、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能跑项目，跟上面的职能部门要熟悉，还要有群众基础。”“年富力强”、业绩突出的乡镇书记在升入区县领导班子之前，往往会调任到少数重点乡镇任党委书记，这通常是培养的征兆。“大乡镇经济基础好，场面大，官员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多。”胡风说。
而自乡镇调任区县的委办局，则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岁数大了，会调任区局当正职。因为委办局工作范围清晰，规范性强，相对轻松。”胡风说，这既有充分使用他们的“成熟”之意，也不无尊重“养老”之意，日后多从职位上退休。但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有专家说，特别是官至副局级之后，拥有基层经验的官员则会有更大的升职优势。
胡风说：“表哥，我现在才发觉舅舅让我到K省担任一个市长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为我争取政治资本，更主要的也是为我提供更大更多的锻炼机会。有了山阳市长这个经历，我再杀回北京，就大不一样了。”
吴天然说：“那你就珍惜这次机会吧，多为山阳办点好事、实事！”
胡风说：“这个你放心，我到山阳就是去办好事的。”
吴天然说：“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就区县来说，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
胡风想了想说：“此话不假，真是这样。有些地方就是出干部，一批又一批。有些地方，斗来斗去，就是不出干部。”
第六卷 风云开阖 第520章 适者生存
在官员的升迁之路上，起跑以后，就是助跑了。助跑的关键是：“交叉锻炼”与升迁“福地”。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吴天然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专家们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有专家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胡风对吴天然说：“表哥，咱们两个现在都在进行交叉锻炼啊。我从北京下到了山阳，你从山阳让到了北京。”
吴天然笑笑说：“咱两个还有区别，你是主动去的，我是被动来的。”
如果说官员们是升之路上的长跑选手，除了他们自己的起步和助跑要有力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场外的因素。说白了，就是“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有专家就指出，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吴天然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现在，让胡风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厅局之后的去向。因为他和吴天然一样，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正厅级的待遇了。
从北京的干部发展轨迹来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有专家就曾举例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有媒体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这家媒体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当然，以胡风现在的资历，他并不奢望能在三几年内就晋升为副部级。他的理想是能回到北京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即区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吴天然说，如果能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那他胡风就可以说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
和吴天然探讨了一个下午，胡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官员能不能升迁，以及升迁的速度如何，背后都有一个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有专家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