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教父-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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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打开了南进湘西的大门，切断了宋希濂集团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宜昌战斗所以惨烈，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解放军最厉害的“万岁军”，也就是林彪所率四野的38军，此时的军长是名将梁兴初。
当兵的因受国军新闻封锁，既不能看报又听不到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们对决定两党、两军命运的“三大战役”，对“百万雄狮过大江”等，均是闻所未闻。
国民党军撤出宜昌后，解放军势如破竹，以风卷残云之势，穷追不舍。国民党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星夜南逃，溃不成军。
国军从宜昌到恩施、宜恩、咸丰、黔江等几个县，均未抵抗一枪。这时已经是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国军一直避到四川彭水，因局势所迫，上峰命令，军队后勤人员及军官家属先向重庆方向撤退。我虽说是一名排长，但还兼着重是文书一职，随身带有公文和印信。也就同一个有病的炊事员一道，随大队人员向重庆撤退。
这时，我们这一队人马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散兵游勇，既没有武装保护，也早已是弹尽粮绝。从彭水到綦江不知几百里途中，老百姓也已逃亡。我们不但找不到粮食，就是锅碗瓢盆也没有。幸好在沿途的山坡上，老百姓种的土豆正好成熟，为了活命，我们就挖出土豆，用瓦罐煮熟充饥。
不知这样奔走了几天，我们后勤这一帮人，狼狈不堪地跑到了重庆的綦江。此时，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解放军的首长告诉我们说，你们的长官陈克非中将已宣告向解放军投诚，让我们这些人也立即放下武器，投诚于解放军。这时我们才得知，陈克非将军已经由第二军军长提任为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并于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了。
我们当即由某个军官出面向解放军交涉，并宣布投诚。我并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放下了，因为事前在亡命的路途中，我的枪支及公文早就扔掉了。解放军用汽车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了重庆（此时重庆已解放），后又被送到了四川的壁山县“解放大队”学习。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不受虐待，吃饭也不限量。解放军部队首长还定期给我们做形势报告，通过学习讨论，让我们认清形势，改造思想。我还当上了学习组长，负责记录讨论笔记，并向上汇报学习改造情况。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后，根据解放军的政策及我个人的表现，如果我愿意留下，可参加人民解放军。如果我想回家也不勉强，就发放路费，遣返回乡。我因思乡心切，决定回到老家去。
1950年3月，我踏上了回乡的路。坐船到宜昌后，我就下船步行了1000余里。每到一地，都是感慨万千。到家后，解放军发给我的路费还剩下两块银元，我就交给了母亲。
回到家时，我穿件旧军大衣，背一条烂被子，一卷破毯子。头发很长，浑身脏污。一家人看到我，都感到十分突然，悲喜交加，抱头哭成一团。
我自出山阳到回家这一年时间里，往返于K省、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步行在万里以上。我到家时，家乡正在搞土改。我作为社会力量帮助政府土改，也开始耕种刚分给我们的5亩田地。
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当时的风云变幻，九死一生。世事无常，造化弄人。
我们当时的最高长官是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司令官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上将，当年他并没有投诚，1949年12月19日在四川峨边县沙坪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他也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军衔最高的国军将领。1959年12月被首批特赦释放，著有《鹰犬将军》一书，于1993年2月1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这里，我想对我们的老军长陈克非将军多写几句。在部队整体期间，我曾听过陈将军的动员报告。也曾在一年多的部队生涯中，多次听老兵谈到陈将军有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陈克非将军在带兵打仗上很有一套，在整个抗战时期屡立战功。就在我们第二军在四川溃退之时，在1949年11月初仍重创了解放军11军先遣团，取得了大陆上国民党军的最后一场胜利。
第二卷 风云变幻 第153章 我的奋斗（4）二更求花求打赏
1949年蒋介石将其老母、妻子、儿女挟持到台湾，但陈将军毅然率部起义，投奔光明。陈克非中将宣布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著有《光荣的抉择》、《第二十兵团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的经过》等。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他重组家庭，陈将军夫妻十分恩爱，他晚年膝下添了一双幼儿幼女，老将军深感慰籍。
可惜这个家庭终究没有挺过文革初期的风暴，一九六六年仲夏，陈将军披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不堪凌辱，携妻子儿女在武昌大堤口跳江弃世，陈将军是以双臂挟着一双幼儿幼女跳江的，其情十分惨烈。这一年，陈将军63岁。一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经历枪林弹雨的风云人物，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真的让人痛惜。
值得欣慰的是，陈将军夫人马如君及其三子三女均居美国，一家出了三位化学博士，次子陈立家还担任了美国西方石油总公司副总裁。
我们当时的师长李剑霜少将也于1949年底在云南镇雄起义投诚，被编入二野第十军。1953年，李剑霜转业回乡成为农民。
比比他们，我这个中尉排长虽然也是九死一生，但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岁数活的比宋希濂上将长，我受到的委屈比陈克非中将小，我的待遇比李剑霜少将高。
1950年夏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弟弟突然从家里跑过来喊我回去，说有人找我。我背上锄头回到家里，发现是去年秋天我在湖北野三关时认识的孙大娘。一同来的还有她的一个儿子，我原来见过面的。还有一位姑娘，孙大娘说是她的闺女，我似乎在他们家没有见到过。
孙大娘说当时国民党部队进村后，她就让闺女躲到大山里去了，因此我们当时没有见过面。孙大娘和我母亲聊了很久，后来母亲出来美滋滋地对我说，孙大娘这次是来提亲的。人家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我，问我愿不愿意。
一听这话，我感到很是突然。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能不想早点成家，延续咱王家的烟火？可我已经40岁了，家里又穷得丁当响。我已经绝了娶妻生子的念头，这一辈子肯定是打光棍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孙大娘竟然找上门来，要把闺女嫁给我。我能有什么意见，更何况这个孙姑娘长得也很标致，一看就是一个聪明、朴实、过日子的人。我当场就答应了。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妻子名叫孙小英，这一年是27岁，比我小了整整13岁。
1951年10月1日，妻子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就给儿子起名为王国庆。1953年，妻子又生下了女儿王国英。这一年，我已经是43岁了。我非常高兴，想不到我王大勇还能有这样的福分，儿女双全，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一年，弟弟王小勇也成家了。我们一家人，通过辛勤的双手，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了。
我从心里发誓，一定要让我的一双儿女过上好日子，再也不会让他们品尝我那艰辛的生活。
我家虽然是贫农，但我毕竟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因此我如果想在地方上能立得住脚根，那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奉献和努力。1951年春，在妻子的鼓励下，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西山县师范学校。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三年，我的每门功课都达到了优良以上。
师范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西山县乡干班速成识字班（简称扫肓班）当了一名教师。这个扫盲班创建于1954年冬天，地址就选在了西山县的铁佛寺。当时交通不便，县城到铁佛寺连牛车路也不通，自行车更是难得一见。为了走捷径，我们都是身扛行李，手提碗筷，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中间还要跨越一段险峻的峡谷，钻过一条深深的溶洞。因为当时买不到柴，我们就用仨石头支个锅，在寺院拣些枯枝落叶做饭。
当晚我们就住在一座无门无窗的小楼里，下面铺上稻草，几位老师就顶足而眠了。当时，山上有很多野狼出没。我们时不时地听到野狼的嚎叫，一些年轻教师吓得浑身打颤。
铁佛寺因为年久失修，到处是断壁残垣，野草枯树。房屋多数漏雨，并缺少门窗。寺院里没有一僧一弥护寺，也没有一个善男信女前来烧香拜佛。历史上曾经十分红火的铁佛寺如今成了一片荒草湖、兔子窝。
对创办“扫盲班”，县委、政府非常重视，要求限期开学。时间紧、任务重，经费少、难度大。不过当时我们这些教师都很年轻，我还算是年龄偏大的。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只知道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凡是党交给的任务，都要千方百计地去完成。
为了按时开学，我们紧锣密鼓、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先后整修出三个教室，还有男、女生寝室，厕所、厨房、*场和教师宿舍。仅半月时间就开学了。每期三个班，一百多名学员。开学后，人来人往，欢声笑语，加上朗朗的读书声和高亢嘹亮的扫盲歌声，使铁佛寺这座千年古寺重又焕发了青春，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万事开头难，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吃粮问题。当时只给原粮，买粮食需要到20公里外的铁佛寺街。因为到那里连牛车路也不通，学员们只能肩扛手提。为此，区委政府专门往铁佛寺修了一条牛车路。虽然运粮问题解决了，但无法加工面粉。我们只能到附近群众家里用驴磨磨面。生产量极小，供不应求，杯水车薪。
对此问题，师生们心急如焚，束手无策。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师生们群策群力，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从山上背下来很多石头，把铁佛寺门前的青龙河拦截住，又挖条水渠提高水位，加工并安装成功一台盘水磨。
就这样，我们利用了水能解决了大问题。每天生产的面粉不仅自给有余，附近的群众也纷纷前来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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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风云变幻 第154章 我的奋斗（5）三更求花求打赏
其次是看病难的问题。学校没有卫生室，就是铁佛寺街的医疗条件也极差。街上虽有一个卫生所，但有名无实。这里仅有一个听诊器和一个注射器，就连最简单的血压计也没有。学员们患病还得跑很多路，翻山越岭。一些学员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留下很多后遗症。其中还有两名年轻的学员病逝，最后也不知道患的是啥病。
因为这里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的50多岁，有的不到20岁。因此，也有一些怀孕的妇女在这里学习。就有这样一位妇女主任，临产的时候，还在学校。大家都不会接生，最后在铁佛寺前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位老婆婆。在老太太的指挥下，大家手忙脚乱地烧上了热水，备上了姜汤，撕下几片还算干净的被单。但老太太的接生工具只有一把不太锋利的剪刀，她将这把剪刀在火上烤了烤，就静等着产妇的分娩了。
不幸的是，脐带紧紧缠在了婴儿的脖子上。也就是说，老太太遇上了让她十分棘手的“搅脐生”。婴儿卡在那里就是掉不下来，小家伙的脸色已变得乌青。老太太也慌了手脚，又拉又拽，接着产妇又出现了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
老太太就请示我们校长，问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校长说都保住最好，如果实在不行，那就保大人。婴儿被老太太用剪刀胡乱地鼓捣了一通，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产妇的大出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一群人只能干瞪眼。最后，妇女主任硬是因出血过多而死亡。令人痛惜！
医疗条件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决定的，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无能为力。始终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三是伙食不易管理。当时物价便宜得很，鸡蛋一角钱能买七、八个，大肉也只是三两角钱一斤，其他物价就不言而喻了。按理说，虽不能顿顿成席，至少也能把伙食调剂好。然而学员都是不脱产的小乡干（当时区辖乡，乡干相当于现在的村干部），他们没有工资收入，物价再便宜还是买不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只能吃些红薯、干萝卜丝等粗食。那时候，就是蔬菜也不常见，肉蛋基本上是不能沾唇的。
为了改善生活，师生们不怕苦不怕累，到铁佛寺后面几十里的猴山上拾柴。当时烧木炭扔的炭梢到处可见，大家只用捆绑起来背回来就行了。进山一趟，就能背回来百余捆。我们就把节余下来的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