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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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徐保山就在这个问题上挣扎着呢！
徐保山心里是有些愤怒的，可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他内心的深处，轻易不会让任何人看见。
不管内心中卷动着何等波澜，徐保山依然是那样的板着黑脸，沉默无声的仿佛是在永久的思索着。
他像是下了一个决定，却依旧看不出喜怒且平淡的说道：“伢子，书记支持你的想法，好死不如赖活，咱们就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反正书记也快要退休了。”
杨少宗有点笑不出来，“退休”这个词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沉重。
徐保山这个老书记真是个好党员，不管以前在队伍里是否犯过错，不管县委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投机派领导怎么讥讽他是个老左派的徐老瘸子，在杨少宗心中，徐保山就是一个永远明亮的榜样，也是他一辈子试图效仿的人。
关于徐保山的故事，很多年后就渐渐遭人遗忘，即便是在旗山也不再经常有人提及，可这段故事却一直都深藏在杨少宗的内心深处。
想着这一切，杨少宗愈发有种无比坚毅的觉悟，斩钉截铁地说道：“书记，我还是那句话，公社体制从长远来看确实有更多的优势，只要咱们解决了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就肯定能让公社和全体社员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咱们闯一闯，如果能闯出一番成绩，那也是为全国其他剩余的公社做个典型例子，让国家也多一个改革参考线路，咱们是旗山人，大山里的汉子，咱们就得大胆的闯一闯！”
徐保山不动声色的抽着烟，心情沉重的感叹道：“你伢子说的好啊，再不闯，咱们公社就真的要撤了！！你明天一大早就去找管委会找书记，书记安排你在社里做事，你将责任工分制的这些想法落实成稿子，然后再拿到公社党委会上研究讨论。书记就拿你做个实验，不管你用多少天的时间完成草稿都给你三百个工分，抵得上挖十天的大田！”
杨少宗笑了笑。
他本来是想劝说徐保山支持自己办工厂，谈到责任工分制真是一个意外，但如果能暂时解决公社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那也就算是意外的收获。
有一点，他心里是非常坚信的。
只要解决了生产效率的问题，解决了左的思想僵化问题，公社经济体制肯定要比家庭联产承包制优秀……特别是从长远来看。
公社经济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是能够集合群众干大事，比如说搞大水利建设、大面积开荒、大规模养殖、基础大建设、机械化大耕种，以及投资办厂、办教育、办医院等等，同时能在公社经济内部保持一个基础的社会福利结构。
不管是哪一种农村经济模式，农民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如果是公社集体卖地，最终平均分摊所得的收入还能高出一截，因为公社至少还有支配权。
“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地、有次序的将工、农、商、学、兵都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这是一个梦想，并且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长期的，哪怕是对旗山来说，它也不是几十年内就能走完的路程。
杨少宗的设想是让旗山公社认清现实，回归到一个初级公社的基础阶段，摆脱左和右的纷争，保证集体公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利用市场经济去补充公社经济体制的不足之处。
第一卷 旗山奇迹 第四章 大道化简
杨少宗将集体工具归库后，和徐保山辞别离开公社的仓库站，一个人乘着夜色继续走在漫长的小石子路上，想着自己的未来，想着自己的下一步，想着自己要负责制定的这份责任工分制。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要做的不是改变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所创造的将是一段神奇的历史。
至于后面办工厂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太多，不管是办什么工厂，他都有办法搞好，只不过是孰难孰易的问题。
他要思考的问题是哪种工厂投资更小，回报率更高，以后还能有非常长远的发展空间，在旗山公社发展起来也更容易，同时要有100％的把握。
他最想办汽车厂，淮海集团一直到他死了都没有拿到轿车生产许可证，旗下的淮汽公司只能生产摩托车和农用车，这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遗憾。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
杨少宗心里渐渐想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典型公社——阜山。
阜山村从70年代就开始建自己的小钢铁厂，在1992年，阜山村的年产值已经达到四十多亿的规模，华西村的钢铁厂、铝材厂都是阜山村支援兴建的。
就在阜山村抵达最辉煌的时刻，随着坚持左的路线的村支书犯法被抓，数十家集体企业的生产随之陷入停顿，1993年之后，原本属于六千多名村民的集体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新上任的阜山镇委出售一空，价值十多亿的集体资产陆续划归私营，而且是以那种一贯令人憎恨和可耻的特殊低廉价格。
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们甚至没有一句说话的权利。
当阜山村升级为阜山镇，这些集体企业也就从自然村公社所有变成了乡镇政府企业，资产决定权随之集中在镇委手中，和“镇”民们再也没有了关系。
政治就是这么邪恶，由村变镇居然还可以玩出如此璀璨的花样！
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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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杨少宗曾经去阜山镇参观，当阜山镇的镇长得意的说“过去的村民没有自由，现在如何，如何……”，身为参观贵宾的杨少宗真想给他一记响亮的大耳光。
故乡的月光如此明亮的照落在防风林间的小土路上，仲夏的晚风吹的呜呜啦啦，林间，稻田里传来一阵阵的蛙鸣。
重归故里，寒衣夜行。
杨少宗内心深处蔓延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他已经真正的看穿了这一切。
在中国，财富和名声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他和阜山的悲剧就是典型，甚至在他死后，淮海集团一旦出现经营危机也必将被淮西四大太子们瓜分。
他死了，别人还是淮海地区最有实力的企业家，照样有着人大代表的光环，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有地方官僚势力的支持，而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根结。
没有地方权力者的支持，淮西四大太子就算再有钱也无力和他斗，一个镇长又怎么敢将十几亿的资产廉价卖给私营老板？后来的旗山镇委更哪里有胆量将几亿吨煤矿和铁矿石胡乱卖给淮西四大太子经营？
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问题。
杨少宗已然下定决心，他要掌握真正的力量，甚至连阜山的事……他也管定了。
他会竭尽所能让旗山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旗帜，就像是点燃一个火炬，照亮那无尽的黑暗，更不会让旗山重蹈阜山的覆辙。
几十年已过去，几十年又回来，他还是那个永远学不会服输也学不会停下脚步的旗山汉子，他身体里那奔腾不息的大山的热血又是如此炙热。
这就是他的生命，一个旗山汉子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意志，一个大山男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
……
第二天一大清早，杨少宗就和赵瑛一起去旗山公社管委会大院。
旗山人民公社管委会位于徐家集。
徐家集在旗山南部地区的中心地带，被杨庄、新滩、赵庄、宋岗、红旗村、穆店坡、秦岗八个村环绕包围着，很多年前就是一个热闹的大集市。
管委会大院在集市西边，对面是供销社和农肥站，机关楼是大跃进时期建的二层红砖楼房，外面有一圈大院墙包围着，平时还有民兵站岗。
杨少宗来的很早，公社管委会尚未上班，到了管委会，赵瑛就去财经科里上班，而公社书记徐保山比他们还早到一步，正在办公室里翻看文件和报纸。
见杨少宗已经来了，徐保山示意他先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一等，等他看完今天的《人民日报》。
大致将报纸看完，徐保山这才摘下老花镜，和杨少宗道：“我昨天晚上仔细考虑过，早上也和宋社长商量了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调回公社，公社就先调你在管委会财经科做计划员。当然，你也不要急着做决定，等两天，再想想清楚！”
杨少宗慎重的微微点头。
徐保山续道：“那好，你等下去财经科，尽快将你说的责任工分制都落实成文字。宋长明会专门抽出时间帮你，要是有什么拿捏不定的地方，随时去找他商量，我和他对你的那个想法都是很重视的，咱们旗山公社也没有退路，索性就咬咬牙把这个事给办好。”
杨少宗和徐保山答道：“书记，您放心吧，三天之内我就能给您一份草稿，至于后面的事情，咱们还是先看看草稿再说！”
“要的！”
徐保山依旧板着那张黑黝黝的脸，心里却在不断想着一些事。
昨天夜里，他将社长兼副书记宋长明喊到家里，两个人几乎是商量了一整夜，抽了两包牡丹烟。
对于县委提出的撤社建乡的建议和要求，两个老人一直都是苦无对策，差不多都要放弃了对公社体制的最后的坚持时，反倒是杨少宗让他们坚信，必须坚持下去，不仅是为了旗山人民，也是为了另一种希望之火。
对他们来说，杨少宗就像是石蛋蛋里突然蹦出来的猴王，一棍子将他们打的两眼冒星星。
想出来和做出来是两回事，一手让杨少宗自己编写草稿，他和宋长明昨天夜里就已经打好了腹稿，只是……他们还想看看杨少宗能不能拿出新的想法。
徐保山想要再叮嘱几句，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和杨少宗吩咐道：“那行，等财经科的科长朱宝宜来了，你就去找他，我和他打过招呼，他会交代其他的事情！”
杨少宗嗯了一声，他知道徐保山今天还要上工地，也就没有耽搁下去。
等他到了财经科，赵瑛正在收拾办公桌，这时候，公社财经科的科长朱宝宜正好过来上班。
这个人三十六七岁，白白净净，有点发福，戴着一个很大的黑框眼镜，以前是下放的南方知青，后来在公社结了婚，有了孩子就留在公社做了财务员，很快又被提成科长。
很明显，徐保山交代的很仔细，朱宝宜一听说是“杨少宗”就立刻想了起来，呵呵笑道：“小杨你来的真早啊！”
赵瑛甜甜的笑道：“科长，你来了啊！”
朱宝宜还是呵呵笑着，招呼赵瑛先处理几份账，自己亲自带着杨少宗去隔壁的资料存放室，按照徐保山的叮嘱将过去五年的公社工分统筹登记薄，还有其他的工分换算指标资料都拿出来给杨少宗。
关于杨少宗要做什么事，徐保山没有明说，朱宝宜也不多问。
十年浩劫刚过去，大家心里都还有阴影，不该透露的事情不透露，不该过问的事情也不过问，免得以后不该出事的瞎出事，不该倒霉的瞎倒霉。
杨少宗心里很清楚，他也不多说半个字，即便是对赵瑛都没有透露更多的情况。
资料存放室是一间闲置很久的办公室，几乎不会有人来，平时都用于存放旧公文和财务资料留据。
办公室里有一张很简陋的破旧桌子，杨少宗就坐在这张桌子上细致的统计过去五年的工分统筹，进行一次平均值计算再登记在统一的数据簿上，便于信息录用。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的管理条例都存在两种类别，一种是为了管理而制定，另一种是为了制定而制定，如果是前者就要充分考虑管理范围内的执行和接受情况，如果制定出来的条例使得执行人难以执行，被执行人也无法接受，那这个条例就彻底的失败了。
杨少宗是那种将一家濒临破产的小机械厂改造成固定资产总额超过140亿元RMB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他很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他更清楚如果一份管理条例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推出来执行的效果通常还要比没有条例更糟糕。
所以，他也特别的慎重。
他更需要通过这个机会向公社书记徐保山证明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徐保山真正支持他后面的办厂计划。
给他1000元和10个劳力，他也可以办厂，但远远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他默默在脑海里回忆着自己遇到过的所有类似情况，琢磨公社的特殊状况和条件，细心的制定着这份独特的《旗山人民公社责任工分制试行管理条例》。
杨少宗对于企业的管理有着一套和别人不同的想法，他一直坚信中国的管理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在这个方面抄袭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中国的管理应该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
一个管理条例如果有几百个条款，哪怕整个程序再精细，再有逻辑性，最终在实施中也没有实际的价值。
在中国搞管理，你只要能做到“干部敢管、职工服管”，那你就赢了，这就是中国的执行力，至于海尔张总、联想柳总……说的那一套套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具体能否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