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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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对货币崇拜及其后果的细致入微的描绘，他接近了《圣经》中反对金钱崇拜的斗争。作为先驱者之一，他看到人们——可以与歌德所写的巫术学徒相比——被自己所创造的物所奴役。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设想却是以一种致命的批判性为标志的。 这恰恰也适用于他的人类学基本思想。对马克思的一种批判，如果仅仅涉及到他的这个或者那个结论，无论是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的没落的预言，还是涉及到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思想，都没有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他的思维是从人类学根源中汲取自己的力量的。这里必须首先否定的是人仅仅从他自己的产品中认识自己本身这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就像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宣布为人类历史的意义那样，人必然成为他自己本身的创造者。但是，这意味着对把人看作是创造性主体的现代自我理解的夸大。人不仅从自己本身，而且还从他所发现的和依赖的东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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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过程１１
认识自己本身。人总的把自己看作是依赖一个对象的，他超出世界依赖上帝，在这个世界自身中依赖一切技术塑造的物质基础。他依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传统和精神传统，即使他转而反对这种传统时也是如此。 他依赖无须自己参与就每时每刻归于他的东西。他依赖与他在一起的人们，依赖通过这些人们给予他的一切。在所有这一切中并且超出这一切，他依赖上帝。此外，恰恰也是马克思以深刻的语言谈到了单个的人对他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揭露了角色的社会分配及其后果。但是，这也说明了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方面。由于每个人都依赖其他的人，由于他只有与其他人一起才能追求人的一种使命，因此，他也对其他人的创造表现出活生生的兴趣。所以，对其他人的产品的需求并不必然就是异化。毋宁说，与他人进行交换的可能性使单个的人丰富了他自己的本质，而且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都是如此。 把单个的人纳入到共同体的任务之中，尽管会把他片面化为他自己特殊的角色，但是，只要他认可这个共同体并且乐意作它的成员，那么，他也就参与了其他成员的成就，充满自豪地把共同实现的东西体验为自己的成果。这样，分工和交换决不总是必然意味着异化和本质的丧失。 只有当单个的人再也不可能认可自己特殊的角色是为整体服务的时候，只有当他把自己局限在自己事实上必然变得毫无意义的片面机能之上的时候，情况才是这样。 因此，真正的难题就在此处。 问题在于，在每一次分配任务时，是否考虑到一个共同体的整体；单个的人所参与的整体任务是否能够也被认可为所有参加者的事情——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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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被认可为一个奴役其他个人的个人的利益。④只有当共同的作品能够被每一个参与者都认可为他自己的作品时，他才会懂得带着自己特殊的任务明智地参加到整体中去。 他为整体服务、但整体又承载着他。 在这里，借助力量和影响为一个企业的整体或者干脆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负责的人，当然要经常有负众望。尤其是对于工业社会的开端来说，这种有负众望似乎到处都是一种特色。但是，后来出现的片面化活动和不负责任的剥削等现象与随之而来的共同体意识的瓦解一样，从来也不是干脆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现象总是说明了参与的人的失职。 然而，类似的情况并不局限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缺乏爱和集体精神在任何时候都造成了人的窘困。 超越社会地位的一切差异，具体地克服这种窘困，虽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同样轻而易举地实现，但在原则上却是在任何时候都同样可能的。因此，使徒保罗认为，即使在古代社会秩序的条件下，主人和奴隶的一种合乎人性的共同生活也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他也要求这种共同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必须永远保持不变。 毋宁说，应该这样塑造社会秩序，以至使它的成员之间的结合尽可能变得容易而不是变得困难。 基督教伦理学并不局限在单个的人及其问题上，而是还将公共领域包括在内。 因为尽管爱是针对单个的人的，但是，它还要把单个的人纳入一个共同体的整体中去。 因此，着眼于整体，这属于爱的本质。就像分工和交换不会必然导致人的本质的丧失一样，金钱崇拜的吸引力也不是一种决定命运的暴力。 货币成为人们为此牺牲其余的一切的偶像，这尽管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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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过程３１
了达到这种程度，总是要以贪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冲动为前提的。占有的意识成为统治一切的东西，这并不是像马克思所阐述的那样，是人由于货币而异化的一个后果。 相反，是货币使这一进程运动起来。 只有在人已经完全充满了对货币的贪欲的地方，货币才对人获得这样的力量，以至对人来说，其他一切东西，无论是物还是人，都只有与货币发生关系才具有意义。只要在人完全沉溺于贪欲的地方，就会出现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描绘过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货币占有者不是把货币储蓄起来，而是让它工作，由此他就成为资本家。他购买了人的劳动力，为的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关键在于所创造的财富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工资和机器的支出以及其他费用。这就产生了利润，利润当然主要被用来扩大生产。 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工人们通过生产日益完善的发展虽然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越来越多，但是，工人自身却日益贫困化和片面化。 全部财富都积聚在资本家手里。与此相反，贫困却日益集中在工人们身上。竞争为越来越少的人造成了日益增长的财富，把所有其余的人越来越深地抛入无产阶级之中，抛入贫困化之中。马克思认为，在这一发展的终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清除一小撮资本家。西方工业国家在上一世纪的发展，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趋势的。 对于贪欲在多大程度上作为社会过程的推动力量而得到了贯彻，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标志。 然而，即使在当时，也存在有许多超越了社会角色差别的人性的共同体的例子，甚至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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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毫无疑问，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这样的例子太少了，特别是对剥削的法律限制太少了。尽管如此，贪欲并没有长久地保持为社会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还有社会立法的创造法的想象力，都开启了不同的道路。 马克思建立在贪欲的自发控制之上的部分预言都没有应验，应该归功于此。 工业国家中全体居民日益增长的福利、由此而被加强并且反过来造成新的福利的工业兴旺、以及日益发展的所谓服务性行业的职业阶层，即新的中产阶级，⑤
所有这一切都开创了一个与马克思已经预见到和能够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过程的方向。 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控制由此被打断了。即使在这方面，人们也不可以像那种反共产主义的仇恨过于轻率地所做的那样，期待不容变更的自发发展。对整体负责任的考察，不承认事物发生的任何自发发展的那种创造法的想象力，以及在一切情况下促成和更新共同体的爱，在任何地方都是必要的。 只有它们才能够把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中，同时也从其他的自发发展中解放出来，并且卓有成效地塑造它的未来。随着工业中劳动时间的缩短而明朗化的社会发展的新转变，在这个方向上提供了过去时代所无法提供的机会。人们必须合乎人性地安排新的空闲时间。⑥这个任务可能过去没有被注意到。当在人身上没有唤起和培养更深刻的需求的时候，空闲时间就被单纯的消遣所浪费掉了。在今天，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们面临着一种新教育的任务。但是，只有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作为一种统一变得可以理解的时候，教育才是可能的。只有借助于它与现实的统一的关联，专业知识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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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过程５１
殊技能才获得了符合人性的意义。今天，世俗化了的教育界还在继续对现象的多样性中找到一种统一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然而，如果从根本上来说，在清醒的意识中的人类生活应该是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克服这种绝望。不过，现实的统一在事实上再也不能以世俗化了的方式来理解。在这方面，这种思维只能一再达到伪宗教的设想。 只有对我们的传统在《圣经》中的起源，对《圣经》中作为创造者建立了现实的统一的上帝进行新的思索，才能胜任由我们的社会情景提出的教育任务。如果我们重新认识到建立在上帝之中的一切现实东西的统一，那么，满足于由现代化宣传工具所造成的灌输的那种精神惰性也将会消失。着眼于现实的统一，将唤醒创造性地克服现实的多样性的力量。 它还将唤醒把多种多样的东西结合成为统一体的爱的力量。 当然，即使这一点也再次仅仅适用于在《圣经》中上帝的光照中对现实的统一的真正理解，从耶稣基督的上帝出发，所有事物的统一都是由爱建立的，即由超越一切分离和痛苦来寻求共同体的爱建立的。 只有从这样的爱的力量中，人们才能够——每个人在自己的份额上——感知到对现实的统一的创造性责任。
注 释① 参见波皮茨（Ｈ。Ｐｏｐｉｔｚ）
，《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批判与历史哲学》，１９５３年版，第１０９—１７０页。 此外，请参见蒂尔（Ｅ。Ｔｈｉｅｒ）
，《青年马克思的人的形象》，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２页以下。 重要的还有蒂尔的证明，即马克思关于占有的意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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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斯（ＭｏｓｅｓＨｅｓ）
相吻合。② 波皮茨，同上着，第１２页以下。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Ｈｏｆｍｅｉｓｔｅｒ编）
，“哲学丛书”
卷一二四ａ，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８２—２５６节。 黑格尔看到了由于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第１９８节）
，他把货币看作是这样一种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所有一切商品的抽象价值都成为现实的”
（第２０４节）。他意识到了被市民社会从家庭的纽带中分离出来的单个的人（第２３８节）
的贫困化的危险（第２４１节）
，并且要求对此采取有计划的公共措施（第２４２节）。
他看到了双重化积累的趋势：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
（第２４３节）
，以及“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
（第２４４节）。
黑格尔认识到，群众的贫困化迫使由于国民产品的过剩而占领外地市场（第２４５—２４６节）
，以及获取殖民地（第２４８节）。
而所有这一切竟然早在１８２１年就已经说出来了！
但是，这些洞见并没有导致他像后来马克思所做的那样预见和要求革命。黑格尔对社会矛盾的认识的深刻性几乎不亚于马克思，但是，按照他的观念，社会矛盾应该通过法（第２０６节以下）
和伦理国家的权威来克服（第２５８节）。
因此，他强调了这两者相对于“需要的体系”
的独立性。关于黑格尔的设想的根源和动机，请参见罗尔莫色（Ｇ。Ｒｏｈｒｍｏｓｅｒ）
的《主体性与物化——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与社会》，１９６１年版，第７５—９２页，特别请参见李特尔（Ｊ。
Ｒｉｔｅｒ）
的《黑格尔与法国革命》，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４页以下。④ 即使这一点黑格尔也曾经强调过。 参见《法哲学原理》，第２０７节。⑤ 泰默尔（Ｗ。Ｔｈｅｉｍｅｒ）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１９５７年第２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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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过程７１
１２７页以下）
一书中对此做了简短的论述。⑥ 这里涉及到李斯曼（ＤａｖｉｄＲｉｅｓｍａｎ）
的《孤寂的群众》（１９５６年版）
一书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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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传统与革命
现代人与某种像传统一类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再也没有一种可靠的关系了。在此，不仅仅这种或者那种传统成为可疑的，而且对流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