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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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９１
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①。
我也看到人们虽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的国土也有非常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非常贫瘠的。但是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真是难题。
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
假设有两块相等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为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为四，而后者的居民消耗量为九；那么，前者产量的过剩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过剩则为十分之一。
两者过剩的比率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为反比，所以生产只等于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就要比生产等于十的那块土地的剩余多出一倍。
然而这并不是个产量加倍的问题，并且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竟然把寒冷国土的丰饶程度一般地等同于炎热国土的丰饶程度。可是，姑且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相等；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让我们衡量一下英国之于西西里以及波兰之于埃及吧；再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再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了使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就应该有多大的悬殊啊！
在西西里，只须松松土罢了；而在英国却须付出多么大的精
①《科西嘉制宪拟议》：“瑞士总的说来，是一片贫瘠不毛的土地。
它的政府到处都是共和制的。然而在某些比其他州更为丰饶的州里，例如在伯尔尼州、苏略尔州和飞来堡州，政府便是贵族制的。在一些更贫苦的州里，在那些耕耘所要求的劳动更多而收获更少的州里，政府便是民主制的。国家只能具有在贫困的行政机构之下为了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不是这样，它就会枯萎而死亡。“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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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细作啊！因此，在必须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同等产量的地方，它的剩余量也就必然会更少。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其消耗却要少得多。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必须节制食欲才能保持健康；欧洲人在这里如果要像在自己家乡里那样生活，一定会死于痢疾和消化不良的。沙尔丹说：“比起亚洲人来，我们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归咎于他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相反，我相信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不那么富于粮食，正是因为居民需要得少。”
①他接着又说：“如果他们的节食是土地歉收的结果，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得少，而不应该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并且在各个省份里，人们也就应该按照土地的丰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却不应该是全王国的人都同样吃得少。波斯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自豪，他们说只要瞧瞧他们的气色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了。的确，波斯人的面色都是匀净的；他们的皮肤是美丽的，又细润、又光泽；反之，他们的属民，那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而生活的阿美尼亚人的面容，则粗糙而多面刺，并且他们的身裁也是既肥蠢而又笨拙。”
越是接近赤道，人民生活的所需就越少。他们几乎不吃
①沙尔丹（Ｃｈａｒｄｉｎ，１６４３—１７１３年）法国旅行家，曾在波斯与东印度作过多次旅行。引文见他的《波斯游记》（１７３５年，阿姆斯特丹）第３卷，第７６页，第８３—８４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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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１２１
什么肉类；大米、玉米、高粱、小米和卡萨麸①便是他们的日常食品。印度群岛有好几百万人，他们每天的食品还值不上一苏钱②。就是在欧洲，我们也看到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间，食欲有显著的差异。一个德国人的一顿晚餐，一个西班牙人可以吃上一星期。在人们比较贪吃的那些国家里，奢侈也就转到食品上面来。在英国，奢侈表现为筵席上的肉食罗列；而在意大利，人们设宴则只是用糖果和鲜花而已。
衣着的奢侈也可以表明类似的差异。在季节变化急速而剧烈的气候之下，人们穿着得就更好也更简单；但在人们的穿着只是为了装饰的那种气候之下，人们便力求衣服华丽而不求适用了，衣服本身在这里也就是一种奢侈品。在那不勒斯，你天天都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在鲍昔里普③山上闲逛，只穿着光彩夺目的外衣而没有内衣。
就房屋来说，情形也是一样：当人们完全用不着耽心气候会伤害人的时候，他们就一味讲求富丽堂皇。
在巴黎、在伦敦，人们要求住得温暖而舒适。
但在马德里，人们虽有着精致的客厅，但却没有可以关得上的窗子；而且他们就在老鼠洞般的屋子里睡觉。
在炎热的国度里，食物更丰满而多汁，——这是第三种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不可能不对第二种差异发生影响的。为什么在意大利，人们要吃那么多的蔬菜？就因为意大利的蔬
①卡萨麸（ｃａｓａｖｅ）南美洲及非洲热带地区的一种淀粉作物。——译注②苏（ｓｏｕ）
，法国古辅币，为一镑的二十分之一。——译注③鲍昔里普（Ｐａｕｓｙｌｉｐｅ）
，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山，为著名的游览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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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好，营养高，滋味美。在法国，蔬菜都是用水浇灌的，所以毫无营养，因而筵席上也就几乎完全没有把蔬菜当一回事。
可是它们并不少占土地，并且至少也得费同样的气力去栽培。
这是一条已经确定的经验了，巴巴里①的小麦尽管次于法国的小麦，可是能出更多的面粉；而法国的小麦却又比北方的小麦出粉更多。由此可以推论：在从赤道到北极的这个方向上，一般地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级差现象。从同等数量的产品之中，所得到的粮食却较少，这岂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利条件吗？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考虑而外，我还要补充另一条考虑，它是从其中引申出来的，并且还可以加强它们。那就是：炎热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所需要的居民更少，而所能养活的居民却更多；这就产生一种永远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双重剩余。同样数目的居民所占的地面越广阔，则反叛也就越困难；因为他们无法敏捷地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而且政府总会很容易揭露反叛的图谋，并切断一切交通的。但是为数众多的人民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发无法篡夺主权者。
首领们②在他们的密室之中策划，也正像君主在他的内阁会议中是一样地安全；而且群众集合在广场上，也会像军队集合在营房里一样地迅速。因此一个暴君政府的便利之点，就在于它能在远距离上行动。借助于它所建立的各个支点，它的力量就能
①巴巴里（Ｂａｒｂａｒｉｅ）指北非地中海沿岸地区。——译注②“首领们”指发动反叛的首领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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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３２１
像杠杆的力量一样随着长度而增大①。
相反地，人民的力量则只有集中起来才能行动；如果分散开来，它就会消灭，正如洒在地面上的火药的作用，只能是星星点点地燃烧罢了。这样，人口最少的国家就最适于暴君制；凶猛的野兽是只能在荒野中称王的。
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如果有人要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是提出一个既无法解答而又无从确定的问题了；或者说，——假如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各民族的绝对的与相对的地位有多少种可能的结合，也就有多少种最好的答案。
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根据什么标志才能识别某一个民族治理得是好还是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事实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然而，人们却根本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方都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臣民们赞许公共的安宁，公民们赞许个人的自由②；一方宁愿财产有保障，而另一方则宁
①这和我在前面第２卷，第９章论大国的不便时所说过的话，并不矛盾。
前面所谈的是政府对于其成员的权威，而这里所谈的则是它反对臣民的力量。它那些散布开来的成员，就成为它用以从远距离上对付人民的支点，但是它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直接对付这些成员本身的支点。因此，在一种情况下，杠杆过长便形成政府的软弱；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又形成政府的力量。
②此处“臣民”与“公民”系指君主制与民主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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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人身有保障；一方要求最好的政府应该是最严厉的政府，而另一方则主张它是最温和的政府；前者要求惩罚犯罪，而后者则要求预防犯罪；一方认为最好是被四邻所畏惧，而另一方则更愿意被四邻所忽视；一方所满意的是金钱的流转，而另一方则要求人民有面包。纵使人们对于这些以及其他的类似之点都能意见一致，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前进一步了呢？
道德方面的数量①是缺乏精确的尺度的，所以即使人们对于这种标志意见一致了，可是在估价上又如何才能意见一致呢？
至于我，我总是惊异何以人们竟不认识一种如此之简单的标志，或者说何以人们竟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
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和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的最确切可靠的标志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数目和他们的人口了②。
因此，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这个聚讼纷纭的标志吧！假定一切情况都相等，那么一个不靠外来移民的办法、不靠归化、不靠殖民地的政府，而在它的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它的治下人民减少而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③。统计学家们，现在就是你们的事了；就请你们
①波拉翁本与哈伯瓦斯本此处均作“道德方面的数量”
，伏汉本与其他各本均作“道德方面的质量”。——译注②《波兰政府论》第１１章：“一个自由而正义的政府之确切无误而又自然而然的效果就是人口。”——译注③《爱弥儿》第５卷：“凡在人口日益减少的土地上，国家都趋向于灭亡；而人口最多的国家，那怕是最穷困的国家，则毫无疑问乃是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又《科西嘉制宪拟议》：“因此我们要遵循我们首要的原则，那就是，不仅要扩大并增加人口，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使人口平均分布在全岛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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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５２１
来计算，来衡量，来比较吧①。
①我们应该根据这同一条原则来判断，就人类的繁荣而论，哪些世纪才是值得我们赞许的世纪。
对于我们所见的那些文艺繁荣的时代，我们赞美得太多了，但并未深究这些文明的隐蔽着的目的，并未考虑它们的不幸的效果：“Ｉｄｑｕｅａｐｕｄｉｍｐｅｒｉｔｏ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ｓｖｏｃａｂａｔｕｒ，ｑｕｍｐａｒｓｅｒｖｉｔｕｔｉｓｅｓｅｔ。”
（“愚人们称之为人道的，其实那已经是奴役的开始。”）难道从书中的那些嘉言里，我们就看不出促使作者们发言的那些庸俗的利益了吗？不，无论他们会说什么，一个国家尽管它的威名显赫，但只要是人口减少了，就决不会真的是一切都好。一个诗人年金有十万镑，这并不足以证明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一切时代中最美好的时代。应该是少注意那些表面的安逸和首领们的从容，而更多地注意整个民族的幸福，尤其是在那些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冰雹可以毁坏若干州县，但却极少能造成饥馑。骚动和内战固然大大地吓坏了首领们，但并不会给人民造成真正的不幸；当人们在争论应该由谁来虐待人民的时候，人民甚至于还能松一口气。
唯有人民的经常状态，才会产生他们真正的繁荣或真正的灾难；唯有当全体都在羁轭之下被压碎了的时候，这时全体才会毁灭；唯有这时候，首领才能任意地摧残人民，“ｕｂｉｓｏｌｉｔｕｄｉｎｅｍｆａｃｉｕｎｔｐａｃｅｍａｐｅｌａｎｔ”
（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