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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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１０周年 —７８７—
的“稳定人口奖”。
１０年来，计划生育协会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重视。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做过重要指示，强调计划生育协会是新事物，它的形式和工作都应大力支持，广泛在群众中发展。去年９月，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出席中国计生协二届四次理事会的全体同志和全国模范单位的代表及个人。今天，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又专门给纪念会写来贺信。宋平同志、李铁映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出席纪念会并做重要指示。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工青妇的领导同志多次应邀出席中国计生协召开的有关会议。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顾问委员会的不少领导同志，亲自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会长。 这些都对计划生育协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计划生育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广大人民群众是计划生育的主人。 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通过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把全国人民充分动员起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人口指标管理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宣传教育与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相结合。 只要我们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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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大的成就。计划生育协会担负着做好计划生育的群众工作的艰巨任务。各级计划生育协会要牢记自己的任务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认真贯彻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接受党委、政府的领导，充分尊重、主动配合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大力加强基层协会尤其是困难地区基层协会的建设，努力提高各项活动的质量。 要教育广大理事和会员，弘扬雷锋精神，更广泛地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人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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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功名托至公 —９８７—
一代功名托至公——怀念李富春同志
１９０年１０月
李富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１５个年头了，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今年正好９０岁，长我５岁。 因此，特别引起我对他的怀念。富春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参加革命工作时，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当时正在进行北伐战争，富春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 我们开始接触是１９３１年在中央苏区，他任江西省委书记，我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长征时，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在中央直属队任政治部主任。 直接工作上的接触，还是在延安时期、东北根据地时期和全国解放后。 在这３个时期，我都曾在富春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他崇高的思想品德、刻苦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富春同志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任劳任怨地埋头干好什么工作，而且干一行、爱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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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行。 在延安时，大家都习惯于把任弼时同志赞为任重道远的“人民的骆驼”
，把富春同志誉为刻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正是靠这种“毛驴”精神，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富春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我在这篇短文中所谈到的，只不过是富春同志光辉一生中的几个侧面。延安时期，富春同志比较长的时间是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 我一直负责中央秘书处的工作，因此与富春同志的接触是比较多的。 提到延安时期，就不能不提到富春同志对于我党组织工作的贡献。 他在协同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把组织部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干部之家”
，发挥了团结全党干部的重要作用，从而彻底肃清了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形成的组织部门的衙门作风，树立了党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的优良传统。富春同志十分关心并不断研究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１９３９年中央书记处责成中央组织部对党、政、民、学各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工作检查。 富春同志亲自深入调查了解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切实的改进意见。 他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组织工作的发展赶不上政治发展”的被动局面，主要表现在毫无计划地随便增设机构、增加人员，以致在不少方面出现了机构重叠、任务“笼统而不明确”的“多头领导”
，或者由于“隶属关系不明”而形成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 他认为，绝不能再继续维持这种“手工业的工作方式”
，必须加强科学管理，有计划地根据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确定编制并合理地分配干部，“尽可能做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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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职，各尽其能“。强调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提倡”有简易、敏捷、切实、深入等优良传统，有不怕负责、不辞劳萃、服从纪律、埋头苦干的朴实作风“。据此，组织部及时调整和充实了各级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和干部管理制度，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迅速适应了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富春同志对于干部教育工作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十分重视各个时期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主要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例如，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期间，富春同志做了”肃清自由主义作风，建立集体主义革命作风“
的报告。 报告中对于造成当时自由主义作风泛滥的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一是在革命形势大发展中，大量新党员、新干部涌入革命队伍，同时带进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二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流毒的影响一直没有彻底肃清，空讲理论、不务实际的作风依然存在；三是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势必增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作用。最后，他更尖锐地指出，由于“左”倾路线实行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被反对以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少同志片面地以为实行党内无原则的和平团结就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放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富春同志的这些精辟深刻的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党内实际，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富春同志不仅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他本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也堪称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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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以及一切党的领导干部的学习典范。 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体贴入微地关心同志，不仅从政治上关心，而且工作、学习、生活安排，以至青年人的恋爱、婚姻等各方面没有他想不到的。 记得我结婚时，富春同志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关照工作人员为我和纪均安排简单的结婚仪式，邀请一些亲友团聚热闹一番，并亲自前来祝贺。 记得当时我们的聚餐虽然十分简单，最好的菜肴也不过是被大家称做“三不沾”的一种用鸡蛋和面粉做的食品，但是，那种亲密无间的同志感情和以艰苦为荣的革命乐观情绪，使我们一直难以忘记。富春同志从来不考虑什么是份内工作和份外的事情，在他看来，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只要革命需要、群众需要，不论什么事他都乐意去做。 这也正是同志们所称道的“革命毛驴精神”的一种体现。 大家知道，富春同志的夫人就是曾长期负责全国妇联工作的蔡畅大姐，妇女工作者或妇女干部有些事去找蔡大姐商量请示时，富春同志也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参加议论，为之出主意想办法，使大家感到十分自然亲切。 富春同志还十分关心革命遗孤，有几个直接收养在自己家里，有些则往来如亲友，李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就几次在富春同志家里遇见过他。富春同志对于党和国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贡献，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富春同志就曾奉调主持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工作。 这时，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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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崭露头角，但已经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普遍称道。 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像富春同志那样学会做经济工作。富春同志开始负责财经工作以后，也像他对待党的组织工作一样，马上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一新的领域中来。 他在当时写给弼时同志的一封信中就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干一行爱一行并力争专一行的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在信中说：“现在我的计划是想真正从理论上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上好好研究一下，准备一个新的政策草案。而且这些必要的修养工作，也正是准备迎接七大后，如果中央授命我完全干财经工作的必要步骤”。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５日在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运动总结会上，富春同志所作的以《更向前一步》为题的报告中，就生动地体现了他这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活动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根据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在生产与供给上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以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多用一分力量不但团体多得收入，个人也多得收入，而生产所得确能保障大家丰衣足食的生活”。
将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的结果，“去年全年，中直运输力平均提高５０％”。
“节约最有成效的是粮食和石炭两项，这是由于在厨房中建立了二八分红、公私两利的节约制度的结果。”当时，根据“公私合作、公私两利”
的八字方针，具体创造了劳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７种组织形式。 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曾评价说：“二八分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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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机关的一大困难。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夕，富春同志被派往东北，主要是协助陈云同志领导东北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他先后担任过东北铁路局政委、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这期间，我也奉调来东北，开始任东北财政委员会主任，后来任工业部部长。在陈云、富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使我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从而对于富春同志那种坚持调查研究、认真思考问题、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现在回忆起来，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富春同志十分重视东北地区不同于其他任何根据地的特殊情况，即东北根据地有着基本完备的现代化大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则是开始使用机械耕作肥沃平原的大农业和农民个体经营。 因此，他认为，我们的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这一根本特点，不能小手小脚。 在解决东北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措施的问题上，富春同志也一贯坚持按经济规律和现实可能性予以统筹安排。如当时对于是否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
问题，富春同志就不主张按照某种既定模式办事。 他说：“我们不要抽象争论发展重工业为主或轻工业为主。 处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无力建设巨大规模的重工业基础，但为了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我们首先还是要努力恢复和发展必要的重工业，如煤、铁矿和冶铁炉等。 同时，为了军事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发展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 总之，要从当前的军需民用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任务。”
有些同志在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