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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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为了发动工人，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不准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并且具体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通过这些工作，使工人群众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初步保障，很快提高了觉悟，发挥了生产积极性。　困难的是如何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革命队伍内技术人员是很缺的，社会上也不多，我们从陕北、山东等根据地去的同志也缺乏管理现代工业的经验。　为此，我们不仅大力争取中国的技术人员，还在北满接收了２００名日本专家。　解除这些日本人的顾虑，动员他们出来为我们工作更不容易。　我们许多同志都曾经登门到户同这些专家交朋友，做他们家属的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根据地的条件是很差的，可我们仍然尽量保证专家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比如，我们有个负责修铁路的工程队，请了几位日本专家，领导上特别规定，专家们每餐要有几个菜。这在城镇还比较好办，一到野外就很难买到像样的蔬菜，真难坏了伙食管理员。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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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日本人很喜欢吃水饺，才算把问题解决了。　有了饺子做主食，菜就可以简单些。　现在看到我们自己培养了这么多专家，还有这么多大学里的在校学生，想起那时的困难来真是高兴极了。　反正搞现代化建设非有专家不可，自己的不够就得千方百计请别人帮助。　所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自己的专家的成长，也非常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团结争取技术人员工作中，我们也有过失误。例如，有的企业在民主改革中把一些没有多大恶迹的高级职员也整了一下，这就挫伤了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工作十分被动。　我们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缺点，局面就很快好转了。　后来，我们在接收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时，又进一步规定原有企业管理机构保持不动，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照常供职，因而接收秩序良好。　我们进城后，凭着一本旧的电话本就可以立刻同许多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指导工作。如沈阳，在我们进城的次日电厂就恢复发电，其他企业在接收过程中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　这实际上也是正确对待人才的问题。　在私营企业中有不少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就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人才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期间，政府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政策，后来又进一步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好劳资关系，并为他们的供产销各方面提供指导和协助。　如北安的大火磨厂较多，年加工量为５万吨小麦，还有很多造酒的烧锅，政府都尽量保证其原料供应。这些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活跃了市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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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我党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　　　—１４６—

　　　　增加了政府的税务收入。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生产，许多重要物资也无法全部由自己解决。　布匹、食盐、火柴、某些药品、汽油和许多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一麻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　用“再生布”做的军服一碰就破，造的军鞋用手一掰鞋底就断，我曾经在视察被服厂时亲手试验过。穿这样的鞋子怎么能打仗呢？

　　　　李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被抓住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搞不来盐，搞不到布，农民总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军民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这其实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只能同苏联进行贸易。　通过外贸换回的紧缺物资，不仅保证了军事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生活，许多群众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

　　　　通过多方努力，东北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后来又继续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１９４９年进关作战的８０万主力部队、１５万民工的物资供应全部由东北负担，同时还上交中央大量物资，其中木材就有１５０万立方米，钢铁有２０万吨。总之，东北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如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搞活流通，开辟内外贸易等基本经验，是我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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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６—王首道文集

　　　　党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这些优良传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重新恢复并大大发展了。　有些青年不太熟悉党的历史，对前些年流行的“左”

　　　　的东西反而比较熟悉，因此就对党的现行政策理解不深，甚至有某些误解。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广大青年尽可能地了解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和基本经验，以便进一步认识党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的，党又是怎样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具体政策的。

　　　　（此文为上海音像公司音像制品即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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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３４６—

　　　　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

　　　　１９８６序１０月１０日

　　　　今年１０月２２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篇史诗，是非凡的战斗历程。５０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纵横１０余省，长征二万五千里，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是我们以至子孙后代永远值得纪念的。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在此我仅述几件自己在其间亲身经历的事，以示纪念。

　　　　一、关于遵义会议的思想准备

　　　　长征开始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局任秘书长工作。　中央机关，其中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后，我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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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王首道文集

　　　　的中央首长。　当时随我们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　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不断的相互谈心，彼此越来越了解了。　记得他们当时谈话的中心内容是批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　张闻天同志较多地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他认为广昌战斗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博古，红军伤亡那么大，步步为营的战术是不明智的。　这样下去，红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王稼祥同志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非常喜欢看书。　早年，他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他不干，执意去上学。后来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于１９２５年前往莫斯科学习。王稼祥同志是一个诚恳、率直的人，对待错误的东西，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此时，他非常气愤地指斥李德，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给予积极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则总是耐心细致地分析“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使人听后心悦诚服。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实际上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左”

　　　　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共同的心事。因此，我听了３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十分振奋。　后来，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谈话，正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知道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王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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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５４６—

　　　　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　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　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　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许多重要事情的确定，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真是“开明君主”。我们听了后也曾同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大姐开玩笑，戏称她为“娘娘”。

　　　　应该说，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转变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的。　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导早就有看法，而且在有关的会议上进行过争论。　同时，同毛泽东同志给予的真诚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会议召开前，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　究竟去何处，五人知晓。　按照张闻天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中说的：“我们不得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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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但新的中心根据地应放在哪里？

　　　　谁也猜不透。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指示我和李井泉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兵力，在现四川中南部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冕宁这一带居住的是彝族人。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宗教（信奉黄教）

　　　　，迷信魔法和鬼神。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不完善。　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惧怕汉人，又仇视汉人。　这种心理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的社会生活。　因此，他们不欢迎我们留在那里。　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想法赶走我们，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　对此，中央经研究决定放弃原计划打算，要我们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同志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　这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不合适，另一方面又说明红军北上才是出路。　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即我和李井泉同志随红九军团北上长征过程中，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是称“罗、何、首道、井泉”。

　　　　据此，有些文章和资料就认为我是“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

　　　　，这是不恰当的。当时，朱德、周恩来同志在指挥我们撤出冕宁时，给我们的电报也说明了红军不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电报指出：“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电报同时表明了中央的精神还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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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７４６—

　　　　１９３５年６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随即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提议红军继续北上，明确指出应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　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有工作基础的陕甘宁地区是十分英明的。　但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怀着分裂党和红军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擅自带领左路军南退，为了欺骗广大指战员，扬言要到川康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中央负责同志曾耐心地说明，到人烟稀少、物资贫乏、语言不通、毫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做法，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可是，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了损失。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　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