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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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读书杂咏
读《天问》
应龙舒翼浴鸿，①
嘘气为云沫化洪。
日月倒行归海裔，②
茫茫终古一崆峒。③
① 应龙是神话中有翼的飞龙。“天有九龙，应龙有翼。”
② 海裔是海边。《淮南子》：“游于江浔海裔”。
③ 崆峒山，亦作空桐山。《史记》：“黄帝西至空桐。”
宇宙浑沦常革化，④
鸿灵安用拓玄黄？⑤
仑不见西王母，
耕织瑶池自倘徉。
④《列子》：“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⑤ 神话中的巨灵，开天辟地的大力士。
读龚定庵《己亥杂诗》
漫夸盛世数康、乾，
四海劲秋霜叶殷。
茸庙廊立仗马，
山民吟啸垓埏。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四海变秋气”，已成“万马齐”的岑寂局面；而一般庙堂重臣却无敢正言者，一如作为天子仪仗的立马，终日不嘶而食三品豆。另一方面，“山中之民，一啸而吟”，举国为之震动。一九七六年四月）
舒諲
两本珍贵的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装帧
笔者搜集到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时期两本珍贵的刊物：《劳动音》和《劳动者》，在装帧设计上相当精美，表明着我们党在刚刚萌芽的时期，就已很注意书籍刊物的装帧设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受了它的很大影响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二○年五月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先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长沙、武汉等主要城市分别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加强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都各自创办了刊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界》和《伙友》等刊物。这些刊物，多半是周刊。为便于在工农群众中传阅携带，开本为小三十二开袖珍本。在这些刊物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陈望道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文章，也经常以较多篇幅刊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调查报告，尤其较多地报道各地马列主义研究、宣传活动和工农革命活动的情况。
就书籍刊物装帧设计的角度来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者》，在装帧设计上具有着颇为突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光彩。例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第一期《劳动音》，封面设计是用钢笔画的形式，以有力的线条，描绘着火炬、锤子、铁镐、齿轮、禾苗、稻穗等形象组成的图案，象征工农联合起来，向着火炬所指引的共产主义光明道路前进。图案的结构处理严谨。图案中间留出一块横长方空白，冠以刊物名称、出版日期字样，图案的下端左右两边空白处，用直行分别写有刊物出版期数、定价、通讯处、编者姓名字样，构成了整个封面丰满、稳定、庄重的艺术效果。又如，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民国九年（即公元一九二○年）十月三日出版的《劳动者》第一号，封面设计是用粗犷的块面和柔畅的线条，描绘一个奋力手举铁镐，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工人，在开筑道路的形象，并以飘有云彩的圆形天地为背景，象征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将来必然由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人阶级所主宰。图案艺术效果具有近似木刻画的简炼、朴实、有力的特色。在图案的上方和下方，用横行分别写有刊物的名称、期数、定价、经售处地址、出版日期字样，编排错落恰当，再与中间圆形图案对比映衬，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
当时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封底和文中，也常刊载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漫画、插图等美术作品。（笔者 在另外搜集到的一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出版的刊物《劳动界》第十四期的封底，就刊载有这种漫画。）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党的萌芽时期，已有相当艺术造诣的美术家，运用美术武器投入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八年的今天，我们国家已是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进军，与此相适应，也必须大大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包括书籍刊物出版及其装帧设计）水平。所以，重温我们党在萌芽时期已很重视书籍刊物装帧设计工作的历史，对于鞭策我们今天努力改进书籍刊物的装帧设计，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于沪西迎日楼
黄可
巴尔扎克在中国（上）
出版史料丛谭之一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5月21日，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八十周年。这位被恩格斯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虽然已经辞世快一百三十个寒暑了，但他仍然活在全世界广大读者的心里。他毕生惨淡经营的《人间喜剧》已经成了世界古典文学的宝。
巴尔扎克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建国三十年来，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巴尔扎克的各种作品，截至1979年4月为止，总数就达二百万册（部）。今天，在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普通中学生和青年工人里，都有巴尔扎克的读者，更不用说大专院校文学系的学生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了。
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最先把巴尔扎克的小说绍介到中国来的是林纾（琴南）和陈家麟。他们合译了巴尔扎克的四个短篇，取名《哀吹录》，于1915年5月6日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它们的篇名是：《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和《上将夫人》。封三版权页上注明原著者是法国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汉译名。
《哀吹录》的译文是文言，且系意译，与原作相比，删削甚多。但基本情节尚清晰可见，文字亦相当生动。
根据这四个短篇译文的故事梗概，查出《猎者斐里朴》原题为《Adieu》。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也收了这个短篇，译者是穆木天，篇名遵照原作译为《再会》。《耶稣显灵》的原名是《Jésus…Chist en Flandre》，而《红楼冤狱》即《L’Auberge Rouge》，这两个短篇也有蒋怀青的重译文，篇名译为《基督在法兰德斯》和《红色旅馆》，收在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里。此外，《耶稣显灵》一篇还有第三种译文，见1945年1月云海出版社印行的《戴依夫人》一书，罗塞译，篇名译为《基督在福兰达斯》。作为《哀吹录》的压卷之作的《上将夫人》，原题为《Le Requisitionnaire》，这个短篇在刘半农编、北新书局出版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卷里还有白冷的重译文，取名《征发兵》。
林纾和陈家麟的《哀吹录》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上中下三卷。这个《丛刊》在当时称得上煌煌巨制。单是在中卷的“法兰西之部”里，就收入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斯达尔夫人、都德、莫泊桑、左拉等八个法国名家的作品。译者的编辑工作亦相当细致，在每篇译文之前，有作者的生平简介和作者头像，而且对于所介绍的作家和作品都一律附上外文。
《哀吹录》虽然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但译者对原作者未著一辞。我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这位法国大作家的生平、创作简况及一睹其庐山真面的，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来说，就是从周瘦鹃的这部《丛刊》开始的。
周瘦鹃在《丛刊》里用文言文译载了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小说，篇名译为《男儿死耳》。这是巴尔扎克在1829年《朱安党人》一举成名之后，为《摩登》（似应译为《现代》）杂志撰写的第一篇作品（1830年）。《男儿死耳》的原名是《El Verdugo》，今译为《刽子手》。
周瘦鹃编写的巴尔扎克小传，因系在中国第一篇介绍巴尔扎克的文字，颇有资料价值，今略加标点和注释（附在括号“〔 〕”里），全文照录于下：
“邬拿特白尔石克Honoré de Balzac〔按：今译为奥诺莱·德·巴尔扎克，当时还未用圆点把外国人的名字和姓氏分开〕，以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按：应为二十一日〕生于都尔Tour。初入凡度末书院Collége de Vendme〔按：现一般译为“万多姆教会中学”〕肄业，后又学于索朋纳学校（Sor…bonne）。乃父令入法庭为录事，而氏志不在此，因以一八一九年走巴黎〔按：巴尔扎克是在1814年随其父母迁居巴黎的〕，为文学家之生活。自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八年间，笔耕墨耨，勤劳无比。顾所为小说，初不受人欢迎，于是负债累累，几弗能自存于巴黎。幸于一八二九年刊其杰作《王党遗孽》——《Les Derniers Chouans》〔按：即《朱安党人》，全名为《最后一个朱安党人，或一八○○年的布列塔尼》〕、《忧郁之皮》——《La Peau de Chagrin》〔按：今通译为《驴皮记》，于1830年始出版〕二书，名乃大著，所入亦较丰。又作说部多种，均为国人所传诵。如《老父郁利哇》——《The PéreGoriot》〔按：即《高老头》，译者所附的是英译名〕、《可怜之父母》——《Les Parents Pauvres》〔按：现译为《穷亲戚》，此系《贝姨》和《邦斯舅舅》二书的总名，译者将其与后二者并列，显系误笔〕、《宇叶尼朗台》——《Eugénie Grandet》〔按：即《欧也妮·葛朗台》〕、《滑稽稗史》——《Contes Drlatiques》〔按：全称一译为《图棱修道院滑稽故事集》〕、《表弟贝德》——《La Cousine Bette》〔按：今通译为《贝姨》〕、《表弟邦士》——《Le Cousin Pons》〔按：即《邦斯舅舅》〕诸书。论者推为文学界上不可多得之杰构。氏生平勤于所事，日辄把笔十五小时至十八小时，不以为苦。二十年中，成巨著八十有三〔按：巴尔扎克收入《人间喜剧》中的作品约九十四种〕。然其心血之代价，每年不过一万二千法郎而已。晚年隐居山佛尔（Sévres）别业〔按：巴尔扎克于1846年在巴黎多福街12号买了一所房子，一直住到去世。他死后，这条街改名为巴尔扎克街〕，仍以著述自娱。一八四九年体质渐弱，因投笔作波兰之游〔按：巴尔扎克于1848年9月离巴黎赴维尔霍文，一直住到1849年4月。之后，曾数次在基辅小住〕，访其情人亨斯加夫人Madame Hanska，相见甚欢〔现译韩斯卡夫人，巴尔扎克于1850年3月14日同他在基辅结婚〕。而玉函札，往来邮筒中者，盖十五年矣。翌年〔准确日期应为1850年4月25日〕同归巴黎。越三月而氏卒，时为八月十八日〔按：巴尔扎克于1850年8月18日晚11时30分去世〕。春秋五十有一。”
此篇小传，虽寥寥六七百字，但主要事迹尚不失为翔实。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1919年5月－1937年7月）的这十多年，对巴尔扎克的介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近二十年里，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为数虽然不算丰富，但较之上一阶段，应该说还是有显著的增加，且巴尔扎克这时已经成为我国文艺界注目的外国作家之一。对于巴尔扎克的作品译介的少，王任叔（即巴人，已于1972年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在《关于巴尔扎克》一文里曾表示过不满，他说：“在中国提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仿佛还是现实主义被提起的近几年〔按：王文作于1936年上半年，所云“近几年”才“提到巴尔扎克的名字”，显系误记〕。但巴尔扎克的作品被介绍过来的，却还很少。虽然中国有不少懂法文的文学者，然而都把巴尔扎克轻视了。”是否由于轻视，尚可考虑，但作品介绍得不是太多，则是事实。“五四”前后，到1929年，法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巴尔扎克就远远逊于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雨果、莫泊桑、左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