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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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着重剖析译成“按需分配”所带来的弊病。
其一，混淆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与战时“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在战争年代里，由于必须努力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要将相当多的人力与物力投入直接的战争活动和为战争服务的事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物资极端缺乏，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往往是采取配给制，即对某些最必要的生存资料实行低水平的定量配给。在苏联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都实行过这种制度。有人就把这种战时“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叫做按需分配。在他们看来，这种供给制，就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其实，这种配给制根本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行，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本等国都实行过这种配给制。
其二，混淆了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长期以来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而且越搞越“左”。一九五八年，陈伯达鼓吹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直接实行产品调拨。同年，张春桥鼓吹“供给制”是什么“共产主义的萌芽”。在他们大刮共产风的影响下，产生了山东范县、河北徐水县的“共产主义”。当时，到处都在说向共产主义过渡，似乎我国很快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根据就是可以用供给制（有的地方实行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上学不要钱等等）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而供给制就是“按需分配”，就是共产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社队实行粮食的“自报公议，按需供应”，并举办一些集体福利事业，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实际上，他们的口粮，至多不超过六百斤，数量并不多，细粮比例也很小。他们的一个劳动日只有一元多钱，比起先进国家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差得很远，要赶上人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当然，更不能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提并论。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某些最必要的生存资料实行定量供应，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仅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资料早已不成问题，而且他们的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也都将得到充分的满足。
其三，混淆了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与原始公社的分配制度。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产品，这是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平均分配个人消费品，就是质量、数量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平均主义是乌托邦的口号，从来没有实现过，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之所以要反对这个口号，就是要努力减少胡思乱想对人们的毒害。对原始公社分配制度的表述，我以为恩格斯说得对：“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给消费的，也是如此。”（《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7页）恩格斯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原始社会的分配制度决不可能是平均分配（不论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强劳力、弱劳力都分得同样数量、质量的个人消费品），而是按照习惯和需要进行分配。我们不能把平均和平等说成是一个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未说过原始公社的分配制度是“平均”分配；相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平等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体现在分配制度中的“平等”的含义是不同的；而“平均”却是与任何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制度都是无缘的。由此可知，原始社会的分配原则决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按照习惯和需要进行分配的，这就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提法颇为类似。因此，“按需分配”的译法是容易使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与原始公社的分配制度相混淆的。
以上所列“按需分配”的三个弊病，若用“各取所需”代替，则可免除。我以为，分清楚“按需分配”与“各取所需”，并且用“各取所需”来表述共产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其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呢？马克思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最后四个字采用1958年前的译法）由于“按需分配”被曲解为“供给制”、“低标准配给”，由于“按需分配”没有与原始公社划清界限，因此，有必要抛弃这种表述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提法。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是多么崇高美好的远大理想，又是多么地难以实现，因而脚踏实地地不惜终生为之奋斗。在可供选择来代替“按需分配”的提法中，“各取所需”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们说共产主义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吴学灿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是《近代史资料》杂志的第24号，收龚振黄的《青岛潮》、的《学界风潮记》、海上闲人的《上海罢市实录》、杨尘因的《民潮七日记》、吴中弼的《上海罢市救亡史》、大中华国民的《章宗祥》和粤东闲鹤的《曹汝霖》，以及上海公共祖界工部局警务处1919年5月到7月的档案辑录和刘立凯同志所编五四至六三的大事记。《青岛潮》等的编著者虽然都同情于爱国运动，但也都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书中所有摘录的当时报刊上的电文、议论，更有一些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乃至是买办阶级或封建军阀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而较为了解全貌。应当说，这种不是出于进步方面的记述，对我们也是有用的。
林
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二
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
就研究历史来说，实事求是，就是从事实出发，详细地、全面地占有材料，从大量的事实中形成观点，得出科学的结论。就编写历史来说，实事求是，就是对历史经过科学的研究之后，将认识到的历史的真正面目，复现出来。研究历史和编写历史，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但，实事求是的原则却是都不能偏离的。
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者也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可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无产阶级，它的前途与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需要揭示历史的规律来教育人民，它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因而，它要求它的历史工作者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工作者掌握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也能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编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五十年代一般地还是比较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史实错误或结论不当，大抵是因为史料不全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好，研究者主观上还是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而且，这些研究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也能在报刊上自由地展开讨论，求得共同提高。
可是，1963年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后，在历史领域，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始遭到破坏；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出笼，实事求是的学风被践踏得一干二尽。从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主观唯心主义的伪造历史、歪曲历史的逆流。
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公开讨论。但是在那个窃居高位的“理论权威”的布置和支持下，戚本禹的文章却打着学术讨论的旗号，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种种卑鄙手法，让学术界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扣上种种政治帽子，扼杀了百家争鸣。我们先撇开戚本禹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论，仅就他的学风来说，也是非常恶劣的。例如为了证明李秀成早就有投降活动，特地捏造了李秀成伙同妻舅宋永琪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的事；为了证明李秀成在《自述》中向敌人表“功”，硬说李秀成在杭州擅自实行宽大俘虏的政策，其实李秀成在《自述》中明明说过这政策是“奏准天王”的。
“四人帮”的歪曲、伪造历史，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公然声称“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可以七真三假”。他们将整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编成一部近代儒法斗争史，以证明“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他们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对周总理，夸大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尊孔、反孔斗争。“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至今尚未能完全肃清。
“四人帮”的恶劣学风近年来在近代史论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我们且举一些例子来看看：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编写历史，一定要以人民为主体，突出人民群众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业绩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根本区别。但是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叙述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历史作用，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他们的阶级和历史条件；同样，对于某些非劳动人民所起的作用，也要实事求是给予分析，应该肯定的就要予以肯定，不能因为他们是非劳动人民，就从历史上抹去。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史论著，在这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个英勇战斗，是中国人民民族革命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它的辉煌业绩应当载入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史册。但是三元里抗英毕竟是人民自发的局部地区的斗争，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能如某些书籍所说创造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弱国人民能打败强国的经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经历过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最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可侮，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但是决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肖岗乡的举人何玉成是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会盟牛栏岗的主要领导人，五十年代的近代史著作还是如实反映这一段历史的。近十年来，因为何玉成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将他的名字从有关的著作中抹去。这些著作说，串连邀集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聚会牛栏岗的是菜农韦绍光，而且他还将三元里人民组织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抗英武装。可是，这个菜农韦绍光的事迹，在鸦片战争时写的公私记载，甚至民间诗歌都没有“片文只字”（《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记载。它的唯一根据是195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的《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我们不能忽视调查材料的史料价值；可是也不能不考虑到事隔一百多年，这些口耳相传的材料是不是就十分准确、可靠。退一步说，即使韦绍光真有其人其事，但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正常统治下，一个普通的菜农怎么可能突然成为一百零三乡的盟主呢？要真有这样一个显赫的人物，在公私文献中总是会留下一点记载，哪怕是被歪曲了的记载，就象正史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一样。这些著作把领导这次斗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改为菜农，显然是受了“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