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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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译本《蟹工船》的封面呈紫褐色，中绘有高耸的烟囱，挺拔的水塔，以及连绵不绝的城堞式的厂房。构图刚健有力，甚为别致。全书近二百面，轻磅道林纸印造，书品颇佳。而这本“禁书”的最可贵之处，是它的卷首载有小林多喜二专为中译本所撰写的《序文》，现引录如下：
　　　　中国普罗列塔利亚底英雄的奋起，对于切肤相关的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是怎样地增加其勇气呢。我现在想到《蟹工船》由着潘念之同志底可敬的努力，得在这英雄的中国普罗列塔利亚之中被阅读的了，感到异常的兴奋。在这作品上所采取着的事实，象在日本底这么一般，对于中国普罗列塔利亚，或许是关系较浅罢。然而，假如把《蟹工船》底极度残虐着的原始榨取、囚人劳动，和被各帝国主义底铁链所紧缚着、被强迫在动物线以下虐使着的中国普罗列塔利亚底现状，就这么换置了过来，是不能够的么？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贫弱的作品，虽是贫弱，但得成为一种力。我坚确地相信着这一点。

　　　　哦，同道的中国的朋友们啊，我永久地祝颂你们底康健与光明！
　　　　献给你紧固的握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七日
　　　　小林多喜二
　　　　　
　　　　这篇简洁精炼，而又寓意深远的《序文》，既是这一日本伟大的战士兼作家所馈赠给中国读者的珍贵礼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极有意义的一页。在这短短的序文中，它含孕了多么浓郁的革命情谊，它寄托了多么殷切的深挚希望，真切感人地表露了这一日本人民的优秀儿子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热诚祝愿。经过了五十年的悠长岁月，今天展卷诵读，仍为那力透纸背的深情厚谊所浸染、所感动，这永在的温情，将深深镌刻在我们心头。
　　　　《蟹工船》的出版，在我国读书界产生了积极而热烈的影响。王任叔在《现代小说》三、四月会刊上发表了《小林多喜二底》，予以评介与推荐。《中国新书月报》等刊物上也刊载了评论文章。我国许多作家也热心译介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如郭沫若就翻译了《“替市民”》（刊《日本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三月初版）。当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三年二月被虐杀的噩耗传来，激起我国进步文学界的极大义愤。据《出版消息》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报道：“日本新兴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后，中国的作家鲁迅、茅盾等曾去电致悼，并有抗议文发出云。”北平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杂志》创刊号（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就载文对“刚被日本统治阶级虐杀的普洛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表示悼念，并发表了诗剧《小林多喜二哀辞》。《洪荒》创刊号（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也发表了《悼小林多喜二》。其中尤以鲁迅的唁电至为哀切沉痛，又复昂扬踔厉：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以上原是用日文拟的，题为《闻小林同志之死》，最初发表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一九三三年第四、五期合刊。
　　　　如今，鲁迅所说的“界限”，由于中日人民的共同努力，已经开始和正在消弭，中日友好的浪潮逐日高涨。小林多喜二对中国朋友的光明祝颂，业已成为现实。这都是足堪告慰这两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前驱者的。建国之后，《蟹工船》又有了适夷的新译本，从而获得了更广大的读者。小林氏的其他作品也被陆续绍介过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的《小林多喜二选集》。广大读者怀着虔敬的心情，认真阅读着这些烙印着血迹的不朽力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对于中国革命的恳挚期望、对于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禁书经眼录
胡从经
《吴晗同志和》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因《海瑞罢官》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为了纪念他，人民出版社编辑了《吴晗同志和》一书。书中介绍《海瑞罢官》这件冤案的始末和吴晗同志简要的生平，并请吴晗同志的亲友写了回忆文章。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及《海瑞其人》，以供参考。书封题签廖沫沙。（华）

华
巴尔扎克谈中国


　　　　在巴尔扎克的著名长篇小说《幻灭》里，曾有不少地方谈到中国。例如，在描绘吕西安的相貌时，就说他的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大卫·赛夏在得知吕西安爱上了贵族巴日东太太之后，曾对吕西安说：“可是你们受着成见的阻隔，比她在北京，你在格林兰还要远。”还有“南京缎裤子”、“北京的皇帝”。当然，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里谈得最多，说得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造的纸。他借书中那个正直、善良而又富于进取心的青年发明家之口，对中国纸赞扬备至，钦佩万分。他说“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不管怎么薄，还是不透明的。当年大家对中国纸极感兴趣。”他还拿中国纸同法国纸加以具体的比较，说用法国仿小牛皮纸印一套精装的服尔德全集，重达二百五十斤，而用中国纸印，则不到五十斤。令人最感兴味的是，巴尔扎克还讲了一个关于校对出身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另一个校对为中国纸的原料问题打赌的故事。前者根据德国医生兼博物学家开普弗的考察和法国教士阿尔特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中国散记》的记载，认为中国造纸的原料是楮，而后者则认为是丝。并把问题提到法兰西学士院，请马赛尔来加以评判。马赛尔倒并非什么造纸专家，但他在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任随军印刷所的负责官员，于一八○四年回到法国后，还担任过帝国印刷厂的厂长。马赛尔评判不了，要他们去请教葛罗齐埃神甫（1743—1823年）。这个神甫不仅有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行世，还珍藏着一部附有插图的讲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籍。圣·西门和那个校对果然找到了葛罗齐埃。但这个神甫说他们两个讲的都不对。他根据所掌握的材料说：“中国纸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丝，而是用捣碎的竹子纤维做的纸浆。”这个故事大概是巴尔扎克从什么人那里听来，可能还是辗转听来的。所以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葛罗齐埃神甫收藏的到底是中国什么人的著作。
　　　　如果就中国古代造纸的原料来说，不仅有竹，也有楮和丝。例如，苏易的《简纸谱》就云：“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葛罗齐埃收藏的显然不是这部讲造纸的中国书。否则，他就不至于说圣·西门“他们两个打的赌都输了”。
　　　　葛罗齐埃收藏的该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个问题，在《幻灭》的法文版里，巴尔扎克是这样写的：“L’abbé　Grozier　pcssédait　un　livre　chinois，ouvrage　à　la　foisiconographique　et　technologique，où　se　trouvaient　de　nombreu…ses　figures　représentant　la　fabrication　du　papier　dans　toutes　sesphases……”傅雷先生把这句话译为：“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专讲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很明显，原文并无“专讲”二字。译者无意中加上的这两个字，倒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了。其实巴尔扎克只是说葛罗齐埃藏得有一本中国书，其中附有插图，还有对造纸技术工艺流程的说明。在紧接这句话之后，巴尔扎克还描述道：葛罗齐埃“指给我们（按：即圣·西门和另一个校对——引者）看纸坊里堆的大批竹竿，画得很精”。
　　　　根据巴尔扎克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来看，葛罗齐埃收藏的那部中国书，倒颇似我国明人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该书《杀青》一章，介绍的就是我国古代造纸的技术，还特别着重地讲述了用竹造纸的工艺，而且所附的六幅插图，都是说明用竹造纸的工艺流程的。我国这部著名的古代科技著作，很早就扬名海外。据说《天工开物》的原本曾收藏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
　　　　当然，这里说葛罗齐埃收藏的那本书有些象《天工开物》，也不过是“姑妄言之”而已。倒底如何，只好留给巴尔扎克学的专家们去考订了，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
　　　　在《幻灭》里，巴尔扎克还提到用树皮造纸的事。关于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云：我国远在东汉和帝时就开始用“树皮、故帛、鱼网、麻缯，煮烂造纸”。用旧布造纸，相传是在中唐时期由我国经西路传到中东一带的阿拉伯国家的。而欧洲在十二、三世纪才开始用棉布做造纸的原料。如果蔡伦采树皮造纸之说属实，在法国直到一八三○年初，即在巴尔扎克构思《幻灭》的前三年，才有个叫布拉尔的法国人用腐烂的松树皮作造纸的试验，刚刚获得初步的成功。在这一年的《巴黎评论》杂志上曾报道过这项创造发明的新消息。但较之中国用树皮造纸的历史已经晚了一千多年。
　　　　巴尔扎克早年曾经营过印刷所的业务，因此他对纸的情况颇为熟悉。虽然他的印刷所在一八二八年倒闭了，但他对纸的生产和技术上的革新依然十分关心。他自己就曾多次计划生产一种质量又好，成本又低的纸。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对中国纸表示出那样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巴尔扎克对中国的兴趣并非始于《幻灭》，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就收有一篇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发表在《漫画》杂志上的杂文，题目就叫做《中国人狭税吏的办法》。巴尔扎克说，中国人都是发明家，他们比法国人要文明开化得多。他说在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已经发明了印刷术，而法国人还不曾学会识字。所以中国人能想出种种聪明的办法来对付元朝统治者的敲骨吸髓的盘剥。虽然这篇杂文未免夸张过分，但却写得妙趣横生，兴味无穷。

程代熙
《巴金选集》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象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睛。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象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