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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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
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沙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 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
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的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
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 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 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 chpeasant，你是poor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
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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