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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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正说着，院子里突然一阵喧哗，一些人在院里吵吵嚷嚷，又是刚才那几个人，听得出来吵得最欢的还是那个黑丫头。白刚赶紧拉灭了灯悄悄往外看。吴玉萍也披衣下来，将刚糊好的报纸撕开一角向外看去。星光下，只见对面屋子的房门大开，在吵嚷声中，从屋子里跳出一个人来，那人背铐着双手，被黑丫头推得踉踉跄跄，仍然是一边走一边骂：“你们这叫干什么？大年三十儿也不让人安生，无法无天，反了你们了！”黑丫头又重重地推了他一把，喊叫道：“造反有理！我们就是无法无天！这是革命行动就是不能让你们安生。”那人说：“半夜掀女人的被窝，看光屁股，这也叫革命行动？纯粹是流氓，流氓！”
几个人抡起皮带，朝他头上身上砸去，一边打一边说：“我让你骂！我让你骂！看是你的嘴厉害，还是我的皮带厉害。”那人一边被打一边吵嚷着，那群人推搡着他，手中的长把电筒挥舞着，发出强烈的白光，在星光下一闪一晃地走远了。
院子里只剩下一个年轻女人望着那群人的背影低声哭泣。前排房子中住的是就业职工，有几个好事者出来向这个女人询问情况。白刚愤愤不平也想出去听听，被吴玉萍拦住了：“出去干什么？反正咱也管不了，这年头闲事管不得。”隔着窗户只听那女人说那伙人也和在他们这里时一样，叫开门以后，见女人没有起来，便说被窝里藏着什么，检查检查，上去就掀开被子掷在了地下，几支大手电在女人身上乱照。
“你们要干什么？”那男人上去阻拦说。一个青年人说：“干什么？检查检查。”上去就把那女人拽下来，几个人前身后身地乱照。男人急了和他们推搡起来。
“好啊！不老实把他铐起来。”黑丫头命令说。就这样连推带打地铐走了。
“强盗、强盗。”白刚听了以后气愤地说：“这是怎么了，是什么力量一下子造就了黑丫头这样的一批人，让他们在全国兴风作浪？是什么使我们国家一步步地走到了这种地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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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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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发痴呆，别说这些了想想我们自己吧！明天他们还要来，可怎么办哪？”吴玉萍十分担心明天这一关。白刚说：“管他呢！明天再说明天的。现在没处讲理去想有什么用？”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他们害怕明天未知的劫难，又受到了天明前这种烦人的煎熬。两个人偎依着，但都没了刚才那种激动和热情，而是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明天会有什么遭遇，令人恐惧；未来局势向哪里发展，更令人担忧。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中，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还有希望走出困境吗？会不会是越来越坏？好久，吴玉萍才轻轻叹了一口气：“老天啊！就让时间凝固吧！我愿意就这样一直留在黑夜，永远也不要天明。”
白刚本来想说：“不，我受不了这黑夜的煎熬，不管明天是雨是风，是地裂还是山崩，要来的事情就让它快来吧！”但他想了想，不愿再伤她的心，还是默默地搂紧了她，紧紧地紧紧地在黑暗中温存。
但是天不遂人愿，天还是亮了，他们只好起来迎接这凶多吉少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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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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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家乡吗？他不由得想起鲁迅对于故乡的描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1958年白刚因为打成“极右”又不认账，被从严处理送到劳动教养所劳改，每天除了没完没了的繁重劳动，回到所里便囚禁在铁丝网的院子里，没有任何自由。自由？他已不再奢求。十四五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裴多菲的诗句就背得滚瓜烂熟。后冒死参加了革命，为的就是自由，现在却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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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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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家乡吗？他不由得想起鲁迅对于故乡的描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遍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白刚终于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
家，是多么温馨令人留恋令人神往的地方啊！尤其是多年离家在外又饱受磨难而没有一个归宿的时候，回到家里，该有多么幸福！而他却不，他是怀着困惑、羞愧、惴惴不安的心情，被逼迫、被押送才回到这个家的。
二十多年没回家了，家乡是不是变得不认识了？进村一看，各家的房屋依旧，只是更加破烂。以前还有几家不坏的砖房，因年久失修，外墙砖被盐碱侵蚀，底层都已经粉了。外出檐的房子，房檐高低不平，成了波浪形，不是椽子朽了，就是房架变了形。有些土坯房，墙上、房顶上还长满了荒草。没想到解放二十多年了，竟没有一所像样的新房。人们还是这么穷。
这就是家乡吗？他不由得想起鲁迅对于故乡的描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1958年白刚因为打成“极右”又不认账，被从严处理送到劳动教养所劳改，每天除了没完没了的繁重劳动，回到所里便囚禁在铁丝网的院子里，没有任何自由。自由？他已不再奢求。十四五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裴多菲的诗句就背得滚瓜烂熟。后冒死参加了革命，为的就是自由，现在却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有的只是政治运动被批斗，劳改营里度时光，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而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自由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每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和邻居发生冲突。而这个邻居又是你没法选择的，他也许是个肺病、肝癌患者，也许是个不断寻隙闹事的捣蛋鬼，也许是个专吃窝边草的小偷。也许……你如果不甘于作亡命徒，不管遇见什么人，遇事你就得让他几分，尽可能和他搞好关系，不然就会永不安宁，只有随时准备打架了。
打架吵嘴是这里的家常便饭。除了去地里劳动之外，回到宿舍里，就是在自己这四十公分宽的“国境”里生活，稍有不慎就会越界。关系好的邻居这种越界当然不算问题，关系不好越过边界便可能引起“战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该有多压抑啊！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孤独。不仅成年累月见不到妻子儿女，见不到亲戚朋友，而且整天没有一个可以谈谈知心话的人。他们是人，是在苦难中的人，有多少痛楚、苦恼要对人说一说啊！
在这里人成了吃饭排泄的机器，成了干活的工具。而且连干活的机器也不如，机器只要干活就行了，就没事了，就完成任务了，他们却还有额外的负担，那就是应付和适应动辄得咎的生存环境，防范和搞好容易引发纠纷的人际关系。这种环境的熬煎，已使他们没有了名利、升迁、荣誉等等愿望，只求得有一份清静有一块静土。可以容纳他那疲劳无奈的身躯，可以“自由”地躺在那里舒展地喘口气。
正是因为在这种透不过气来的环境中生活，所以家这个温馨的字眼儿，就常常悄悄地闯入脑海，在那里闪闪发光。好赖是个家啊！农村苦累不怕，那里有亲人。苦，这里不是更苦吗？再苦再累，那里终究有亲人可以谈谈话，可以和人随便聊聊天，不至于翻个身也会引起一顿拳脚吧！
在劳改队每次出工，看见邻近村农民去地里干活，男男女女，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虽然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连大姑娘也衣不蔽体，但是他们喜气洋洋，身上充满了朝气。他看了以后十分羡慕，每当这时，他就想起了家。晚上收工回来，望见村里家家土房顶升起的袅袅炊烟，他就仿佛是跨进了自家的房门，再苦再穷，也是守着自己的锅台，想吃点什么就可以做点什么，不会像这里，长年累月早早晚晚都是一成不变的老咸菜。那时他就想将来只要解除了教养，就是领导所说的从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回到了人间，我就马上回家。
白刚万万想不到在这个鬼地方竟然一呆就是十几年。
起初许多人都有白刚这种想法，只要一解除教养马上回家。看到一批批解教以后，人们才知道，你认为回到了人民队伍？摘帽了你还是摘帽右派呀！还是不能和右派脱离关系，你必须留场就业不许回家，继续改造。
后来回家问题虽然有些松动，不少人倒不想回家了。因为听说在公社生产队干活，一天只能收入两三毛钱，不少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分红还是“一大一小”（指硬币一角一分），劳改回去的农活干不好还分不了一毛钱。收入这么少还要自己忙活三顿饭，想到这些，思想又矛盾起来了。
白刚没有想到，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迅猛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他解决了。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而且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强调要准备打仗，提出用打仗落实一切。
林彪发出了“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按说要准备打仗，主要是大中城市的人要疏散，已经处于穷乡僻壤，而且又在劳改单位严厉看管之下的右派们，“一号令”和他们不会有多大关系吧？不！早已被遗忘受到最严厉惩处的右派和社会渣滓们，又忽然被最高层领导重视起来。林彪指示，怎么能让这些坏人吃商品粮，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把他们遣送到农村去，交群众专政，就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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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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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劳改对这些右派倒成了过分的仁慈，让这些人在劳改队吃商品粮竟突然变成了一种奢侈。从古代历史上这里就是流放罪犯的海边荒滩，被人们视为畏途的不毛之地，也突然变成了宝地。一个大城市要在这里建大专院校的“五七干校”，而且立等进驻。所以劳教所便迅速处理已解除劳教的就业职工，只要是原籍在农村的不管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一律遣送回原籍。
原来一些人把这里看做地狱，现在又突然变成了天堂。因为不少人老家已没有一个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任何生活生产用具，也强制他们回原籍，回去怎么维持生活？所以不少人赖着不走，但是绝对不允许。
农村生产队也不愿意收留，因为去了也是个累赘。农村本来就那么一点地，僧多粥少，添一个人又得从很少的粥里再分出一份去，没家的还得给他找房子安家，干部、群众都是不情愿的。所以劳教所便想出办法，说这些人是“清理阶级队伍”中“清理”出的阶级敌人，押送回村交你贫下中农对他们专政，在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让你专政你总不能拒绝吧？就这样很多人便迅速遣送回农村了。
人还没有处理完，便来了一批眼镜队，几乎人人一架高度近视镜，那些大学教授、老师们便来接这些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的班，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白刚被队长看押着回了农村老家。
白刚那时虽然也不愿意回农村，但是当通知他回老家时，他没有向领导要求留下。因为那次除夕之夜，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一个女造反派把他从被窝里赤条条地抻出来当众凌辱，还说第二天还要找他算账。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既然领导决心让走，又何必强求？
那天夜里的遭遇，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当时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灾难。多亏第二天场里“文革”形势发生了巨变。
“文革”初期场党委郝书记，是因为对劳改系统还让造反派胡闹不满，才称病不出。但当时上级明确劳改系统不能乱，劳教、劳改人员仍必须由党委负全责严加看管，不许出任何问题。许多管教干部对除夕夜造反派脱离开各队管理干部，乱打人抓人非法另行关押，非常不满，这样下去，非把劳教所搞乱不可，几千名劳教人员和职工乱了，后果不堪设想。纷纷找郝书记反映。郝书记根本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知道这一切还是他的责任，他也不忍心把个教养所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决心挺身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拾局面。造反的贾副书记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女儿黑丫头，也从造反派“一号”头头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成了黑帮子女，白刚才逃脱了大年初一还将被凌辱的一劫。
既然平反无望，这里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