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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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全国来讲是要打倒‘刘邓陶’，从我们省来说，除了要打倒‘刘邓陶王（王任重，注：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彭罗陆杨’以外，还要打倒以张体学为首的旧省委省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斗争大方向。造反派和保皇派不是自封的，而是以斗争大方向来划分。我们和北京血统论红卫兵、武汉三字兵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是保爹保妈派，所以他们把矛头指向下面的一般群众，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而我们则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要把矛头指向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现在有些人就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用血统论来划分阶级阵阵营，这是一个阴谋。我们要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我们这一边，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日益壮大，我们的造反才能成功。”
姜军一口气说出这些大道理，听得铁戈眨眉眨眼，似懂非懂。
沈冲则在旁边以赞许的口吻说：“短短几个月姜军比以前成熟多了，这就叫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斗争中学习斗争，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当然我们也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搞一团和气。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党内的资格够老吧？职位够高吧？过去的功劳够大吧？他们反对毛主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打倒他！陶铸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一夜之间从‘红桃四’（注：陶铸调到中央后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后面，位居第四）变成‘黑桃三’（注：陶铸被打倒后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位居第三）。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咎由自取。那么，他就成了斗争的目标而不是团结的对象。我们党历来讲究首恶必办。四九年毛主席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对蒋介石就是要严惩，但对傅作义、郑洞国甚至李宗仁却是可以团结的，这就叫斗争艺术。”
这一番云山雾罩的话，让铁戈觉得沈冲这些红卫兵头头们非常了不起，简直有点令人高山仰止的味道。共产党的大小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而这些红卫兵头头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任命，但是手下的人都听他的。单从这一点看，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
他记得从文工团回来后，那是六七年元旦后的几天，他带着
一帮小兄弟们闲逛到红州地区大礼堂前面的广场去玩，广场上足有上千人正在听一个人演讲。
那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白白净净的脸，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修长的身材，看上去很有气质。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戴一副玳瑁宽边眼镜，脖子上围着一条驼绒围巾，在潇潇的北风中站在一张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说。
他嘴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并配以大幅度的手势，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而且他总是在非常精彩的地方略微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下面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们便在这个停顿处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
铁戈当时觉得这个人潇洒极了，他的脑海里甚至幻化出“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北大学子的形象来。
有人认出这个人是郎中郎杏才在华中师范学院上学的儿子郎超雄，他是奉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派遣，与红州地区红卫兵、造反派进行联络的特派员。
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认为这就是有能耐的人，以至于几十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郎超雄当年演讲时潇洒的神情和许多细节。
正愣神间，沈倩和何田田送饭来了。
铁戈这才意识到神侃了一上午，到了吃饭的时间，起身正要走姜军拦住他道：“走干嘛呀？别走，一块吃，这段时间忙着搞运动没工夫和你在一起，今天我们好好聊聊。”
沈冲掏出两块钱对沈倩说：“去打两斤酒来。”又对铁戈说：“都是朋友你要走那就太见外了。”
铁戈和姜蜀剑把病房里三个床头柜拼成一张长条桌，又在墙边放一把靠椅，请沈冲坐在上首，沈倩和铁戈一左一右坐在姜军两边。
何田田把篮子里的菜一一端上桌：有萝卜烧肉、大白菜炖豆腐、红烧鱼块、一大包带壳的炒花生。姜军从床下拿出两瓶橘子罐头和两瓶黄桃罐头让姜蜀剑打开，用碗倒上酒，又把罐头里的甜水给沈倩和何田田倒上。
姜军端起酒说：“沈哥，你是司令，你来剪彩。”
沈冲也不推辞：“封司令和姜军这次意外负伤非常光荣，你们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负伤的，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对于‘红革军’的挑衅我们将会以牙还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请大家举杯，让我们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干杯！”
七只碗叮叮当当碰到一起，大家神情庄重地喝了一口。
姜军见铁戈辣得不行，赶紧给他夹了一大块红烧肉，说：“多吃菜，头会喝酒都这样，我也是跟沈哥学的。”
这是铁戈第一次喝白酒，辣得他张开嘴直往外哈气。
沈冲喝酒的样子很老道，看来有点历史了。
姜军则是极力忍住酒的辣味，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唯独封老大非常老练，他喝下一大口酒，拈起一粒花生，用力一捻，花生仁便破壳而出。用嘴一吹，那些花生仁上的红皮就纷纷扬扬地掉了下去。再顺势把花生仁扔进嘴里，然后津津有味地嚼起来，那神态真是悠然得很。
姜军笑道：“沈哥喝酒还真像那回事。”
沈冲说：“我爸是河北保定人，原来在部队上就会喝酒。五七年反右被批判，说他同情右派斗争不力，后来内定右派限制使用，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借酒浇愁。我上初中后他总让我陪他喝酒，一来二去我就慢慢学会喝酒了，现在还真有点小酒瘾。”
沈倩把嘴一撇：“你是独子，老爸当然老惯你。”
沈冲反唇相讥：“你是独生女，老妈还不是惯你。”
只有何田田不说话，她好像对大白菜炖豆腐情有独钟，一边喝着甜水，一边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地挑大白菜吃。
姜军说：“何田田，不要光吃大白菜，你也吃点鱼肉哇。”
“从小吃惯了大白菜炖豆腐，就好这口。”她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哈尔滨话，非常好听。
姜蜀剑笑道：“何田田？这个名字怪怪的。”
“《乐府诗选》里有《江南》诗，诗中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即现成又有韵味。”何田田解释道。
“谁取的这个名字？”铁戈问。
“我爷爷取的。”
姜军问：“你是哈尔滨人，为什么要到湖北来？”
“谁说我是哈尔滨人？我是红州人，不过生长在哈尔滨。”
姜军不解道：“那你爷爷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去呢？”
何田田说：“一九一九年他在北京读书时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人的思想很激进，认为中国老是受外国欺负，是因为军队不行，他劝我爷爷改读军校。二二年我爷爷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东北。这年十月我爷爷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就是原来的东北讲武堂，进入炮科学习，二三年毕业，就在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失败后跑到苏联，在那里认识了我奶奶。四五年他随苏军打回黑龙江，以后就成了四野的人。但他没有南下，留在哈尔滨工作。六六年病休后也许是人老思乡，非要回红州老家定居。因为他最喜欢我，一定要我跟在他身边，所以我就转学到了红州。”
“怪不得去年我们到北京串联时，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斯拉夫人，看来我的判断不错。来，咱东北老乡喝一个！”铁戈也用东北话说。
“你咋会说东北话？”她惊异地问。
姜军哈哈一笑：“他老爸是辽宁本溪人，南下过来的，你们应该算半个老乡。”
“你爷爷是红州人，我妈也是红州人，这一南一北加起来还不算一整个老乡吗？”铁戈说。
“哎呀太好了，那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何田田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劲，拿起姜军的酒碗跟铁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煎熬。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以后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六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出身不好也是原罪呀。结果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只要下死力干活日子会好过些，谁知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大米一斤一毛三分四，我一天才赚八分钱连一斤米都买不起，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上面的人蒙我们说我们是新一代的革命知识青年，当时我们特别看重革命知识青年这个称号，谁知这一切都是假的，哪里是下放啊，就是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我刚下放时拼命地干活，我只挑得起一百斤却要挑一百五十斤，我原来天真地以为要用我的汗水洗刷我的原罪，可原罪永远也洗不掉，而且越洗越黑，当地农民都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出身不好，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
他对何田田苦笑一声：“你倒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特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下放一年以后我醒了，我有什么罪？我没有原罪，我不是罪人！我不能逆来顺受！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什么苦活、脏活、累活我都干，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为了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欺负我和弟弟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挑战！俗话说‘痞子怕亡命’，我是个贱命，打架从来都是以死相拼不计后果，从此以后人家都叫我‘疯狗’，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一家人，居委会也不敢叫我妈去开那样的狗屁会。谁知道文革来了我那个破家让人抄了好几次，居委会、派出所说我是倒流回城人口，还要把我赶回农村。我定下心来仔细想了好几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成分和印度的种姓其实是一路货色，现在我们被逼上梁山了，与其让他们革我的命，还不如我去革他们的命；与其让他们肆意欺负我，还不如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人能起来造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造反？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解放自己？我从不指望那些老爷们大发慈悲，《国际歌》里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写得多好哇：‘我们就是要把旧世界造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把旧世界杀它个人仰马翻！’我们这些知青就是要把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统统推翻。我们要做人，不做贱民。我给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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