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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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做项目，一面还得想着公司的发展。终于把公司分成两个部门实行承包，大家能干活了。我到一个部门去负责承包，一年下来，这个部门买了车，有了录制设备。但另一个部门出了问题，产品发出去收不回款，欠了材料和加工费好几十万。这样我被公司抽回，提升为分管业务的副总。我要求去出了问题的部门，但由于上级下不了狠心换这个部门的头儿，我只好把我原来所在部门一变二，二又变三，加上与外面的合作，用迅速发展起来的10多个承包部门的收入来解决一个部门的债务。
现在公司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00万元。5年时间，我以一个外来打工者身分，在没有人事权和体制变动权情况下，把公司做成这样，应该说是完成了人生的一种经历。数字说明不了问题，其中的酸甜苦辣也说不清道不白，恐怕还是旁观者清。
他做过许多行，都嫌轻而易举，天生我才却无用我之地。做生意人后，他不再鸣冤叫屈，反而感叹：七十二行中，做买卖最费心神，只有最智慧最勤劳的人才能干好。
他变得非常忙，在家也顾不上跟我说话，常常是一付茫然若失的样子。白天，他去上班，孩子送到幼儿园，家里只剩我一个，就等着他回家能说说话，但一见他在家里张着嘴嚅嚅诺诺地应答的样子，寂寞又爬上心来。我不惯与陌生人交谈，只喜欢与他这个大熟人说话。一旦他也不与我说话，我才从昔日夫妻情深里醒悟过来──自从做生意后，他已不大与从前的朋友们来往，只捧出〃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广告牌来献给大家。或许这只是自嘲，但也说不定是找到了论据。
每天清晨醒来，他身边躺着的永远是平庸清淡的我。他说：〃我们已经好了10多年，这么多年来只爱着一个女人，不腻吗？〃
这话已经煮得烂熟。
〃那你就去换换口味嘛！〃我的话也用油煎炸过无数遍。于是房间里满是焦糊味儿。
〃唉，也只能说说，没时间啊……〃
为他一划算，还真拨拉不出那份清闲去招惹女人。尽管这年头老板总跟些风流韵事搅在一块。而且他的外包装也成问题。
在外包装上他出过一次洋相。
他主持了一次公司的大型新闻发布会。会前一天，一切就绪，就只剩他自己的外包装。他把仅有的3件过时的外套摊在床上，企图从中选出一件来。他拿起一件我就摇一次头，连摇3次头后，他不问我了，随便拿起一件往身上一套，带着侥幸的神情说：〃也许明天不冷，只穿件衬衣就行了。〃
一句话提醒了我──无论穿什么外套，里面总得有件好衬衣──于是我们又一起找衬衣，一起希望着明天气温突然转暖。
记得他衬衣倒是不少的。一下就找出4件。一件是10几年前做的，袖口领子早起了毛边，立刻被扔到一边。另一件是岳母做的，领子没加硬衬，也被淘汰。还有两件半旧的白的确良，一看领子都被补过。〃那次涨价前我给你买的提花白衬衣呢？〃我提醒他。
〃哦，对，那件最好，后天可以派上用场。〃
我在他的衣柜里翻找。
〃别找了！〃他猛然想起，〃在我身上呢。〃
〃快脱下，我马上把它洗干净……〃
〃不行，今天还得穿它，要见几个重要人物。〃
〃那就晚上洗……〃
〃好，北京就这点好，晚上洗，明天一早准干。〃
新闻发布会成功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各大报都做了宣传。但天不作美，他仍需穿外套。结果有人提意见，主持人形象不怎么样。
不过我很清醒，他的外包装再怎么弄，也不会象老板。公司的事使他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晚上回家，我气他饭量敌不过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求我放他一马：〃我实在没有胃口。你让我去睡觉吧，一个觉没睡足的人是吃不下饭的。〃然而夜里我一觉醒来总是见他苍白瘦长的脸上睁着一双比白天还有神的眼睛。〃你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很累吗？〃
〃越累越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白天的事，还得计划明天的工作，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只有见他真的睡熟，我才能放心地再睡。可是他难得有睡得好的夜晚。白天他总是折磨大脑，一到夜里大脑就来折磨他，他的梦话不断。〃完啦！公司没有希望……〃或者是〃我们是企业，不是机关！〃一次，一位好友来家过夜，早晨起床问昨夜我们家是不是有人在开会。
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说，他该进补。有的建议我给他吃红参，有的建议给他喝太阳神。看中了太阳神的能治胃病，咬牙给他买了一盒。费了我好多唇舌，拿起广告，又是念营养成分又是念客户来信，他终于吸了一支。吸完后，他教育我千万别再迷信这些东西以免走火入魔，这都是心理暗示等等，就象〃神功内幕〃一样。《神功内幕》是他拍的一部录像片，内容全是揭露伪气功，该片主演司马南，就是现在中国气功界的许多大师相互提醒〃小心司马南〃的那位。
拍片本是他来公司的计划之一，当年他为电视台拍的片子几次得全国奖，他觉得电视台束缚多了，音像公司应该自由一些。但是到北京几年，只有匆匆拍出的《神功内幕》，其他时间精力都被处理国有企业那些共通的问题占用了。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买了一本蔡志忠漫画《禅说》，如饥似渴读下去的竟是他。他说做书生时读不出味，只有做了一名生意人，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手捧一本《禅说》，拥挤憋闷的地铁一晃就过去了。〃
早晨，往往走出院子又折回来。〃我的语录……〃于是我马上到床头找到那一类书，放进他的手提包里。我成了自由撰稿人
从一个新闻单位的编辑变成一名自由撰稿人，连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就在我还未适应这一新的角色时，我的父母千里迢迢来看我了。尽管信上可以骗他们，我工作单位在哪儿，工资是多少，但人一到，实际的生活状况就瞒不住他们了。我们住在郊区，附近连象样的副食商店都没有，孩子在农村小学就读，做饭没有煤气，院子四周飞满蚊子苍蝇……父母唉声叹气，完全不能理解我们为何丢掉舒适的工作举家北上。这种情况下，如果胆敢告诉他们我〃赋闲〃在家，除非我有三个脑袋。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特别看重我由于上了大学在新闻单位工作所给他带来的荣耀。
父母来的第二天清早，我不得不去〃上班〃。
当我背着一叠稿纸走出院子时，却一阵茫然，去哪儿〃上班〃呢？丈夫单位、朋友家里都不方便，最后，我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公园。
这个以人烟稀少而吸引我的郊区公园，一旦将书桌安在这里就令人失望了：篱笆外是隆隆的汽车声，头顶上有蝉儿们疯狂的嘶鸣声。在吵得头发麻、心发慌的状态下，我努力写着清淡的流丽的散文。
傍晚，我按时〃下班〃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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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儿混了一天？〃丈夫小声问。
〃公园，写散文。〃
〃不错，环境很好。〃丈夫由衷地羡慕，〃明天再去吧。〃
父母来京期间，我很少〃请假〃陪他们。我多么想以本来的面目面对他们。远离家乡，是为了实现抱负，到北京发展自己，我已别无他法。但我若说要以写文章来养活自己，谁也不会信的。有次去女友家玩，她请来了邻居──大名鼎鼎的一位青年作家。女友向作家介绍说，为了实现当作家的理想，我连工作都不要了。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不一会儿，作家就牵着他的女儿离开了我们。女友这才如梦初醒：〃糟啦，我毁了你！〃一件事情被推到极端，其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了。而且，这位作家因写作出名也没有辞职，他现在还是报社一个部的主任。
我只有更用功地写作，什么也不用多说。
1992年初春，一位画家朋友来到北京，告诉我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情况，我立即去了。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群面有菜色、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丢掉铁饭碗，远离家乡，来过这种他们称之为〃三无〃（无户口、无单位、无家庭）的生活。画家们一边在刚够温饱的日子里喘息，一边在色彩、啤酒、女人中陶醉。艺术村，它是我们沉闷生活中的一丝亮色。此后，我多次来到艺术村。在烈日炎炎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每天奔走于十几公里外几十个画家之中，中暑、虚脱成了常事。
不过，哪家报刊会发表这种东西呢？
3个月后，这篇将近4万字的纪实文学完稿。一年后，这篇题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刊登在1993年第3期《钟山》上。
我选择了圆明园艺术村作为我的突破口，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在这之前，有天我去北京日报社，门卫拿出会客单让我填，工作单位一栏，我没有填。门卫看了就问：〃单位怎么没填？〃
〃……我……〃
〃问你呢，单位？〃
〃没，没有。〃
〃怎么连单位都没有呢？〃门卫认真地问。
〃就不能没有单位吗？〃我突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可乐。
这样一说，门卫态度缓和了，但还是不放我进去。眼看着那些比我晚来的出示了单位证件的人一个个进去，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处境。
有时去采访一些名人，还没等你提问，他们就先问你是哪家报社的。那些连报刊大小都要挑的主儿，你能告诉他们你是自由撰稿人吗？验明正身后，他们会说一句对不起现在我很忙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的名片上不敢有自由撰稿人字样。个体户有执照，国家认可的经营范围，自由撰稿人是什么呢？
自由撰稿人，她的副产品是随之而来的那份孤独。自由撰稿人不比做生意的个体户，个体户有自己的客户，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撰稿人虽然也需要出门采访，但更多时候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写成文字需要大量时间。忙于公务的丈夫又很少回家，我比常人更多出一份枯燥与单调。
在这份孤独里，我种植一切能弄到的花草。卧室里、窗台上，披挂着各种常绿的吊兰。那盆秋海棠，一年四季盛开红艳艳的花瓣，默默地陪伴着我。
孤独中，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打老鼠。这习惯令丈夫不可容忍。有一天，丈夫突然发现羽绒服被咬了一个洞，大叫：〃不好，家里有老鼠！〃然后埋怨我，〃你整天在家，怎么也不管管？〃
〃干嘛要管？每回老鼠进屋我都不赶，看着它一步一步爬进来，特别可爱。〃
〃你……〃丈夫又好气又好笑。
想象一下，如果你也整日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夜里依然跟自己的影子相伴，而屋外是荒郊野地一片黑咕隆咚，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位漂亮机灵、精神焕发的老鼠，你会不会很欢迎它？
然而，我还是感激孤独，感谢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我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明天怎么过──关于女儿
我妻子如今是遂了心愿。我所在的公司现在也做得够红火。但是我们一直有着一个潜在的忧虑──女儿的生活状态算得上正常吗？
早在我从大学毕业分到江苏工作期间，当时的同事就说我女儿小小年纪跑的码头够多了。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女儿一会儿在妻子那儿，一会儿在我这儿，后来我们到了武汉，现在又跟着我们来到北京。由于频繁迁移，女儿的幼儿园总共上了5年，到7岁该上小学时还被学校强制着上了一年学前班，所以她的岁数一直大于她的同班同学。尽管我们当时到学校去向老师介绍她是如何聪明和努力，不需要再上学前班，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学校强调从南方来的孩子更需要好好学普通话而放弃了妄想。。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这样也好，比别的孩子大上一两岁，更有利于她的身心发展。女儿也算是给了我们面子，上一年级时，就成了班主任老师的忘年交，可以在大冬天不让她去上操，留在教室里与老师谈心。这位新婚不久的女老师，甚至与我女儿谈到了自己在新的家庭里的生活困境。
在女儿这些年的学习生活中，仅有一次我问过她的成绩，那是从农村小学随我们搬家转到城里小学上二年级时，她得过一次不到80分的成绩。这使我很惊奇，因为她在原来的学校里从来是双百。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次过问完全显得多余，因为到转学的第一学期末，她的成绩就已经在班上名列前矛。
我们从来不在女儿面前谈起户口这一类问题，尽管由于户口问题使我们每学期要向学校多交几百元钱，而且在女儿所在的小学并入一所所谓重点学校时，我们还被勒索性地一次交了6000元钱赞助。那是一个火烧眉毛的日子。开学了，女儿到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