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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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教练的阿里。汉有权决定谁上谁不上，作为球迷的孙亮宗有权评论谁称职谁不称职，作为大连人的孙老爹有权评论谁“饼才”谁“不饼才”，这是混乱的中国足球必然的景象，但阿里汉没有权利因为“饼才”就把孙继海打入冷宫或者在垃圾时间里让他客串一通前锋、后腰。那样才真是饼才，还不是曲奇饼那种高级别的，而是葱油饼级别的。
还是来说“饼才”吧，阿里汉是不是饼才只有一个标准能证明，世界杯能否出线。虽然阿里汉不止一次向我们承诺了这一点，但通过一种很庸俗的类比我们还是有点疑惑，如果孙继海是这支中国队里的饼才，那么在曼城一直坚持使用孙继海的基岗也是饼才？我相信基岗超过了相信阿里汉，所以我对于世界杯有些肝颤。
突然想起2002年世界杯时，孙老爹有一晚酒酣时竟然强迫在座所有记者和他掰手腕，不掰不准走，直到臂力过人的老爹把年轻人全部拿下才开心的笑了，并又浮一大白，说“想当年……”，很可爱的样子，甚至让人联想：这样好斗的爹才能生出这样迅猛的儿子。
在这样一个相当无趣的时代，中国足球需要一些有个性倾向的新词汇，比如“饼才”，否则嘴里都要淡出个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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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家老王死了
其实我想讲的是一个段子。
有一家好容易生了个男孩，但长到7岁不曾开口说话，家里特着急。某日小孩突然说话了，开口就叫“大姐”，第二天大姐就死了；过几天小孩又开口叫了声“二姐”，然后二姐也死翘翘了，再过了几天，小孩叫了声“妈妈”，妈妈一命归西，然后叫“外婆”“外公”，如此这般……纷纷死掉——终于有一天，小孩搂着爸爸的脖子叫了一声“爸爸”，吓得爸爸面如土色，躺在床上束手待毙，但第二天没死，第三天还没死，等到第四天——隔壁家老王死了。
嘿嘿，这就是神秘的关联关系！隔壁家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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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颐中想退出中超是早有的念头，青岛颐中退出了中超也不是什么特大新闻，这年头退出足坛比退学还容易——真正的特大新闻是这样一个流言：新东家青岛“中能”也是大连实德的关联关系！究竟青岛“中能”是隔壁的老王，还是大连实德是隔壁家老王？
我不太准备相信就在投资人恶拼中国足协的改革洪潮时还会有“隔壁家老王”的出现，因为我太准备相信徐明曾经的诺言：“我们绝不再搞关联关系。”但是徐明两天前在香河回答“关联关系”提问时很突兀地来了一句：“派系推动革命”，又让我无限遐想，这年头出现什么关系都很正常，中国足球可以以某年沈阳街头流行的妓女拉客语作为广告词：“大哥，关系不？”
在与“革命派”诸君子接触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对他们宣布自己的观点：我并非支持你们这些人，我是支持中国足球改革的方向。我的决心是，不遗余力地改革，生冷残酷地针贬犯罪，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得了中国足球，谁胡来，看刀！
为了不让自己太像一名愤青（事实上三十多岁的我也“青”不起来了），我决心做人要厚道，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决心不要想念大连实德与青岛中能之间的关联关系——但是，我又要说明很多圈内人讨厌的那个“但是”了，如果真的有证据我也不怕弯腰擒块板儿砖狂拍几下。
还是说“隔壁家老王”吧，曾经让革命派一瞬间很有突破感的“管办分离”共识（这是香河会议最香艳的一个改革词汇），在罗宁夜读《中超章程》后突然发现蹊跷，不错，“管办”从名称上“分离”了，但《章程》规定——“管”的一把手人选必须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办”的一把手必须由“管”的一把手推荐，“办”的二把手由“办”的一把手推荐，“办”的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直至虾兵虾将，也均与“管”有着推荐裙带关系，如果你觉得上述官场术语不太明白，那我把他们的裤子脱下来说：也就是杨一民推荐郎效农，郎效农推荐李高鹏、林卫国、李东升——左手交到右手，离婚不分居分个屁啊！
又是一大堆隔壁家老王！
中国足协在上面急喊“打倒关联关系”，上梁不正下梁歪，“隔壁家老王”居然写进了道貌岸然的中超章程里，你让徐明们如何不也“关系”一下，反正又不是男女关系，抓不到莱温斯基裙子上的精斑。这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恶疾，正因此，改革才要更坚决地进行下去，顶风都敢做案，再不改，要死人的。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奸商很可怕，但比奸商更可怕的是官僚。当然也有办法：当明年中国足协昭告天下……“改革成功了”或一举战胜“造反派”后，某日，足协财务室的那个小姑娘站在楼道里大声通知“领工资喽”，只见得已声称“管办分离”，与足协脱离干系的郎效农率公司员工乐颠颠地跑进去数钱……
嘿嘿，隔壁家老王又死了！
关于“来点情调”
本来要买马，嫌贵，于是牵头驴回来，这事要从两方面评判：如果是给村儿里驮点货拉点磨便值得表扬，因为成本低；如果是去参加香港“赛马会”，便应该大耳刮子抽丫挺的。
据说中国足协又要请回阿里·汉——原因之一是因为便宜，我觉得就应该大耳刮子扇上去，因为中国足球虽然很滥，但主教练也不应该是用来拉磨的，而且阿里·汉腰椎间盘突出很多年，这样折磨他很不人道。我的一哥们儿有“宝马”情结，原因是酷爱宝马车那蓝白相间的标志，但车太贵，某日购来一标志，贴在自己那辆“宝莱”车头上，说：“买不起宝马，来头‘宝驴’也不赖”。
原因之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每到紧急关头，头脑混乱的中国足协就会类似哲学家，刚才这句话据说是足协某###在力陈续聘阿里·汉时引用的，说“每当兵败就炒教练，这样下去不会对中国足球有好处”，但我的脑子飞快过了一遍，却想起1996年亚洲杯失利没炒掉戚务生，结果导致97年兵败金州，又想起99年霍顿在热身赛里逢强必败仍保帅位，结果国奥死于汉城，再想起祥福也在国人炮轰中苟全了性命，但终于在武汉死得很难看……“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人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阴沟”，这是我的名言。
阿里·汉这次返华，一是帮那个刚写了本《X殇》新书的马记者签售，二是在这位马记者牵线之下与阎密晤以图复位。据说马记者在密室里声情并茂地向阎力陈阿里·汉重返的种种好处——对此我有点相信，原因有二：一是李响女士开创了历史先河后，主帅帮忙签售已成为名记的身份标志；二是阿里·汉如能重返中国，曾有经济契约关系的两人会合作无间，“小别胜新婚”——在中国足坛，这样花钱得来的专访已成为所谓名记为采访关系户“圆谎”的代名词。
在一个并不严肃的时代拿严肃说事就会显得很装逼，我上个星期一口气写了三篇“批判阎世铎”系列评论后就觉得后悔，有网友发短信讥讽我为堂·吉诃德，这还抬举了我，我觉得上周的我就像一个与一群“精神病”讨论“三楼楼长”的人，自己也很不正常很不靠谱。《新周刊》在盘点2004中国足球时用了一意趣盎然的标题《越不靠谱，越有价值》，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其实这是最不靠谱的时代。
比如说阎世铎在决定2005年只升不降后，又提议4年只升不降。阎世铎真他妈是个天才，只有天才才会有这样匪夷所思的构想。早年姜昆有一个相声叫《电梯》，说电梯坏了后直抽疯，一会“只升不降”一会“只降不升”，一会“又升又降”一会干脆把人关在笼子里再突然把人弹到8楼上……早年当过知青的老阎一定是姜昆的Fans！
中国最怕的不是“精神病”，而是“精神”，上头一个“精神”下面就要“神经”，中国足协的干部执行起“精神”来很“神经”，很粗暴，凡事喜欢举把斧头搞一刀切，简直就像打劫，套用《天下无贼》中黎叔的话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中国足协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行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能不能多考虑一下足球本身的规律，能不能想出一个既稳定安全又有建设性的办法刺激球市？上来举斧头就砍，IP卡、IC卡、IQ卡通通给我交出来！可你丫有IQ吗？
我已经没力气再搞什么“批判阎世铎”这样的大评论了，那样会把我也搞得特无聊，一个码字的人是改变不了中国足球的，但我只有一个请求：随便你们玩出什么古怪概念，把中国足球改革成什么样——但请在过程中来点情调来点技术含量，别那么粗暴冰冷了无生趣好吗？
关于“来点情调”，我只能再举已故王小波先生说的一个段子给本文来点情调：在上世纪60年代肃整时期，波兰一国营农场为了提高种猪生殖量，特别发明了一种“母猪架子”，生铁做的，还有几分像母猪，并且安全可靠，那些公猪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挺着肚子跳上去“哼哧哼哧”传宗接代，过程就像一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完事后就下来——这样的“母猪架子”既可以提高产量规模，又不至于让种猪们闹事犯错误。但天长日久，那架子已被磨得锃光瓦亮，而且这种单调呆板的动作也让公猪们觉着郁闷，于是就有头种猪发起牢骚来：“能不能来点情调，哪怕粘撮毛也好啊……”
就算中国足球已堕落成一个冰冷的母猪架子，但好歹也给它粘撮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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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颠覆的马桶
对于阎世铎，对于所谓的“足球改革”，我曾经援引侯宝林大师早年的一个即兴相声：某木匠，志大才疏，准备以赶超天下名匠的蓝图打造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龙床，床做好了，发现少一腿；遂抄起斧子咔嚓咔嚓改成大衣柜，发现门关不上；遂改成一饭桌，发现桌面不平；遂改成一靠椅，坐上去便散架；大怒，“老子做不成龙床，做不成大衣柜，还做不成马桶吗？”于是一马桶诞生……
我们曾经以为阎木匠真能把中超做成一大龙床，后来大家却面对一具马桶，阎世铎改来改去，图纸画了一堆，还是把中国足球弄了个盆满钵溢的恶臭——待到他在10天之内推出“4年只升不降”、“南北分区”、“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等等奇思妙想时，我们必须认为他是个旷世天才了，因为一个人想出一个馊主意不难，难的是一个人能在白驹过隙之间拍脑门就攒出这么多馊主意——我还真得再次援引黎叔的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严肃点，没看见人家在打劫吗（对不起，是革命）？1月19日召开的“足代会”真的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生死劫，如果真的按阎木匠的诡异思路治理中国足球，那黄花菜黄瓜皮都歇了。但历史总是按它本来的规律来行事，正当我们以为昨天的执委会会以非常形式化官僚化的作风一路举手表决通过时，阎世铎却被颠覆了——被自家人给颠覆了！在阎世铎上任4年来的“大话足球”中，这仿佛是第一次。
颠覆“4年只升不降”、颠覆“南北分区赛”、颠覆“公益足球论”、颠覆“续聘阿里·汉”（后来知道这是阎世铎与个别人之间搞出的笑话），这证明一个道理，虽然中国足球人傻，但也没有傻到脑子里进水足以养鱼的程度，虽然中国足球有病，但还没病到把马桶当成香炉供着的程度，虽然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经常和中国足协穿一条裤子，但真把裤子绷开了裆，他们也不至于就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
有些愚蠢是共同都能看见的，一眼就能看见，比如说4年只升不降，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因为它们将很容易就损坏共同的利益，它们就像不能把马桶当成圣物一样是种逻辑常识，阎世铎可以愚蠢，但执委们、主席们（他们都是国家局级干部）却不能愚蠢，同意愚蠢的愚蠢，比愚蠢本身还愚蠢。很庆幸中国足球还有救，哪怕只残存了一丁点比“春晚”还少的价值——因此在这里谨慎呼吁一下，向手里握着投票权决议权的曾被我定性为“遗老遗少”的体育官员们脱帽致敬。
历史真的有相通之处，1999年初在青岛召开了一次“足球工作会议扩大会”（级别接近这次“足代会”），那一年全体代表集体投票否决了王俊生关于“取消升降级”的提议，在刀俎之上硬是拖走了鱼肉，我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否决”，那年在青岛，还年少无知的我斗胆对王主席说：它的伟大之处不在于降级还是不降级，而在于一项提议可以在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