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刀 右一刀-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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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仍觉得老苏很可爱，就像我觉得孙猴子很可爱，但我不会推而广之觉得那些“十大”们也很可爱——虽然这个世界是可以用多种标准去看待的，你认为它是欺骗那就是欺骗，你认为它是娱乐那就是娱乐，但为了齐天大圣或弼马温活得那么累，生活将失乐趣。
就像这世界上只有神仙，没有妖精，一本正经的就太无趣，当然你也不能着了妖精“肉麻当有趣”的道儿。文章快收尾时，我所认识的一个房地产“妖精”发来一则短消息，上书：“告诉你做生意的秘诀——豆腐做稀了，就改称卖豆花，再稀了，就卖豆腐脑；如果豆腐做硬了，就卖豆腐干，卖不动，把它放霉了改卖臭豆腐，还卖不动，捣烂放在坛子里闷3个月，卖豆腐｜｜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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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2）
宁当妖精，不当齐天大圣。
记忆碎片·
打金街：居住1975（1）
30年前，我住在“打金街”；30年后，“打金街”没有了，只有“红星路”。
30年前，打金街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从初春到深秋，梧桐会伸出茂密的手臂厚道地遮住整条街，我们在马路边上滚铁环、抽“牛牛”（陀螺）、跳房、斗鸡、拍纸烟盒，把手掌拍得红肿筋痛，赢取一叠“金丝猴”“大前门”“翡翠”烟盒回家放在枕头边欣然入睡。那时候13岁的曹胜利最为了得，在柏油路上拍烟盒拍得手上布满老茧，据幺弟说，胜利家抽屉里有2000多张赢回来的纸烟盒。4年后曹胜利参军去了云南，打了自卫反击战，曾经在全班弹尽粮绝后面对着冲上来的越南人几巴掌，扇得对手两个下颌关节脱臼、一个脑震荡，荣立二等功。
打金街上早没有漂亮的梧桐树，随着城市进程，先是改成极易招虫的女贞树，后又改成万年青，现在干脆一锄头挖下去，把一条很古意的打金街变成了现代无比的“下穿式隧道”，上面铺上水泥板子而成步行街，倒也蛮整洁可观，只不过每次我看到那些染着黄毛的孩子在模仿美国孩子大跳街舞时就有一种滑稽感，因为他们跳得一点都不地道，倒像马戏团表演。现在的中国孩子已没有自己的街区娱乐方式了，统统跟着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玩儿，但又玩儿不像。当年打金街上著名的“胖虾”玩划甘蔗，左手执刀能在空气中玩出6个以上的花子，再气沉丹田大喝一声，瓦蓝瓦蓝的刀片可以把1米7多高的甘蔗从头到尾划成两片，而且是贴着甘蔗皮子一划而下的，比起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削鸭梨的功夫一点不差。
打金街的形成据说是因为自明末到清初战乱而来的全国能工巧匠聚集于此，产品1/3直贡大内，慈禧太后头上一直不取的那枚紫金猫眼凤头钗，就出自这条街，这使得这条街区出来的人有一种莫名的骄傲，有一种骨子里的享乐主义。哪怕他们并不记得这条街的显赫出身。
打金街由300多个院落节比而成，分南打金、北打金，小时候我居住的院子名叫“钟家大院”，后来又吹了一阵革命风，就改成“红星大院”了，那时候全中国都在吹风，有改名“红旗大院”的，有改名“井冈大院”的，还有改名叫“卫东大院”的。
“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与这条街上别的大院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红砖青瓦木石结构，一样的分前院后院加上后花园共三进，一样的由于1949年解放后镇压了剥削阶级住进了很多劳苦大众并把早前富人的花厅改成厨房，花园改成鸡场，而且一样的一家人吃回锅肉香飘全院落引得幺婶伸出脑袋过来问：“哟，又打牙祭嗦”，一样的经常听到木板另一侧邻居晚上放屁白天吵架让全院的人们都跑过来劝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都的阴雨绵绵顺着滴水檐把石板啄出时光的小酒窝……
其实“钟家大院”之所以傲视同侪的原因是出了个“蒋毛子”。
按现在的标准，蒋毛子绝对是帅哥一类，不仅帅，而且酷。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地方在斗老干部，他召集了10来个工人赶过去就把头破血流的老干部抢下来，并手执一把大刀面对数百名造反派说：“哪个动，动老子砍死他”，然后扬长而去。但蒋毛子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在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很容易就站错队，最终从成都乃至西南地区著名的工人头头（他最鼎盛时专门被召到北京为领袖江青接见）变为阶下囚。进监狱的时候他拒绝剃头，因为他有一头帅气的头发，结果被打得半死，吐血三升。
蒋毛子出狱后已是1975年，看上去还是一条汉子，他对社区（对不起，当时没有这么时髦的叫法）最大的贡献就是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像是9英寸的。虽然一半以上的收看时间我们都是在看雪花点并且在电视机侧后方必须有台风扇一直为它降温，但这已经足以形成蒋毛子高大的形象了，比他手执砍刀面对数百名对手发飙的江湖传说形象还要高大。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年代，我们为街区拥有这样一台神奇的匣子兴奋得辗转反侧，生活为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每天傍晚，整条街的人似乎都要涌来钟家大院看电视（事实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院子里就会有小孩预先摆好板凳以占据有利位置）。需要交待的是，蒋毛子的电视在播放时是不放在家里的，而是摆在院子靠北头最中央的，以至于每当我们凝视电视画面时，上面隐隐浮现蒋毛子那张帅气的脸，以至于出门在外不要提“钟家大院”，只需淡淡地说一声“放电视那家院子的”，立马就会被人侧目三分。
那段时间，院子里的群居状态异常和睦，家长里短的是非也不复存在，我们为能看到天安门、能看到《新闻简报》、能看到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而觉得社会主义就是好。我清楚地记得，赵忠祥那时还很年轻，并不是每天都露脸，而播放毛主席去世时，全院、全街人民都哭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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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金街：居住1975（2）
居住1975——那个破旧混杂的大院是老成都的一个缩影，“钟家大院”或“红星大院”是成都人最典型的人居状态——虽然地震能给人们带来恐慌与喧嚣，但塑料布加竹子搭成的“鸭儿棚棚”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就在梧桐树下，当春天回来，小燕子依然飞回到我们被烟熏火燎过的屋檐下。
蒋毛子后来死了，死于肺病，据说是狱中留下的病根。虽然蒋毛子在80年代初因承包安装东西干道（蜀都大道）的路灯而大发了一笔，但并不见他有多少财产留下。他死后留有一子，名叫蒋波，据说现为成都“的哥”中的一员，整日为交规费而忙碌奔波。
不知蒋波是否还记得——打金街，居住1975的美好年代，时间像水泥一样被凝固，我们曾一起拍过纸烟盒。
军区大院（1）
只有真正的成都人，才会对“校场坝”有着光辉而神秘的记忆碎片，“校场坝”就是军区大院，在那个军歌嘹亮的年代，它代表着身份、信仰和可保障的经济条件。那时候不讲究递名片，但只要你在寒暄中不经意透露出“校场坝，军区大院出来的〃，立刻会迎来肃然起敬，因为你比一般人离毛主席更近。
从广义而言，“校场坝”分布在成都的东西南北，分别被老百姓沿用历史的称谓，叫做〃东较场〃、〃西较场〃、〃南较场〃、〃北较场〃；在我的记忆中，地位最崇高的就是〃北较场〃，它装点了我们烦躁不安的青春时代。作为一个父亲曾为我军下级军官的儿子；我像真正的小屁孩在父亲为师级和军级的胡斌、王兵蛋的带领之下，短暂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
“苏联人〃和我们关系还融洽时帮着盖了几幢楼，和苏式建筑一样，高大而笨重，远远望去，像趴了几头北极熊；和苏联人相掰了以后，中国人自己建了更多的房子，模仿痕迹严重且不结实，天长日久则有些残破。
这样的残破给我们很多乐趣。王兵蛋的爷爷是副司令员，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一群中下层军官子弟的〃一哥〃。他人小，但胆子很大，〃北较场〃的公共澡堂后面是一段围墙，趴在围墙上可以透过残破的楼墙看到澡堂里依稀的光景，但并不真切，只可见雾气中有丰｜｜乳肥臀摇来晃去。那是一群正处在或马上处在青春期孩子的口千舌燥的时光，直到马三有一天在看到一幅很具体、很有冲击力的图像后忍不住热血上涌，呻吟一声〃我的妈也〃，窟窿才很快被毛巾挡住，并且第二天便用水泥仔细补好。
后来大家都不带马三玩儿了，他为此无比羞愧，曾拿巧克力贿赂我们，但未遂。
“北较场〃占地广大，从文殊院到通锦桥，从灯笼街到北护城河，是成都的城中之城，从建筑学的意义而言，它只是一堆水泥和砖头的简单组合体，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它就是老百姓的居住图腾——每天从早到晚，轮子上涂了白漆的吉普车和尾巴上飘扬着警备区旗帜的摩托车吞吞吐吐，间或有女兵神气地坐在上面，皮肤白白的，不苟言笑，像威严的仙女。
凌晨6点钟，嘹亮的起床号准时响起，然后就会听到密集的脚步向大操场涌去。大操场坐北朝南，主席台前庄严矗立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汉白玉像，仅比天府广场的那尊小一点。跑完步，然后又涌到大小共3个食堂去吃饭。一例的馒头稀饭咸菜，但小食堂会配以奶粉冲的牛奶。
后勤部的孩子在生活条件上要富裕一些，时常会有些如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带在身上显摆，这往往容易导致打架，且司令部的孩子屡战屡胜。那一年冬天，阳光灿烂的一个上午，女兵们正围坐在操场的草地上学习党中央的新文件。这时，再一次大获全胜的“司令部〃押着灰头土脸的〃后勤都〃走过来，每人面前被塞了一本中学教材《生理卫生》，强制住的他大声朗读——〃第7章，生殖系统。青春期时第二性特征开始明显发育，男性主要表现为喉结突出……女性主要表现为……〃吓得数十个女兵花容失色，尖叫着逃散。而〃后勤部〃的孩子更觉得羞愧难当，兵蛋儿正为他们的一手策划满足不已的时候，感到耳朵剧痛，他老爹走过来对他一顿狂扁。
这被当成一个严重事件来处理，兵蛋儿被关进了在现代居住建筑理念里被认为极不人道的黑屋子，被饿了一天一夜。但他仍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因为他不仅没有哭，而且禁满出来时还笑了笑说： 〃妈妈的，那黑屋子好臭！〃后来兵蛋儿被他爹弄去当兵，好像是什么坦克旅，后来好像又去了石家庄军校，反正我再也没看见过这个曾经的精神领袖。他走后，“司令部〃也开始式微，在战斗中往往输给因营养充足而牛高马大的“后勤部”。
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大家都在长大，考上大学的回来时胸前会有一枚红底白字的校徽、一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利用老爹关系经商的；腰间定会有BP机乱叫或者一部大得砸死人的〃大哥大〃；到地方机关当小干部的则低调得多，但也会不经意间透露可以偶尔批点政策条子的权力发生在阳光灿烂下午的故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散去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军区大院也因为一个又一个新兴楼盘的崛起而失去光彩，几十幢灰白色的4层水泥楼看上去那么土气而呆板。而那几幢因为给共和国做出过重大贡献老将军们的独立小院，看上去不再有过去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后来甚至据说边上修了咖啡厅、音乐茶座，从而让容易失眠的老将军们非常愤懑。
终于，住在大院里不再是一种风光，而成为生活缺乏变革的潜台词。90年代末期，大家纷纷从“城中之城”搬了出来，有一小部份因为聪明实干，终于通过拼搏和天生的人脉关系居住在成都的几大 〃高尚社区〃里，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身上再看不到军营生涯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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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大院（2）
但那样简单而富有生机的居住记忆却挥之不去，磨拭得链光瓦亮的水磨石地板、黑色的印着标志的军用皮沙发、热气腾腾的加了苏打粉的馒头、欢声笑语的公用澡堂子，还有总要把军用衬衣改得贴身一些的女兵……常常在凌晨6点时浮现在梦中。
有志青年胡斌告诉大家，好长一段时间准里在早6点醒来，听不见嘹亮的军号声，只有社区小道上搬运垃圾袋的清洁车轰鸣声。他为此很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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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而居
沿河而居，是动物们的理想。人也不例外，《诗经》里大段大段在河边谈情说爱的片断，成为远古幽旷的画面。
事实上最初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为了生存，河谷地带湿润丰泽利于食物的生长，且不易遭受其他野兽的攻击，如果顺流而下，则是最好的交通途径。于是，天长日久〃河居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