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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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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都带油花,一日三餐都在校外馆子里吃。我当时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偶尔给赵悦买件衣服,隔三差五请朋友们撮一顿就行了。

  我承包了整整一学期,狠赚了一些钱,但最后还是全部搭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生意不算好,每天只有五、六十个人来看,票房收入严重不抵承包费。我急了,到处搜罗大片,《魂断蓝桥》、《侏罗纪公园》、《沉默的羔羊》、周润发的英雄系列,周星驰的搞笑系列…………,海报贴得铺天盖地。每周六搞一次《经典回眸》,来通宵的,放的全是小时候记忆深刻的电视剧,《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最厉害的一天光门票就卖出去四百多张,再加上卖汽水、瓜子、面包、香烟什么的,总收入超过1200元,嘴都笑歪了。94年7月2日,放暑假了,我正打算停业整顿,跟赵悦回东北过个富裕的假期。这时体育系的郝峰找上我,给我三张黄色光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为卿狂》、《玉蒲团》,跟我打拱作揖了半天,央求我务必要放给他们看看,还说票价任我定。我心软了一下,想作了这么久也没人来检查过,估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如顺水推舟作个人情,也省得体育棒子们老给我捣乱。没想到这厮一下子找来三十多条大汉,我当时就慌了,说人太多了,不安全,一定不能放。郝峰鼓动三十多条大汉同时向我敬礼,马屁一筐一筐地拍过来,把我说得英雄侠义、威名赫赫、远胜关老爷,我一时没把持住,豪气干云地挥了挥手:“放!天塌下来我顶着!”

  有位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河。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平静的河面下,随时都可能遇到险滩和暗流,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导致船翻人亡。七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那天没有冲动,就不会背上留校查看的处分,最后连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位,我就不会进不了省委宣传部,别别扭扭地去现在这家公司;如果不进这家公司,我现在就不会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西门车站肮脏杂乱的空气里,眼前黯淡无光,脸上惶恐不安,内心郁闷欲死。

  七年前的那个夏夜,叶子楣和徐锦江在浴缸里一场大战,三十多个家伙看得口水长流、下巴纷纷脱落。我手里捏着他们交来的二百多元,裂开嘴无声地大笑,心想这时候就是有一头母猪,他们肯定也会奋勇向前,精尽人亡。正美着呢,突然大门被咣啷一声踹开,灯光大亮,保卫处唐处长猛纠纠地直奔我而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瞪眼拧眉,像搜山的国民党匪兵。整个场子瞬间乱成一乱,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哐啷啷的坐椅掀动声、嗡嗡蜂鸣的说话声,像是爆发了国民革命。有两个家伙见机不妙,想跳窗而去,被老唐一声大吼震住:“一个都不能放走!打电话通知他们系主任来领人!你,”他指着我的鼻子,“马上跟我去保卫处!”

  1994年7月2日,我的心情就跟七年后刚听完刘总电话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郝峰凑过来跟我道歉,我一把将他推开,跟着老唐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刚一出门就支持不住了,一下子靠在墙上,四肢无力,像牛一般直喘粗气。

  我那次真的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哭着对我们系主任发誓,说如果学校开除我,我就从16层教学大楼上跳下来,吓得小老头脸如金纸,到学生处拼命地替我说好话。我还把自己几个月来的利润全都取出来,大约有一万元,到学生处、保卫处、校办到处打点,还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送了个大大的红包,他开始时一脸神圣,拒我于防盗门之外,还痛斥我的无耻钻营,在我再三纠缠、发誓保密之后,他终于讪讪地收下,然后一脸神圣地说行了,不会开除你了,回去吧。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金钱赎买不了的罪恶,也没有永不生锈的的纯洁。李良听说此事后大为愤慨,声称要写信检举,我大喝一声:“你龟儿子这不是害我吗?!”他恨恨而去,胸中颇有不平,当晚即赋诗一首:

  即使永不被宽恕

  我也要在地狱里大声呼喊:

  上帝我的罪恶

  源于你神圣的法衣

  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谁都没去想这事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年后,我的旧情人,绰号黑牡丹的体育老师结婚时,我才恍然大悟。和赵悦好上后,我还和黑牡丹不清不楚了一个多月,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无耻行径让她十分愤怒,经常骂我禽兽不如、卑鄙下流、生孩子没有屁眼。她是那种毛孔粗大、心眼细小的女人,脱了衣服一身是毛,穿上衣服满身是刺。有一天快熄灯了,她把我叫到楼下,气势汹汹地让我给个说法,“你到是要她还是要我?”我支吾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羞嗒嗒地说我还是跟赵悦更有感觉。黑牡丹一下子把手举得天高,看样子很想揍我,我闭上眼,运气于脸,准备接受她的雷霆一击,过了半天也没动静,我再睁开眼时,发现她已经转过楼口,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月光下跑得飞快。

  她的新郎,那个叫姚志强的内蒙大汉,那夜就坐在我的录像厅里,也是仅有的没被处分的两个人之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殊院的和尚说:祸福本无根,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出来的,眼前的山也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站在西门车站喧嚣的空气中,闻着糖炒栗子、汽车尾气和烂苹果混合的味道,我想,你这该死的陈重,究竟给自己造了多少座山啊。

  我的成都,这个像手掌一样熟悉的城市,充满了危险的、动荡的、不确定的因素。它永远都在打墙拆楼,永远都在挖坑修路,永远都有票贩子和拉客的过来骚扰。我提着一个轻飘飘的纸袋,慢慢从人群中挤过,心情黯淡如鞋底的纹路。纸袋里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家当:几本《销售与市场》、几本荣誉证书、一个盖不严的保温杯,还有十几张从来不敢让赵悦看见的照片:我和油条情人、和赵燕、和川大美女的合影。我在不同的场景里微笑、挥手、故作潇洒,像一只不知秋之将至的蝉,尽情地挥霍着仅有的那点幸福。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忽然酸了一下,红着眼睛上下打量,心想这些年我为公司创造了千万元的财富,而留给自己的,却只有这么小小的一袋。

  周卫东最后的表现倒很让我感动,一直为我跑前跑后的,对董胖子的冷眼尿也不尿。我偷袭得手后,感觉心情大畅,董某挂在墙上,气得全身哆嗦,双眼浑圆如灯,一步跨到我的面前,跃跃欲试要报那一拳之仇,在最关键的时刻,周卫东一个箭步冲过来,抱着胳膊为我助阵,董胖子腿颤了半天,估计没有人会站出来帮他,怒吼了一声摔门而去,脸又青又红,像教皇的屁股一样发着神圣的光。

第三十三节

  我账户上还剩五万八,老汉的全部积蓄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姐姐本来有点钱,但八月份刚买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钱连装修都搞不起。我这两天一想起钱的事就恨不能拿头撞墙,五脏六腑全像着了火,吃饭没味道,睡觉作恶梦,尿黄得像鲜榨橙汁,今天早上醒来,发现嘴里起了一个牛大的水泡,刷牙时不小心捅破了,疼得我满地乱跳。

  总公司的门律师已经到了成都,昨天晚上跟我通了个电话,说刘总指示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钱拿回来,让我不要心存侥幸,“就算你跑了,你的担保人也跑不掉。”我把牙花子都咬破了,恨不能从电话里伸出手去,一把掐断他鸭子般的喉咙。他说的担保人就是我爸,刚进公司时,老汉为我签了一份《担保合同》:我推荐某人到贵公司入职,并负责赔偿他给贵公司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姐夫说这简直就是诛连九族。老汉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跟门律师通完电话后,我拖着两条重若”泰山”的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蹲在我房里,敲敲打打地修我的床,老太太还让我马上搬回来住,“看你瘦的,肯定在外面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心里立马像堵了块大石头,鼻子里像灌了醋,本来想好了要跟他们坦白的,但此情此景,认罪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吃饭时爸爸问我工作的事情怎么样,我慌得筷子都捏不住,连声说挺好的挺好的,心里羞愧难当,真想一头从窗上扎下去。

  我跟周卫东商量,他一个劲地安慰我,说公司纯粹是虚张声势,你这事最多算是民事纠纷,根本扯不上什么刑事责任,“怕个棰子怕?”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亲眼见过王大头是怎么办案的,成都英岛公司的老总就因为进了几箱假烟,被他们搞得人不人鬼不鬼,连罚带打,最后倾家荡产。王大头自己都承认:只要进了看守所,有理你也说不清,这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罪或者非罪,只有幸运或者不幸,“你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何况我的欠款是结结实实摆在桌面上的。公司如果真是铁了心要弄我,只要甩个几万块给警察,我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李良出事后,我和王大头一直没有联系过。恐怕他自己也明白,如果不把那件事解释清楚,不光是我,连李良都不会再当他成是朋友。李良表面温和,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怀疑主义者,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他最好的朋友。十年了,交往越久,我感觉离他越远,这说明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心。

  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箱。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好万好,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却发现那个饭盒冷冷地躺在厨房的角落里,上有菜汤下有饭粒,里面的鸡却一口没动,我看着自己的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心里很不舒服,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这种矫情的姿态让我又愤怒又伤心,还有点无端的怜悯。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像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妈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账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像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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