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未来杀手的信-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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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未
毒树之果——评张未《给未来杀手的信》
我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为什么写作？
我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所公安院校里，平静，繁琐。穿上制服，就站在讲台上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字眼轻描淡写地说出，脱下制服，就混入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平凡，无害。
我知道我是这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但是我常常希望和我的职业保持一定距离，这可以让我不那么冷漠，也让我有足够安全的空间去观察、思考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
每天，都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小说。我在经历它们的同时，也想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奉献给行走于阳光下的你们。
我写作，是因为我有话想说。
我想，这是大多数写作者的愿望。至少张未也是如此。尽管我在看到《给未来杀手的信》这一书名的时候，以为又是一篇异想天开的意淫之作。阅罢，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作者。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他的耐心、诚意和思考。
之所以关注这本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与我的专业相关。我得承认，在我的专业领域，我是个十分挑剔的人。张未做得很好，看得出，他为这本书下足了功夫。文中所涉及到的刑侦学、预审学、犯罪心理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专业知识均无明显纰漏。尤其是他把非法证据作为全书的主线以及凶手的动机来源，已然使《给未来杀手的信》提升了一个层次。小说不再是简单的逻辑游戏，甚至不仅仅探讨人性善恶，而是直击民众与司法机关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其立意之深，已非其他同类图书可比。
非法证据，即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将其称为“毒树”，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刑讯逼供，如果没有公权力参与掩盖的事实真相，就会有恋人共赴婚姻殿堂，就会有退休的警察安度晚年，就会有学子的健康成长，就会……
然而，一切只是如果。
李从安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棵毒树开枝蔓叶，果实纷纷坠地，供不知情的人们俯身拾起，入口品尝。
怎么办？将毒树连根拔起？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深信总有一天，会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届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将大大减少，冤假错案将不复存在。
是否，可以让那延续几十年的悲剧，悄然谢幕？
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会在讲授刑讯逼供罪时谈到辽宁营口的李化伟、湖北京山的佘祥林。我想让我的学生们知道，当你的言行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时，请你慎重，请你警惕。
因为那棵毒树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的无心之举，也许就是悬在他人口边的毒果。
我在《心理罪之教化场》里，曾将整个社会乃至每个人比喻成一个教化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他人产生影响，甚至在对方心中刻下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痕。这也是我喜欢《给未来杀手的信》的原因。我相信张未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拷问中国的司法现状。他也是一个有话要说的人，按我的理解，那就是善待他人，彼此原谅。
你有多久没有跟邻居聊天？你有多久没有向陌生人展露笑脸？你有多久没有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双手？你有多久没有向他们真心地说一句对不起或者没关系？
当你冷漠地转身或者恶语相向，一颗毒树的种子就在对方的心中生根发芽，而那剧毒的果实，必将由你亲口品尝。或早或晚。
年迈的刑警躺在病床上，对儿子说：“如果你能先遇上她，就放了她！”
原谅。唯有原谅，方能消解仇恨，将毒树连根拔除。
唯有原谅，方能让那毒树之果黯然枯萎，取代以新的枝繁叶茂，开出花来，在我们的脸上，迎风，笑靥飘扬。
雷米
第一章 邢越旻
人们都管三年前那件轰动的案子叫“西郊幼女性侵案”。
三名不到十三岁的少女遭到性侵并陈尸荒野，致命伤都在头部。用当时女法医杨静静的话说，凶手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这是一件公安厅督办的大案，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此案导致当地人心惶惶，群众的安全感严重丧失。遗憾的是，案子过去三个月了，主办此案的专案小组仍然毫无头绪。唯一的线索是：有目击者分别在三具尸体的抛尸现场附近看到过同一个男人。
经过模拟画像和实地排查，锁定了那个男人，莲花村四十二岁的村民孙荣波。此人现在独身，曾经离异，靠在村口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为生，邻居说他偶尔还出去嫖妓。警察问到他时，他对答如流，能够准确回忆出案发时自己的行踪；可在关键的时间点，都无不巧合地一个人待着，不是说在家睡觉，就是进城看货去了。换句话就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几乎专案组所有人都感觉他有问题，当时，第一起案子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正常人谁会清楚地记着自己在三个月前的某时某刻都干了什么？
尽管有那么多破绽，专案组还是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缺乏证据，总不能靠“感觉”把嫌疑犯送上法庭吧。
“干脆收审算了！”会议上，几个年轻小伙儿愤愤地说着，“这种变态叫什么来着，恋童癖是吧？枪毙十分钟都不为过！”
会审这件案子的时候，李从安还是个普通民警，在专案组做些文书记录工作。他轻轻摇了摇头，说：“这人肯定有前科！”
话音很轻，可还是让时任专案组组长的市公安局局长听到了。
“什么？”局长追问。
“哦，没什么！”李从安脸有些红，在座的很多都是有着二三十年经验的老刑警，自己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人，乱发言有点儿不太礼貌。
局长把脸转了过去说：“有什么想法就说，各抒己见嘛！别怕犯错，大家多说说，激发激发灵感！”局长四十多岁，梳着大背头，手上的烟一根接着一根，目光扫向李从安。
“我觉得孙荣波之前一定进去过，很有可能因为强奸。”李从安声音不大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局长转过头来，孙荣波的档案刚刚调到专案组，还没有传阅过，他低头看看桌上的档案，又看了看李从安鼓励道：“接着说下去！”
局长其实当时并没有做过多指望，有强奸前科是很好理解的，但有人开头分析案情，总比大伙都不说话要好。他挥舞着大手，鼓励李从安继续发言。
李从安却似乎有了自信，继续道：“以幼女作为性侵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性取向有问题的心理变态，一般来说，攻击性恋童癖通常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质，比如社交能力差、个性懦弱、家庭或婚姻出现过重大变故等。他们在成人世界难以应付，所以才将兴趣转移到儿童身上；更有甚者还患有一定程度的智障，性观念始终停留在儿童时代；而此案嫌疑人明显不属于上述之列。”
“哦，那你有什么看法？”局长没想到李从安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案情。
李从安把身子探到桌子前，像是变了一个人，慢慢地滔滔不绝起来：“他对警察的工作很了解，有过被审讯的经验，知道如何应付，这种老练的表现并不符合恋童癖的普遍特征，所以他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恋童癖。我个人以为，嫌疑人经常嫖妓，说明他并不排斥成人的性生活，而是为了寻求刺激才将性侵对象锁定为儿童，并且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之前，他应该有过强奸或强奸未遂的经历。这三起侵幼案中，从作案凶器来看，第一起用的石头，而后两起却是木棒，很有可能第一起的发生只是个巧合，适合的犯罪环境引发了犯罪；也许是因为怕事情败露所以杀死受害者。但这种行为以及结果却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强烈刺激了他在作案过程中的操控欲望，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有预谋地进行了第二件和第三件案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对他定罪，我相信，第四起案子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说完这番话，李从安突然发现，办公室里一阵寂静，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他又恢复了局促，嗫嚅道：“嗯，我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准确，抛砖引玉罢了！”
局长愣了一会儿，他没有想到李从安分析得如此头头是道，问：“那照你的意思，我们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理论上可以安排一场特殊的审讯，尝试着找到嫌疑人的心理弱点，然后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交代作案事实！”李从安不是很有底气地说。
“特殊的审讯？”有些人不太能够认同这一观点，“难道我们无法找到证据，仅凭审讯就能乖乖让他就范？”
局长摆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疑问，转向另一边问副局长：“你怎么看？”
这是李从安第一次获得表现的机会，副局长最终决定按照他的方法试一试。
※※※
审讯室安排在市公安局。按李从安的意思，现场的审讯节奏一定得张弛有度，开始要让嫌疑人感到轻松，然后趁其不备讯问他；要让他知道这不是农闲趴在房顶上闲聊，和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警察个个尽忠职守，严肃睿智；同样这也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地方，可以暗示他如果拒不交代，警方不排除用刑讯的方式来获得真相；要让他知道他对那些女孩所做的一切已经引起了众怒；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对面放一大堆资料，即使和此案无关也没关系，这些资料都写满他的名字，放在嫌疑人的视线所达范围内。
“这只是基本设置，”李从安安排着审讯工作，“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审讯室房间的墙上，贴上那几个女孩遇害的现场照片，还有现场发现的用作凶器的沾有血迹的石头。不要对他做任何解释，仔细观察他的身体语言，譬如动作、呼吸、流汗程度和颈动脉的跳动等，如果他真是凶手，就不可能对那些墙上的东西无动于衷。
“灯光稍微昏暗一些，尽量让审讯人的脸处于背光处，别让嫌疑人看清审讯人脸上的表情，最好由两个人对他进行讯问，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暗示他我们已经知道了重点，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以及现在所承受的压力。
“当他开始僵持，或者当我们感觉到他在思考的时候，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但这个时候要换一种策略，不管这有多恶心。我们必须假装非常同情他，告诉他那三个小女孩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问他是不是事先受到了勾引，然后又被威胁，给他一个保住面子的情境，给他一个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最后，尽量避免是非类的问题，而是要采用疑问句，比方问‘你是怎么做的？’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是不是你做的？’
“如果这几个步骤都能够顺利进行——”李从安看看大家，“也许会有结果！”
按照李从安的设计，这场特殊的审讯如期进行。孙荣波被带进审讯室，不出李从安所料，孙荣波看到墙上那几张受害人的照片，果然开始冒汗和呼吸紧促，他的身体语言和先前问讯时的情形大相径庭，整个身体蜷缩，带有明显的防卫性。负责审讯的侦查员，开始指责小女孩，当他随声附和的时候，侦查员适时拿出从受害者身上取得的血衣。这个行为彻底触动了他，他开始沉默不语。李从安知道自己的推测基本是没有错的。
通常情况下，无辜者会在这个时候大喊大叫以示清白，即使嫌疑犯假装大笑或大叫，让人误以为他是被冤枉的，一眼也能够看出是装的。
经过进一步有的放矢的审讯，加之外围证据越来越确凿，孙荣波终于崩溃了，承认了性侵这三名幼女，并同意侦查员所言是她们威胁自己。孙荣波告诉侦查员第一次的时候并非预谋要杀害她，否则就不会随手拿起石头砸过去，而会选择更好的凶器，比如后两起案子的木棒。最后，他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五年中他所做的另外两起强奸妇女案，因为受害人没有报案，所以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
这次行动相当成功，警方未费“一枪一弹”将罪犯制伏，李从安声名鹊起。主法医官杨静静事后还特地请李从安到她家，和她的家人吃了一顿晚饭。当李从安看见杨静静十一岁的女儿时，就明白过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这件案子可以说让李从安摆脱了一些父亲的“阴影”，没过多久，李从安被调到下关区任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又过了几年，老队长退休，李从安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队长的位置。
李从安更加如鱼得水。审讯技巧的成功运用，使他得到市政法委书记的支持，加之父亲的资源，李从安开始在工作之余研究审讯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