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未解之谜全记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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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治疗海伦的心脏病，于是决定施行手术使她复生。医生先把从海伦身上抽出的冰冻血温热，然后输进她的冰冻身体内，并利用电震器刺激她的心脏和脑部。过了一段时间，医生探测到她的心脏有轻微的跳动，不禁喜出望外，连忙为她施行心脏修补手术。两日后，她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老了30岁的父母，而她仍然像过去那样美丽。
　　无独有偶，大自然天然的低温环境也可以造就“冰冻”人。1986年有一支登山队攀上了阿尔卑斯山，当他们经过一条冰河时，发现在冰层中躺着一具尸体。这尸体身穿法国士兵服装，神态如生，就像一个活人睡熟了一样。大伙禁不住惊奇地叫嚷起来。队长阿比尼觉得这尸体很奇怪，立即派人报告了当地博物馆。博物馆立即组织人力，带着设备，来到冰河，小心翼翼地将尸体周围的冰切割下来。由于尸体太新鲜了，他们也不敢放在博物馆，把他送到了马赛城的医学研究所，所长史威博士不敢怠慢，立即成立医疗小组，并拟定了严密的解冻程序。经过医生们细致、慎重的解冻之后，过了几天，奇迹出现了：那尸体的身躯竟微微抖动起来，接着，他的眼睛、脸部也蠕动起来，不多久，他睁开眼睛，惊奇地看着四周。医生们强压着激动心情，立即给他作动脉注射，不一会，他的喉咙发出了“咕咕”的声音。医生们忙把他扶着坐起来，他说出了第一句话：“我，我在哪里？”在医生的悉心照料下，他说话、行动开始正常了，并说出了他的身世。他叫菲力普，是法国步兵团的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战斗在意大利、法国的高山地带。那时他才22岁。在一次急行军中，他掉队了，不慎陷入厚雪堆里，很快就被冰层覆盖了。大家一算时间，他竟在冰层里睡了69年，他的实际年龄已超过了90岁了。可是，他的体重、行动、面貌仍是个22岁的青年。经过检查，菲力普的妻子、儿子已经相继过世。目前他的孙子孙女已经四五十岁，他的曾孙也已结婚生子，而他比曾孙还年轻，这种亲人关系令他啼笑皆非。
　　最惊奇的事是被冰封了1000年的人还能够复活。不久前，科学家在格林兰岛钻探一道冰川时，在一个倒塌的圆顶小屋里，发现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的躯体。从他们深色、粗短、肥胖的形体特征看，这是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是被当地常见的猛烈暴风雪困死在冰屋里的，因而尸体保存得很好。这一家子被放进装有超冻设备的货柜里，运往哥本哈根。在那里，科学家替他们戴上呼吸器，慢慢升高他们的体温，用电击去刺激他们的中枢神经，以实现看来不可能的奇迹———让死去1000年的人复活。当看到小男孩的睫毛开始颤动时，科学家们紧张、惊奇到喘不过气来。4具尸体仍在沉睡中，但皆已呈现出生命活动的征状。科学家轻轻推醒他们。死而复生的爱斯基摩人，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显得非常惊慌，爬到墙角边，缩成一团。1000年了，语言变化极大，用爱斯基摩人语也无法交谈。为了逐步消除他们的恐惧，只好把他们安置在一间特意仿制的爱斯基摩小屋里，每天给以鲜鱼和鲸脂。因此，尽管各国科学家急切想知道此事的下文，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却只能待这些1000多岁的人跟现代人熟悉后再展开。
　　13。地球生命极限在延伸把大肠杆菌放在地下50公里的超强压力下，它会不会活下来？科学家最近惊奇地发现，答案是肯定的。一些科学家说，这些细菌可以适应如此极端的压力环境，说明生物对环境具有超乎想像的“惊人”适应力。
　　因此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寻找地外生命时，眼光不能只局限在星球的表面，而应当延伸到压力巨大的地下。照理来说，大肠杆菌等一般难以在这么高的压力下生存。
　　以前的实验发现，构成生物的蛋白质等基本结构，在如此高的压力下往往会裂解。但美国卡内基学会地球物理研究所夏尔马博士领导的小组在最近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介绍，在他们的实验中，大肠杆菌不仅在极端高压下活了下来，而且还能进行新陈代谢。在实验中，科学家借用了高压物理学实验工具金刚石钻压槽。放入金刚石钻压槽中的大肠杆菌和另外一种常见细菌，受到了强力的挤压，其承受的压力最高值相当于海平面气压的1。6万倍。
　　化学分析显示，在接受压力实验的100万个细菌中，有1％存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仍然能够完成正常的代谢功能，将甲酸盐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氢气，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付出了代价，许多幸存的个体已经被挤压得面目全非，而且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细菌能够在高压环境中繁殖。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陆续在海底火山口旁、两极冰层和地下发现了许多奇异的有机体，这些有机体能够在高温、高放射性、强酸性和极为干燥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这次新的研究又将生命的极限做了延伸。夏尔马说，当人类在外太空寻找生命时，应当重新考虑那些从前因为处于高压环境而被忽略的地方，例如，木星的深水层或者火星冰盖的下面都可能有生命形式存在。美生物学家提出：“当你认识到有机体能够在压强达上百吨的地下生存并繁衍的时候，生命的极限已经被延伸了，这就预示了像木星或其他重力巨大的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1。蔡伦造纸：革新还是发明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纸发明后，不但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状况，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以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一些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若干纸状残片，引起人们的关注：难道真是早在蔡伦之前约200年就有了纸？造纸术还是不是蔡伦最早发明的？新发掘的纸状物到底是什么？多年以来，历代使用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东汉时期蔡伦开始造纸，从此中国就有了“纸”。
　　然而，日前敦煌出土的大批古纸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纸。“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根据来源于《后汉书》。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并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1957年，陕西出土了西汉晚期的灞桥纸；1974年，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关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窑藏出土了中颜纸。这些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对蔡伦造纸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一些专家认为，经过考证，这些纸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可以说，在蔡伦之前，中国就有了纸，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另一些专家则对出土这些纸的古墓或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纸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其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散，造纸技术仅处于初级阶段，而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纸的质量和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纸。因此，部分专家指出，蔡伦对纸向中国、向世界的推广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纸的人，也可以算作“造纸术”的发明人。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古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的“生日”是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了300多年。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马滩纸，当时成为中国在西汉早期就有优秀纸张的惟一物证。
　　近日，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发现，甘肃省考古所研究人员在该遗址发掘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宣元及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成，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
　　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古纸的发现，使考古界、造纸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些人对新材料不予承认，而另一些人认为早在西汉初期，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当时造出的纸已经可以用于书写文字和绘图，这比蔡伦早了两三百年。并由此推断：蔡伦是造纸术的改造者，而不是发明者。蔡伦只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把树皮、破布、麻头和鱼网这些废弃物品都充分利用起来，降低了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我们分析研究古纸，首先应明确“纸”的含义。
　　在古代，埃及有草纸，欧洲有羊皮纸，我国有作书写用的缣帛谓之纸和蔡侯纸。其中只有植物纤维制造的蔡侯纸对世界造纸工业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传播具有深远影响，其基本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蔡伦造纸的基本点是植物纤维经过剪切备料、沤煮、舂捣、加入或不加入辅料、抄造成型、干燥，制成符合书写或某种用途的薄片，称之为纸。
　　通过古纸标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工艺处理。没有经过造纸基本步骤处理的纤维薄片，就不能称之为我国古代传统概念上的纸，如果除基本步骤之外还采用了其他新的工艺措施，在标本上也能留下痕迹，通过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当时的工艺。面对近几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汉古纸残片，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踪访问和研究。据该所高级工程师王菊华介绍，他们主要分析了8次发掘，近20个样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历次出的土西汉古纸的主要内容。结论认为：“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
　　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陈淳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是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能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有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这样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的轻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