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的身份-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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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你记得的一切再对我说一遍。为什么你如此确信他就是伯恩？”
“我这不知道。我说的是他就是该隐。如果你对他的手法描写准确，那么他就是那个人。”
“伯恩就是该隐。我们是从美杜莎记录中找到他的。这就是雇佣你的原因。”
“那么他就是伯恩，可他用的不是这名字。当然，在美杜莎里面有许多人不准用他们的真名实姓。对于他们，假身份保险；他们有犯罪记录。他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为什么是他，别人也有失踪的。你也失踪了。”
“我可以说，因为他到了圣奥诺雷大街。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可是还有很多原因。我观察过他的行动。我曾给派去参加由他指挥的一次行动，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没法忘记的经历。对他也一样。那人可能是——一定是你的该隐。”
“告诉我。”
“我们夜间在一个叫三关的地区跳伞，目的是把被越共监禁的一个叫韦布的美国人救出来。我们事先不知道。死亡的可能性极大。甚至从西贡出发的飞行都是可怕的，一千英尺高空，八级大风，整架飞机颤动得象要散架，可他还是命令我们跳伞。”
“你跳了？”
“他拿手枪对准我们的头，对准我们每一个走到机舱门口的人。我们有可能在暴风雨中幸存，可是头上吃上一颗子弹，决不可能活命。”
“那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十人。”
“你们可以把他干掉嘛。”
“你不了解他。”
“说下去，”贝热隆说，精神集中，坐在写字桌前一动不动。
“我们中间八个人在地面集合，还有两个我们估计在跳伞中死了。使人大为惊异的是我竟然没死。我年纪最大，也算不上身体好，可是我熟悉那里的地形，这是派我去的原因。”那灰发人稍停了一下，在回忆中摇摇头。“不到一小时我们发觉那是个陷阱。我们象蜥蜴一样在热带丛林中逃奔。在夜间他总是单独一人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出去。去杀人。总是在黎明前回来，强迫我们一步步逼近基地营。我认为那简直是自杀。”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必须给你们个理由。你们也是美杜莎成员，又不是士兵。”
“他说那是唯一活着出去的途径。这个说法合乎逻辑。我们当时距离部队很远，需要从基地营找到给养——如果我们能够占领它的话。他说我们必须占领它。我们别无选择。谁要金，他就让谁的脑袋吃子弹——这个我们知道。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占领了营地，找到了名叫韦布的人，差不多快死了，可还有口气。我们还找到了两名失踪队员，他们活得相当不错，看到我们目瞪口呆。一个白人和一个越南人，他们是被越共收买的，用来诱捕我们——诱捕他，我想。”
“该隐？”
“是的，那越南人先看到我们，逃走了。该隐的枪打中了那个白人的头部。我知道，他笔直向他走去，把他的头打开了花。”
“他把你们带回来？穿过边防线？”
“我们之中的四个人，是的；还有叫韦布的那个人。另外五人死了。就在恐怖的归途上，我想我总算明白了那谣传可能是真的——他是美杜莎中间待遇最高的成员。”
“从哪一方面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人，最危险和叫人完全难以捉摸的人。我想当时对他来说是一场奇特的战争；他象个宗教改革者、殉道者，可是没有宗教原则，只有以他为中心的古怪的道德观。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他对敌我双方都毫不关心。”中年人又停了一下，眼睛盯着画板，思想却显然到了几千里外，然而又及时回到了身边。“记住，美杜莎充满各种亡命之徒。许多是痛恨共产党的妄想狂。杀一个共产党，基督就会微笑——基督教义的古怪例子。其他人——象我这样的——家财被越盟抢走了，唯一归还的途径就是美国打赢战争。法国在奠边府把我们给抛弃了。可是也有几十个人看到了能从美杜莎发笔财。邮袋里通常装有五万到七万五千美元。一个信使来回跑上十次到十五次，中饱一半，就可以在新加坡或吉隆坡退休或在金三角地带开设自己的贩毒网点。除了酬金高，而且经常能赦免以往的罪行以外，还有无限的机会。我把那奇怪的人放在这一类当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当今世界的海盗。”
贝热隆松开了双手。“等一等。你刚才说，‘一个由他指挥的任务’。美杜莎里面有军人，你是否能肯定他不是美国军官？”
“肯定是美国人，可绝对不是军人。”
“为什么？”
“他痛恨军队的一切，在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包含对西贡司令部的嘲讽。他认为陆军愚蠢无能。有一次，在三关，无线电发来了命令，他关掉无线电，叫一个团长见鬼去——他不接受这个命令。一个陆军军官是不会这么干的。”
“除非他打算放弃他的职业，”设计师说，“象巴黎抛弃了你一样，于是你就尽你所能从美杜莎偷钱，开始经营你自己的算不上是爱国的活动——在你所能到的任何地点。”
“我的国家在我背叛它之前就辜负了我，勒内。”
“再说该隐的事。你说他用的名字不是伯恩，那会是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象我刚才说的，对很多人说来姓名无关紧要，我只叫他‘德尔塔’/（原书注：“原文也可意释为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不。是希腊字母，我想。”
“阿尔伐，布拉沃，查理……德尔塔，”贝热隆若有所思地用英语说。“可是在很多次行动中‘查理’的代号由该隐代替了，因为‘查理’已成为越共的同义词。‘查理’改成了该隐。”
“很对。所以伯恩后退一个字母，改称该隐。他本来可以挑选‘回声’或‘狐步舞’或‘佐罗’。二十多种其它名字，有什么区别？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有意选了该隐这个字有象征意义。他从一开始就要人明白。”
“明白什么？”
“该隐将取代卡洛斯。你想。卡洛斯在西班牙语相当于查尔斯——查理。代号该隐取代查理——卡洛斯。这就是他从一开始的意图。该隐将取代卡洛斯，而且他要卡洛斯知道这一点。”
“卡洛斯知道吗？”
“当然。阿姆斯特丹、柏林、日内瓦、里斯本、伦敦和巴黎都传出了风声，说该隐开业待雇，可以订契约，开价比卡洛斯低。他在蚕食！他在蚕食卡洛斯的势力。”
“两名斗牛士在同一块场地里。只能有一个。”
“那将是卡洛斯。我们已经诱捕了那只得意自满的麻雀。他就在离圣奥诺雷两小时路程内的某地。”
“可是在什么地方？”
“那没关系。我们会找到他的。毕竟是他找到我们。他会回来的。他的自负要他这样做。然后老鹰将扑过来抓住这只麻雀。卡洛斯会杀掉他。”
老人调整了一下他左臂下的拐棍，撩开黑色帷帘走进忏悔室。他身体不大舒服；脸上现出死亡的苍白。他很高兴在透明帘幕后面穿着僧侣服装的身影不能看清他。刺客如果看到他太过虚弱以致不能执行任务，就可能不会再给他任何工作。只剩下几个星期了，他负有责任。他说话了。
“安吉勒斯·多米尼。”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低语传来。“你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可是过得很安逸。”
“是的。我想这是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它非常重要，以至于给你的钱会等于你往常的五倍。我希望它对你有帮助。”
“多谢你，卡洛斯。你知道了。那么说吧。”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情报必须与你同时离开人世，不能有一丝差错。”
“我一向都是精确的。现在我要准确地走向死亡。”
“安详地死去，老朋友。那样容易些……你要到越南大使馆去找一个叫潘·洛克的参赞。当你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他讲下面几句话。‘1968年3月下旬，美杜莎，三关地区。当时该隐在那里。另一个人也在。’记住了吗？”
“1968年3月下旬，美杜莎，三关地区。当时该隐在那里。另一个人也在。”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只是几个小时的事。”
17
“我想现在该是我们谈谈来自苏黎世的秘密卡片的时候了。”
“我的上帝！”
“我不是你正在寻找的那个人。”
在离巴黎几英里的拥挤的雅致的阿根托尔餐厅，伯恩抓住妇人的手，使她无法乱动，不能往过道跑去。孔雀舞已结束，加伏特舞也已跳完。他们单独在一起。用天鹅绒装饰的厢座是只牢笼。
“你是什么人？”拉维尔女士皱起眉头，想把手挣脱出来，涂上了化妆品的脖子上的血管明显可见。
“住在巴哈马的一个美国富翁。你不相信吗？”
“我早就该知道，”她说，“不还价，不用支票——只有现金。甚至连账单都不看一眼。”
“还有开账单前的价格。正是这些才把你引了过来。”
“我是个傻瓜。有钱人也总要看价钱，哪怕只是为了表示不在乎，”拉维尔说，一面环顾四周，寻找通道上有没有空隙，有没有她可以召唤的侍者。逃走。
“不要这样，”贾森说，审视着她的目光。“那样做是愚蠢的。如果我们谈谈，对你我都有好处。”
妇人凝视着她/（原书如此，应该是他吧）。宽敞、昏暗、装饰有烛架灯的大厅内的嘈杂声和邻近台子上的笑声阵阵传来，越发突出了敌意的、沉默的圣礼。“我再一次问你，”她说。“你是谁？”
“我的姓名并不重要。就当是我给你的那个名字吧。”
“布里格斯？假的。”
“拉卢士也是，那是汽车租赁单上的名字。那辆汽车在瓦洛阿银行接了三名刺客，他们在那里没找到，今天下午在九号桥也没找到。他离开了。”
“啊，上帝！”她大声说，企图脱身。
“我说过不要这样！”伯恩紧紧抓住她的手，把好拉了回来。
“若是我大声嚷呢，先生？”涂脂抹粉的面具现出恶毒的纹路，鲜红的唇膏表明一只已上了年纪的被逼入绝境的啮齿动物即将嗥叫。
“我会比你嚷得更响，”贾森回答。“我们两人会一起给赶出去，而一到外边我想我不会对付不了你。为什么不谈谈？我们可能相互了解一些东西。毕竟我们都是雇员，不是雇主。”
“我对你没有什么话可说。”
“那么我来开始。也许你会改变主意。”他谨慎地把手放松了些。她那白皙、涂粉的脸上仍然保留着紧张，但是它也随着她手上的压力的减轻而减弱。她准备听了。“你们在苏黎世付出了代价。我们也是，而且显然付出的比你们多。我们在追逐同一个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抓住他。”他放开了她。“你们为的是什么？”
她几乎有半分钟没出声；相反，默默地揣摸着他，双目怒视而又含有恐惧。伯恩知道自己用词准确，雅格琳·拉维尔如果不同他谈谈将是个危险的失误。如果随后的问题再提出来，那可能会要她的命。
“谁是‘我们’？”她问。
“一家要讨还自己钱的公司。一大笔钱。他拿走了。”
“那么不是他该赚的？”
贾森知道他必须谨慎；他知道得太少了。“不妨说还有争议。”
“怎么会？要么是他赚的，要么不是，不可能有什么折衷。”
“现在该轮到我了，”伯恩说。“你用问题回答问题，而我没有回避。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为什么你们要找到他？为什么圣奥诺雷大街上一家比较讲究的商店的私用电话会列在苏黎世的一张卡片上？”
“那是一种便利，先生。”
“为谁？”
“你发疯了？”
“好，这一点我先放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反正都知道。”
“不可能！”
“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么它是一种便利……去杀人？”
“我拒绝回答。”
“可是一分钟之前我提到那辆汽车的时候你想逃。那说明什么？”
“十分自然的反应。”雅格琳·拉维尔抚着酒杯的高脚。“我安排租车。我把这事告诉你无所谓。因为没有东西能证明是我经手的。除此以外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突然间她抓住酒杯，面具上现出一种克制的恼怒与恐惧的混杂表情。“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已经说过，一家要讨还它钱财的公司。”
“你们在干扰！离开巴黎！别管这件事了！”
“为什么？我们是受害的一方；我们要纠正资产负债表。我们有权力这样做。”
“你们什么权力也没有！”拉维尔女士蔑视地说。“那是你们的错误，你们为此要付出代价！”
“错误？”他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它就在这里——就在这坚硬的表皮下面——在冰块的下面可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