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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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夜里,福煦路181号这幢洋房自己就变成一只大灯笼。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窗口里通通金光闪耀,好像那是一座炼金炉。在房子里头,金钱也确如溶液般不断流淌。
如果猜测这次行动意在这幢洋房里的金钱,那就实在是低估顾福广的政治头脑。这是一举而要实现多项目标的行动。金钱事小,不说别的,如果这次行动圆满成功,租界里大大小小的赌场老板还不乖乖地向群力社送钱纳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顾福广认为自己操办的这项事业的确是一场革命,早晚它将根本改变租界的权力结构。
就眼下来说,复仇是另一个目标。他们不仅藐视他的存在,还杀死他的女人,要不是这女人挺身帮他挡掉一颗子弹,也许他自己的事业也死而后已啦。但复仇只是他个人想要完成的任务,他甚至不想把这事告诉其它同志,那涉及他的个人感情生活。一想到这个,他浑身上下都充满对老七的思念。
他趁林培文他们不注意,提起膝盖就撞在这畜生的卵泡⑵上,把他撞倒在地,疼得打滚。幸亏德兴旅社是家庭式客栈。他用十块大洋把这个门洞上上下下的房间全部租下来,一整天。不过楼下的林培文还是听到倒在地板上的那声巨响。他们冲进房间,他让林培文把他带走。这还刚开场,有他好受的。他开心地望着林培文他们两个人把这家伙架下楼梯,到这会他都直不起身来。他的手下无须知道这跟他顾福广的个人仇恨有关。腐败的帮会本身就是他们的仇敌,帮会既是反动社会制度的产物,也是它的打手,帮它屠杀过革命。
他站在德兴旅社的三楼阳台上,望着巨籁达路对面那道带刺的围墙,望着黑魆魆的草坪。围成一圈的花丛在背光里像鬼影一样贴着地表浮动。花房门口用一根电线吊着个灯泡,昏黄的光线下有人在抽烟。那盏巨大的金色灯笼隔音良好,听不到一丝声响,灯光灿烂耀眼,无比诡异。
他看到林培文一行穿过巨籁达路,拖着被捆住手臂的马立斯小宝。他当年外号“实心粽子”(因为那身铁塔似的横肉),这绰号如今听来特别像个笑话。他注意到夜里偶然路过的行人并没有对此大惊小怪,“181号”无论发生怎样的怪事,都不会让人觉得诧异。行人在几十米开外驻步观望,随即绕开。他担心巨籁达路上有帮会暗哨,可方圆百米范围内依然很安静,路上发生的蹊跷事并没引发异动。
他们在敲门。花房边的人影朝围墙移动,铁门上那扇用来递信(或窥测)的小窗被打开,林培文把那家伙的脑袋压下去,抵到洞口。他们的身体都在左侧。门右边还站着一个,枪口对准门缝,另外一个站在街沿,背对着那扇小铁门。
这帮年轻人完全适合玩这个游戏。如此轻松,如此利落。这会,来开门的警卫也已受到控制。铁门虚掩着,洋房东头的警卫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异常情况。
马立斯小宝被拖到草坪正中。现在他连双腿都被捆个结实,名副其实像个粽子,滚落在那片黢黑如湖水的草坪上。脑袋、屁股和脚各自成为一个三角形的顶端。
他们在等待。
那个将要被处决的家伙在等待。
顾福广也在等待,他看看身边,在他的身体左侧,在阳台的黑色铸铁花栏后放着一堆东西,一头伸到栏杆上沿,像是深夜里盛开的巨大食人花的吸盘,掩盖在那块蓝色印花布下面。那是德兴旅馆的桌布。他等待着怀表的时针转动到约定位置。
八点整。洋房背后突然闪耀起一片红光。几乎同时,出现巨大的爆炸声,又一声。坚固的金色灯笼像是在摇晃。警卫室的窗口突然伸出几道光柱,在草坪上逡巡,瞬间定格在草坪中央,定格在那团三角粽子上。
一切都在预计中。爆炸是最初的计划,开始的设想是两捆手榴弹。老七的死使得计划有所扩展,新的部分还包括烟火——
草坪上空升起五彩绚烂的烟火。顾福广站立的阳台两侧,少数几个警醒的住户打开窗子,有些甚至站到阳台上。枪声零星响起,顾福广掀开蓝印花桌布,露出一只巨大的喇叭。他稳稳地攥着话筒,一字一句背诵起准备好的宣言——
“同胞们,市民们,我代表群力社所有同志,我代表……宣布处决反革命分子……”他没想到喇叭的声音如此巨大,震动他的耳膜,他几乎听不清自己说的话。信号是最重要的,要向所有人发出信号,他反复朗读那段宣言。调整呼吸,再念一遍。那是苏俄的发明,那是鲍罗廷顾问带到广州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三次,他念到第三次。他看见林培文举起盒子炮,朝草坪中央射击。他看到警卫从洋房蜂拥而出,还没来得及踏上草坪,夜晚的露水让草地边缘像湖岸一样湿滑。警卫室窗口的手提机关枪开始向外倾泻子弹。在强光照射下,掀开的草皮和泥土像是从湖底汩汩喷射的稠浆。他转身跑下楼梯,坐到驾驶座上,林培文和他的手下几乎在后座上扑成一堆,他迅速点火,发动汽车,引擎开始转动,他知道,此刻在洋房北面正门外的福煦路上,朴季醒也在发动汽车,车头向东。
⑴Route Ratard,今巨鹿路。
⑵男性外生殖器的俗谓。
二十四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晚九时
冷小曼一时三刻找不到住所。照老顾的安排,她在法大马路星洲旅馆租下房间。就眼下她的处境来看,并不十分适合在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出入。但这是暂时的,老顾说,你要常常更换旅社,每家住两三天。漂泊无定的感觉又一次在她心里滋生,让她对眼前的任务产生些微抗拒感,她觉得自己缺乏完成工作所需要的热情。至少是,她觉得照她目前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心思陪一个洋场小开看电影坐茶室呢?
老顾说,我们的事业没有退路,为此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她想她的确没有退路。从她当初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接受曹振武的求婚起,她就无路可走。也许更早些……也许是她命中注定……这样一想,她倒亢奋起来,倒变得专心起来。别瞎想!做你必须做的事!好像一个绝望的人,忽然专注于琐碎小事,就像即将沉没的轮船上的乐师,明知道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却对一小段复杂的和弦百般挑剔。
她挑剔起自己的演技来,就好像她每天晚上都是从摄影棚回到那个旅馆房间,精疲力竭。
此刻,她坐在梳妆台前,面对镜子沉思。她把室内的灯全关掉,打开窗,倾听骑楼下喧嚣吵闹的声音。街对面高挂着冠生园的霓虹灯广告,暗红色晕光笼罩她。那张脸如今又神秘,又变幻无穷。她总是在这样的时刻回忆起白天说过的话,做过的表情。她寻思那样的坦承会不会显得太迅速,太不假思索?如果让疑问在热气氤氲的餐桌上空悬置半小时,会不会更好些?她在便笺上写字,列出她想提出的问题,从而能让自己在第二天更从容,不会一时把话题扯得没边,一时又怕时间来不及,慌忙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全问出来。倒不是怕人家会起什么疑心,这些情报对她和她的组织至关重要,这一点人家心知肚明。可她不想让会面呈现太过功利的气氛。她谴责自己偶尔的无精打采,鞭策自己紧张起来,把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手势都当成富有意味而意味含混的信号。
事后的总结使她越发亢奋。有那么几个瞬间,天赋优秀的演员才有的激情会短暂从她身体中抽离,像是从脚底下的某个穴道被地底下一股力量吸走,转瞬渗透进地面,渗透得无影无踪。那种时候她就突然会感到气馁,好像从脑袋里跳出另外一个自己,审视着这个自己,会看出这个自己的形象和表情如此夸张,如此虚弱,如此缺乏说服力。
如果小薛有那么老练,如果这出戏能够用分镜头的方式展现在他眼前,也许他的确会觉得她有些夸张。故作矜持瞟他一眼,忘乎所以地握着他的手,忽然像是想起什么来,又把他的手甩掉。一时间怒气冲天,再也不想听见他轻佻的玩笑。离开时扭头就走,走出十几步路却又回过头来,嫣然一笑。有时她望着天边冥想,有时扑在他怀里忧伤地掉眼泪,让温暖湿润的呼吸钻进他的衬衫纽扣缝里,钻进领子里——她不是从未和男人肌肤相亲过,她不是不知道这一招的杀伤力。
她发现不断连续的表演确实有某种奇妙的作用(也许可以把它叫做催眠作用)。如今似乎连他也夸张起来,像是他已找到她的情绪节奏,像是他要赶上这节奏,配合它,好让它更完美无缺,让这出戏变得更加辉煌。他也开始向她倾诉起来,有时候甚至显得比她更加严肃(好像严肃是他新找到的一种恼人的游戏)。他不是完全忘掉那些可笑的调情技巧,可由于他突然迸发的严肃劲儿,由于他把这些玩笑话说得特别夸张,特别假惺惺,事后赶紧反悔,安慰她,好像自己又一次犯下滔天大罪,反倒让这些轻佻的片段显得格外真诚,格外动人。
他们有时的确会拿些电影台词来互相逗乐。每当这样一来,就好像有一种真正的情愫在她心里滋生,好像这也同样遵循负负得正的法则,好像在表演上叠加表演,就会变成发自内心的表白。
You want to die so badly?
I’m dead now。Just as surely as though there were a bullet in my heart。You killed me。
No。The brandy。
(她俏皮地举起手里的咖啡杯。)
No,no。You。
Then why don’t you give me up?⑴
这电影,他们都数不清看过几回。有什么办法呢?几乎所有电影院都在放映它。只要一进到电影院,她就觉得安全,温暖。那些让人紧张的感觉,那些隐藏在人群中的眼睛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背诵这些台词的时候,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女间谍一样美艳,一样莫测神秘,一样——自信……
她提出问题,警务处政治部的法国人对福煦路发生的事情有何看法(她现在已知道小薛的朋友在哪个部门)。
“这事也跟你们有关?”小薛正在用刀切那块浇上鲜奶油的牛里脊肉。他们坐在一家名叫“Fialcer”的餐厅里吃晚饭,在亚尔培路上。这是一家昂贵的、每餐只做两桌客人生意的小餐馆。外面下着大雨,雨水像舌头舔过整块玻璃,留下黏糊糊的痕迹。跑堂(他也是厨师,也是店主)把食物端来,关上那扇通向厨房的门,再也不出来,好让客人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中的用餐室。沿街是一整块玻璃墙,客人要从隔壁弄堂里绕过厨房才能走进这间狭长的小室。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皱眉,用银叉拨弄几下那块十公分厚的巨大肉块:“我不能吃牛肉,我一吃牛肉就心跳加快,喘不过气来,这里还起很多小疙瘩。”她用手指一指锁骨下的那个部位。
“啊——真抱歉——”
“不,应该是我抱歉,那么贵——我该早说——”
“这不能怪你,谁让我要卖这个关子呢?我原本是想让你大吃一惊,我想看看你突然看到眼前有那样巨大一块肉,会做出怎样的表情。”
“有人想见见你。”她饱含柔情地注视着桌上的一块污渍,黄褐色晕斑中央有一粒蚂蚁大小的肉渣。她忍不住用手去捻,而他伸手握住她的手指,拿起餐巾帮她擦拭。她有些微心动,又觉得这样子简直把她当成孩子,真好笑。
她平生从未遭遇过这样的人,在琐碎小事上如此消耗心思,如此随波逐流,如此缺少热情,又如此——以为自己永不匮乏的正是热情。
第二天,他告诉她,警务处把福煦路的案子和其它几件案子合并到一起,统一交由政治部追查。有个绰号“程麻皮”的华人探长到处打听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法租界公董局有几位华人董事在吵吵嚷嚷,说如果租界巡捕房不能保障市民的安全,为什么要以增加治安开支为名提高商业税率?
他向冷小曼透露,法国人为此成立专门侦查租界激进组织暴力活动的特务班。他的热衷于用词语来描绘色泽和气味的马赛诗人朋友也被分配到这个特务班干活。他甚至还带来一张照片,让她亲眼看看这位眉目中微露出一丝厌倦(显然针对他那有害于人类的职务)的朋友。冷小曼一眼就认出来,背景上的老虎竃就是康悌路口的那一家。小薛还在言辞间隐隐透露,由于此人如此热衷于文学,竟而至于思想上稍稍有些左倾(这实在太不符合他的身份,对他本人不见得是好事),比如说参加一些同情劳工的欧洲人士的聚会,阅读一些有关上海工人生活和劳动环境的调查报告。
至于说他们俩的关系,小薛告诉她,好到不能再好,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好到他不管有多厌烦,总是被迫听那些完全不合文法的句子,甚至好到一遍又一遍听他为什么会来到中国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