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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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请他来的，请他参加这个小圈子的周末晚宴，可现在时间还早。这个小圈子里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日本人。德国人从未有幸受邀参加聚会，那是大战以来的遗恨。毕杜尔男爵是新人，但却很受欢迎，他在几次投机事业中表现大胆，做派与老一代的东方冒险家颇为神似，所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得到这帮老顽固的赞赏。
萨尔礼知道这帮家伙满脑子想的不过是钱，如果说他们想要保住租界，那不过是想保住他们自己吃独食的权利。他们歧视刚踏上这块地方的外来人，就好像如今只有他们自己才算得上是十九世纪老一代帝国冒险家的嫡系传人，硕果仅存——在这块小小的租界里。就好像这里是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全面溃败之后的小小方舟。为保住这块地盘，他们甚至想去撺掇日本海军陆战队。如果南京政府坚持要让十九路军驻扎上海的话，坚持那什么“大上海计划”的话，他们甚至会容忍日本军队去策划一次攻击行动。可少校认为，那实在是愚蠢，那是自杀。
可眼下他站在他们这边。共谋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他们的眼睛只看着脚底下，而他所想的却深刻而又广阔。
起初，这计划是由一帮美国地产投机商人想出来的。正如大家常说的，他们既粗鲁又富有想象力。他们晚来一步，等他们携带大量金钱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最好的地皮早已被人家全都买光，牢牢地攥在手里。人家结成同盟，哪怕你想在这里找半寸地方嵌根钉子也办不到。哪怕人家破产，哪怕人家死掉，也没你的份，你没有购买的优先权，你有钱也不行，人家早在雪茄室就说妥价格啦。
他们只好去买上海周边的土地。有个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的瑞文集团赌注下得最大，连长江口的荒滩沙地都成片购买，他们幻想这是第二个阿拉斯加。等他们把最后一分钱全搭进去之后，才发现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这里是上海，这里的人有自己的玩法。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权力结构，人家控制着租界，控制着唯一能够制定市政筑路计划的工部局和公董局。你买下的荒地，一百年都是荒地。现在，还有这个朝东北方向开发的大上海计划。
唯一的办法是在外国政府中挑起一个广泛的干涉主义计划。把上海变成另一个但泽⑵，把上海变成一个自由市。一个从拿破仑的脑袋里冒出来的鬼主意，一个准独立国家。一个中世纪式的想法，一个资本赌博的天堂。它将不受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它将是从整个中国大陆小腹上切下的一块最肥厚的脂肪。到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都会流向这里，大量的金钱会积聚到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地皮都会变得十分昂贵，哪怕它现在只是一块荒地。有人拟定出一份纲要送到日内瓦，送到国际联盟，消息很快被捅到报纸上。
这实在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连上海租界里那帮老顽固也怦然心跳起来。眼捷手快的家伙立刻行动起来，请那帮他们原先瞧不上的美国佬吃饭，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大家谈谈这个一喂，这个饶有兴趣的想法。他们很快组成一个小集团，有银行洋行的大班，有政客，有记者，有法律顾问，还有专事在各列强政府首都活动的院外游说小组。想法最荒诞的人甚至提出，这个计划还可以再扩大，从上海沿长江到武汉，两岸五十公里的地方都可以划入这个自由市里。他们说，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它将建立起一道屏障，再也不会有军阀混战。上海将会繁荣昌盛，整个长江将会日复一日向全世界输出财富，而他们也将会再次发大财。
萨尔礼少校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一种更伟大的思路。他觉得这就好像是从一堆烂狗屎中看到熠熠发光的钻石。这的确是一种机缘，上海将拯救全世界，因为共产国际正把它当作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他们要在这里发动下一次进攻。只要在计划的目的上稍作改变，它就会变得更合理，更符合法国政府，甚至欧洲各国政府的全体利益。一个自由市，它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所有的政府都将保卫它，不给共产主义一丁点染指的机会。
他想，顾福广和他的那个城市恐怖活动小组将会是导火索。顾福广的暴力行动将会是共产党残忍的、不顾一切的进攻的预兆。他会让巴黎醒过来的。他会让欧洲那帮政客全部醒过来的。他容忍他们在这城市里活动，不去逮捕他们（上帝知道那有多容易），就是想让他们把动静闹得更大一些。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他认为，伟大事业总是要在事先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他偶尔会觉得这种想法多少有些疯狂，但这是个疯狂的时代，他宽慰自己，这是个火山即将爆发的时代。
阳台上的草坪上有人尖叫，是网球场上的女人。球还未落地她就挥拍去接，急速冲来的小球砸在网球拍上，把球拍打落在五英尺外的草地上。显然她的右手臂——那块与肩膀连接的肌肉已受到某种程度的撕裂性损伤。她伸手揉着那地方，曲腿坐在地上。她的腿上全是汗水，膝盖上沾着几片残缺的草叶。萨尔礼认出她来，她是那个美国女作家，听说她跟一个中国诗人住在一起，还有两只猴子和一头鹦鹉。
少校这才看清楚球场这边的男子。他正朝拦网这边走来。他是英国外交部的布里南先生。座中一位少校不太熟悉的美国商人说：“听说他很快就要调回伦敦。”
马丁少校有些尴尬。他悄悄看一眼毕杜尔男爵，男爵骄傲地保持沉默。布里南先生是自动退出这个小圈子的，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这个要求，他很快发现自己已触犯众怒，偶尔偷情是被大家允许的。偶尔跟人家的老婆上床，大多数租界里的商人都会装作不知道。但事情一闹到报纸上就有所不同。闹到这步田地，事情的性质就发生变化，它变成一种挑衅，一种对租界男性白人旧有权力结构的挑衅。况且那个女人后来自杀，所以连商人的太太们也不同情这个家伙。
“如今只有这位女作家跟他来往——”小马蒂尔先生评论道：“女作家就像中国蛾子，一看到火光就浑身发热，一看到危险就扑扇翅膀。”
“她只是想把他写到她的文章里去。”先前那位美国商人解释说，显然他喜欢她写的文章：“她会把他写到《纽约客》上去的，这下他可就出大名啦。”
毕杜尔男爵试图把大家拉回到严肃的话题上来：“单单从海防向上海增兵是不够的，法国外交部最好快点向南京提交正式的备忘录。”
“最好是各国政府联合提交照会。”毕沙司令心急如焚。就好像一旦上海变成自由市，他的那个万国军团司令部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防部。
⑴J。Madier。
⑵Danzig，在拿破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度被划为自由市。
四十四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时三十五分
林培文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来提审他。连续两三天，那个自称是南京中央党部调查科特派员的家伙再也不来找他。他不知这算不算自已的胜利，这是不是敌人在碰壁之后，想要改变一下审讯策略。
他感到他们逐渐放松对他的管制。他们不再绑着他，他们也让他穿上衣服，可仍旧把他扔在那个黑漆漆的储物间里。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家伙（他自己说姓郑）常来找他说话。总是拿来一大堆报纸，《申报》，《大公报》，特别指给他看几篇文章。他不相信他们告诉他的话，他觉得他们用一条虚假的线索把报纸上的文章串起来，用一种阴险的、令人愤慨的、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推理把那些不尽不实的报道连到一起，企图让他上当。
他怎会去听信敌人的谎言？一向以来，他们都在诬陷革命者。可他忍不住要去看。这正是他们的阴险之处，他认为。假如说刺杀曹振武果真会引起公债投机市场价格波动，那正好可以说明他们做得对，那恰恰说明他们打在统治阶级的要害部位。他不相信白尔路那件所谓的枪击命案会跟老顾有关，他不相信老顾会和一个妓女交往。他当然也不相信老顾会领取什么暗杀赏金，有些投机集团因此得利，那纯粹是巧合。他们只是暂时占到点便宜，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跟他们算账的。
白天很热，坐在那个小黑间里尤其热。蜘蛛网和灰尘的味道让他不时打喷嚏。他想这次他大概会牺牲，即使他什么都不承认，光福煦路那件案子就足以让租界会审法院判他死刑。也许还会把他交给南京，因为他是共产党，那样的话，结果也不会差太多。可他并不害怕。他担心的是敌人会把他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敌人甚至会诬陷他，伪造一些文件，编造几份口供，把他们的行动小组描绘成犯罪帮派。他已觉察到这种迹象，他为此焦虑，他要想出办法来反击这样的阴谋。
他又被叫出储物间。外面阳光明媚。那天提审以后，陈设又做过调整。聚光灯已搬走，桌子也换成一张方的，他提审时坐的椅子放在桌边。那台电扇倒还留着，放在靠窗的墙角地上，正在转动。
姓郑的家伙让别人给他端来一杯茶，茶叶在玻璃杯里旋转。那些小特务已离开房间。他坐在椅子上，端起杯子，透过玻璃和鹅黄色的茶水望着他的对手。他再没别的办法，也可以跟敌人调皮捣蛋。
关门，转上保险，又关窗，拉窗帘。他笑着说：
“林同志，我要跟你谈点革命理论问题。”
“我们不是同志，从民国十六年春天你们背叛革命起，我们就不再是同志，你们甘心做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之间，注定是你死我活。”林培文希望自己的声音里有足够的冷淡，足够的平静。
“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你我会成为同志……”他的声音和茶杯上方的热汽一样飘渺：“等到你把一切都弄清楚那一天，等到水落石出那一刻……”
他轻轻地咳嗽，像是一种顿号，像是换行空格，像是要换种语气：“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思想也是左倾的。我对共产党的事情，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知道和信仰完全不同，而你不过知道点皮毛。”
“革命家可不光靠信仰，革命家要有头脑，要善于分析。你现在是个受到蒙蔽的青年，我们希望你迷途知返。”
林培文从牙齿缝里嗤一声，他不屑于跟这种冒充成半吊子党务理论家的特务讨论什么问题，他更不想让他们那些散发着毒药气息的想法渗透进他的头脑里。
“我给你的报纸你看过么？”
林培文决定不再回应他的话，有毒的想法会不知不觉伤害人的心灵。
“其实——对于你那个上级，那个顾福广，我们对他知道得很多，超出你的想象，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我们掌握他的历史。我们知道他出生在浦东烂泥渡，早年在祥泰木栈做过工，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加入过码头上的帮会。你不相信他跟白尔路那个被枪杀的妓女发生过关系。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照片，取在桌上，用手指尖把它们推到林培文的茶杯旁，让它们拱卫在茶杯两侧。照片拍得模糊不清，是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在红色的竖排格里，用毛笔。另一份是印制的表格，用墨水钢笔。
他指着茶杯左边的那张，向林培文解释说：“这是一份房屋租赁铺保书。白尔路南益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西厢房前后两间。承租人是个女人，房东要求她在签名的旁边添加上老七两个字，因为大家平时都那样叫她。她的职业身份有些可疑，房东怀疑她是妓女，因此要求她提供铺保。在担保人那一行里，盖着一家蜡烛店的图章。我们按照地址去找过那家店铺，早已迁址，很神秘，不知去向。担保人还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也许你很熟悉，也许你从未看到过，可你至少熟悉他的姓，他叫顾廷龙。我们让拍照的人特地把镜头对准这个名字，照片上只有这一小块地方相当清晰。”
他又开始介绍第二张照片：“这是念慈妇科医院出具的手术通知书。医院的地址在安纳金路⑴和奥利和路⑵交叉街口转角上。是离白尔路最近的一家医院，私人小医院，一整幢石库门房子。只有一位主治大夫，陈小村医生是从日本回国的，我们认为他的名字很可能是去日本之后改的。病人在流产，情况很紧急。在家属一栏里，我们再次看到顾廷龙的名字。”
林培文感到愤怒像熔浆一样涌到喉咙口，他想呕吐，他抓起茶杯朝地上砸去。一阵脚步声，通芯门锁在转动，打不开，开始撞击。有人在喊叫，听不太清，门很厚，隔音很好。
林培文双臂撑在桌上，瞪着他。他望着林培文，又转头朝门外大声喊：“不用进来，不要紧。林同志有些激动。”
撞门声止住，沉默，脚步声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