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令-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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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爷笑了，为小蜜蜂，为鼻涕虫，为高尔夫球，为理查德·韦伯教父每一个响亮的大喷嚏。他两腿一软，倒在钱白胤身边，他感觉脖子有一股冷飕飕的风灌了进去，跟着鼻子深处有点痒，那股痒逐渐扩大，从深处向外涌，越来越强烈。最终，他冲着钱白胤打了一个喷嚏，鼻涕流出来，跟理查德·韦伯教父的一模一样。他想，全世界的鼻涕都一样，就像全世界背叛自己祖国的叛徒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把他当成鼻涕擤出去就是了……
眼前的这一幕发生得太突然了，人们只能眼睁睁欣赏这两个人表演，根本无法了解剧情。两个人瞬间变成两具尸体，现场所有的人无不瞠目结舌。
丁默邨最先打破沉默，他收起枪，“啪啪啪”地鼓起掌来。他笑吟吟地对吴瘦镛说：“你家太精彩了！老吴啊，我想听你解释。”
第十二章 囚室里一首熟悉的歌谣
龙华监狱四周是6米高的高墙，上面架设着铁丝网。男囚室南北并列3幢，每幢房内中间是走道，两侧各隔成5间囚室，每间囚室内放4张上下铺双人床，囚室四壁无窗。而女囚室规模要小得多，只有3间平房，囚室内较为简陋，没有床铺，囚犯只能睡在地上，室内有一扇很小的窗户，窗口用铁条封住。
这座著名的监狱建于1916年，1927～1937年间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曾关押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赵世炎、林育南（林彪堂兄）、罗亦农、陈延年（陈独秀长子）、陈乔年（陈独秀次子）、彭湃、杨殷、柔石、殷夫、胡也频（丁玲之子胡小频之父）、李求实、冯铿等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爱国志士在这里英勇就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屠场。狱中有一首佚名题壁诗最为闻名：“龙华千载仰局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上海沦陷后，龙华监狱被日军占领，除了刑事犯，这里还关押着抗日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以及一些知识界的爱国人士。尤其前两类，昔日的死敌，为了同一个目标，化干戈为玉帛成为了狱友，让人不得不嗟叹世事无常。世界本来如此，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简晗和薛妈被关在2号囚室，这间囚室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条件稍微好点，囚室里人数也不多，加上她俩，还有另外5个女犯。其余两间囚室则专门关押刑事犯，每间囚室挤着大约20多个女犯，她们分别犯有投毒、谋害亲夫、溺婴、拐卖、盗窃等严重罪行。
简晗和薛妈刚一进囚室，本来坐在地铺上的那5个女犯顿时把目光投在她俩身上，但没有谁说一句话。龙华监狱的规矩是这样的，无论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无党派人士，谁都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你可以喊共同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也可以像大多数家庭妇女那样，天南海北拉拉家常，说说周围的男女琐事，但不可以涉及自己到底属于哪个组织，因为这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条不成文的规矩被严格遵守着，直到你被释放，或拉上刑场。
简晗哪里知道这些规矩，加上她心里比囚室里其它人都有底，她相信不会在这里待很久，她只是受了薛妈的连累，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她坐在地铺上东张西望，几分钟后，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述的目标。那个女人大约二十七八岁，戴着深度眼镜，坐在囚室最里面，正望着屋顶的蜘蛛网发呆。她的皮肤非常白皙，鹅蛋型的脸庞柔和迷人，只是嘴唇稍微厚了点。简晗认出来，那个女人叫胡斯枚，是个作家，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简晗看过她的照片，并读过有关她的一篇报道。报道说，胡斯枚17岁的时候就跟一个男人同居了，后来她又爱上一个年过五十的老作家，跟老作家学习写作。有爱就有角，而三个角不太容易彼此谅解，彼此谦让，或彼此融合。两个男人最终走到一起，举枪为她决斗。至于两个男人哪个死哪个活，她在被杂志记者采访的时候没说，那已经不重要，因为她又爱上了一个诗人。后来诗人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激怒了她，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大军中。整个淞沪会战期间，她都在第一线活动，抬伤员，送弹药，俨然一个英勇的国军女兵。
简晗来到胡斯枚身边，坐下，说：“我看过你的书《迷失的阿拉伯骆驼》。”
胡斯枚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回答说：“遥远的往事，不想再提它。”
简晗显得有点兴奋，她第一次离一个作家这么近。她问：“战争结束后你还会写作吗？”
“不会了。”
“投笔从戎？可是那时候没有战争了。”
胡斯枚转过头，盯着简晗，说：“小妹，你太年轻了，还活在梦里呢！你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先管好现在再说吧！”胡斯枚的语气有点悲观，也有点不耐烦。
简晗毕竟年轻，不知道进入龙华监狱意味着什么，她不但不觉得害怕，反而有种从未有过的刺激。她说：“坚强一些，不要那么悲观。作家应该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你应该超越生活，追求更为崇高的人生意义，应该热烈地陶醉在牺牲精神和酒精中，体验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这是我在一本外国小说上看到的。”
胡斯枚面无表情地说：“这些话应该写在墓碑上，或者明天你再跟我说。”
简晗讨了个没趣，回到薛妈身边。薛妈小声对她说：“知道监狱的狱字是什么意思吗？”
简晗摇摇头。
“两只狗站在两边把守着中间一个说话的人。所以‘狱’跟说话有关，所谓祸从口出就是这个意思。”
简晗怏怏地靠在一边，不再说话。她的内心是怨恨薛妈的，她从未有过的监狱生活，全系薛妈所赐，但她又不好当着薛妈的面表达自己的情绪。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唯一要做的就是镇静，或装作若无其事，就像刚才找胡斯枚聊文学一样。她何尝想在这间又臭又黑的屋子里谈什么作家的责任？她恨不得马上出去，立刻就走。从吴瘦镛递给她的眼神看，入监是暂时的，是安全的，他会帮她澄清一切，这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她第一次感觉眼神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量，可以让她临危不惧。但是回想刚才吴宅的情景，简晗就不那么乐观了，事情远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恐怕连吴瘦镛都泥菩萨过河，毕竟在他家发生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尤其钱白胤的出现，更把局面搅和得乱七八糟，换谁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狗咬狗去吧！这跟她没关系。有关系的是，失去吴瘦镛的“保护”，她怎么从这里出去？现在还不知道刘晓鸥知不知道她现在的处境，若得到消息，他会想方设法营救她，但是监狱戒备森严，怎么营救？无法营救，比登天还难。简晗实在想不出将来会发生什么，她心里空荡荡的，空得没底。这种感觉让她恐惧，好像从高楼坠下，谁也不知道迎接她的是什么，是生命的瞬间崩裂，还是有深深的大海让她转危为安？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另外，她还自私地期盼着薛妈逢凶化吉，让眼前发生的一切归为一场误会，因为薛妈有她母亲的一切秘密，她不想让薛妈把秘密带走。
傍晚，囚室里渐渐黑下来，角落里有人小声唱起了歌：
人有父母，欢聚一堂。
我有父母，各处一方。
人有丈夫，温满香房。
我有丈夫，同梦异床。
衣不蔽体好凄凉，
餐不足饱更悲伤。
地狱——天堂……
歌者嗓音嘶哑，粗糙，但哀怨缥缈，婉转缭绕，如艾叶飘动。它从黑黑的角落开始蔓延，直到塞满整个囚室，把简晗挤在冰冷的墙上。简晗不知道这是谁作的曲，但是要提到许如辉这个最著名的电影插曲音乐家，她一定知道。整个30年代，电影“无歌不欢”，几乎每部电影都会推出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20多岁的许如辉就是专门干这个的。简晗应该听过他的《永别了我的弟弟》《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摩登女郎》等作品，每首歌曲都在上海电台热播过，颇受大众青睐，引得上海市民竞相点播，反复传唱。这首回荡在囚室的《囚歌》是许如辉为一部电影作的插曲，电影夭折后，歌词却流传下来，只不过没有曲调，于是很多人为它作曲，所以这首《囚歌》的版本很多，歌词也根据歌者性别随心所欲修改，比如把原词中的“妻子”改成“丈夫”。
歌声渐渐弱了下去，突然，外面传来一声犀利的哨子声，异常刺耳，角落里有人说：“该开饭了。”
唱歌的那个女人哑着嗓子说：“不！是枪毙人。”
简晗顿时紧张起来。
远处有铁门“眶啷哐啷”打开的声音，然后就是脚镣声，哗啦，哗啦，由远而近。简晗和薛妈还有另外4个女犯一下子扑在窗口，脑袋贴着铁条，使劲向外张望。只有胡斯枚坐在原地纹丝不动。
脚镣声越来越近，好像要拼命划破夜幕。不一会儿，一个身材瘦长的死囚在昏暗的灯光下出现在她们眼帘，他约摸30岁的样子，身体羸弱，似乎拖不动脚镣，每走一步上身都要向前倾一下。有两个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跟在他后面，还有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背着手拖在最后。相信其它女囚室的犯人也都把脸贴着铁窗，她们一声不坑，默默地盯着这个马上走向死亡的男人。
死囚每走到一间囚室，就停下来盯着贴在窗口上的每一张脸，然后不住点头，似乎在无声地向所有的女性告别。
唱歌的女犯叹气说：“唉！装了一年疯子，‘w…r…w…h…u。c…o…m‘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去。”
简晗不禁问道：“你认识他？”在窗口，她看见唱歌的女犯大概40多岁的样子，脸很浮肿，显得眼睛特别小，头发已经花白。
“上个月我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他陪杀场，也在这里经过，那时候他多乐观啊！唱唱跳跳的，没想到……”
“陪杀场是什么？”
“就是把你拉上刑场，枪毙，”旁边一个女犯喘了口气说，“是假枪毙，跟其它死囚并排站一起，逼你在最后时刻招供。换我胆子早吓破了，我宁愿真赏给我一颗子弹，那样多痛快！一了百了，省得活着受罪。”
这时，死囚走到2号囚室，通过外面微弱的灯光，简晗这才发现他的头部与腿部伤痕累累，鲜血已经凝固，破烂的衣服一缕一缕粘在身上。他停下来的时间似乎很长，久久盯着简晗她们。简晗不敢正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充满着坚决与渴望，略微带着一点战栗，似乎想告诉人们，他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简晗第一次面对一双濒临死亡的眼睛，心里害怕极了，她垂下头，再也不敢看他。突然，她发现有什么东西在身边瑟瑟抖动，越抖越快。她回过头，是薛妈，她全身不停颤抖，眼里浸满泪水，两只手死死抓住铁窗，好像要给那个死囚一点生存下去的力量。死囚看见薛妈，睁大眼睛，朝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然后拖着脚镣，继续朝前走去了。
薛妈认识他，他们是一伙儿的。
突然，死囚开始大声唱起歌来，他的嗓音高亢而悠长，伴随着铮铮的脚镣声，如金石撞击，掷地有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首歌铿锵有力，如千年苍松盘根错节，沉稳而悠扬，比刚才听到的《囚歌》强过百倍。简晗没听过这首歌曲，她不知道这是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1920年瞿秋白翻译，后萧三在莫斯科根据俄文又一次转译，由陈乔年配曲的《国际歌》。
唱《囚歌》的女犯说：“是个共产党。”
“你说什么？”简晗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
“只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才唱这首歌。”女犯答道。
薛妈认识他，他们是一伙儿的。简晗猛地转过身，盯着薛妈，她简直不敢相信，吴宅的薛妈是个共产党特工。
死囚的歌声还在继续，并渐渐远去，绵地千里。此时，他已经把最后的结束句换成法文，声音更加高亢，好像生命的最后宣誓：
C’est la lutte finale
Groupons nous et demain
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歌声戛然而止，随即监狱死一般寂静，寂静得似乎囚室里没有一个犯人。2号囚室里的7个女犯跟其它囚室的所有囚犯一样，各自回到自己的铺位，躺在那里缩成一团，一动不动。
他们在等枪声，准备聆听那个生灵的句号。
这是一个令人煎熬的过程，枪声意味着一个鲜活生命的结束，意味着日伪对抗日战士们又一次血腥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