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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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结交朋友，物色人员，发展组织，要求非常谨慎，务必可靠，坚持单线联系以求安全。靠着一种审慎安排以及言传身教，吴春河发展的这一支地下组织悄然成长，基层组织布点于台岛多处。
1947年初春，“二二八起义”爆发，台湾剧烈动荡。谢德灵虽未接到指令，却情不自禁，揭竿而起，带领他在台北发展的人员参加起义，袭击警务所，夺取武器，当局调大军镇压，谢德灵率队转赴乡下打游击。除台北谢德灵，还有几个地下支部人员起而参与当地斗争。起义爆发前，吴春河返厦门，不在台湾，得知情况突变，万分着急。由于当局管制海上交通，客轮征用运兵，吴春河设法买通渔民，上了一条渔船赶回台湾。时寒流南袭，台湾海峡风高浪大，小渔船在惊涛骇浪中起落，随时可能葬身海底，吴春河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有如打坐悟道，终于越过海峡。
谢德灵的队伍寡不敌众被击溃，人员或死或捕，谢德灵逃到台南。吴春河竭尽全力，安排谢及所有已经暴露人员立刻下海，秘密撤离台湾，留下的地下组织和人员也各自隐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局面。事件后当局极力搜捕镇压，全岛陷于白色恐怖，吴春河在高压笼罩下顽强坚持，度过艰难时刻。
隔年夏季，有一天上午，吴春河在学校里给初三学生讲课。该年级教室位于教学楼三层，教室一面后窗对着操场，通过这面后窗可以看到操场对面学校的大门。吴春河讲课时偶然一瞥，注意到一辆宪兵部队的军用吉普开进学校大门，进门后即左拐，冲向校图书馆楼。车在楼前停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下车，快步冲上楼去。车上还走下一个便衣，便衣没有上楼，走到一旁，站在墙角独自抽烟。
这个便衣让吴春河眼熟，其形态动作很像他多年不见的故人柯子炎。
吴春河不露形迹地把课程收结，布置学生做课后习题。
“保持安静。”他对学生说，“下课交科代表送我。”
他转身走出教室，不慌不忙走向走廊中部的楼梯口。楼梯口处有一简易小便所，内置几个大尿桶供学生小便。时为上课时间，小便所内无人，吴春河走进小便所后迅速脱下身上长衫，卷成一团塞在墙角一堆杂物后边，把脚上一双黑布鞋也扔进去，同时从嘴里摘下假牙，立时双腮干瘪，与刚才站在学生面前讲课的吴先生判若两人。小便所的墙头挂有一只旧斗笠，墙边倚着一根竹扁担，两件工具均为常备用具，供校工在尿桶尿水充盈时挑往操场对面的厕所倾倒。吴春河摘下斗笠戴在头上，拿扁担挑起两只已装有半桶尿水的尿桶，赤着脚，只穿一件黑布背心，低着头走出了小便所。
他听到楼下轰隆轰隆，传出一阵急剧的脚步声。
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他与宪兵狭路相逢。
“阿伯，初三二班在几楼？”跑在前头的一个宪兵用本地话问。
“三楼尾。”吴春河躬着身子挑尿桶，嘴角漏风回答了一句。
四个宪兵从他身边匆匆跑过，直扑三楼。
吴春河加快脚步下楼。下楼后没有往操场公厕那边去，转道直趋学校后门。
学校后门是铁栅栏门，铁栓上扣着一门铁锁，后门外是大片田野。
吴春河配有后门钥匙，从来没离过身，以备应急，此刻危如累卵，他还是坚持挑着那两桶尿，没有匆忙舍弃。从后门走出学校，他往四周张望，不禁庆幸两桶尿挑得值得：前方左侧，围墙边站着几个便衣人员，正在那里抽烟，满眼警觉。显然后门已被监视，监视者知道他们要抓谁，对挑着尿桶从后门走出的赤脚校工没有兴趣。
吴春河步履平稳，走出后门还放下尿桶，回身把铁栅栏门关好，拉上锁栓，把大锁反锁回去，再挑起尿桶走上田埂，穿过田园。田园另一侧有一个小山冈，长着茂密的林子，几分钟后他走进林子，把学校丢在身后。
他没回自己寄居的宿舍，什么都没带，只穿一件背心，赤脚逃离。
台南乡下有一户张姓农民，户主张双庆是吴春河所教一位学生的家长，学生毕业后想到大陆读大学，吴春河全力相助得成，家长对他心存感激。吴春河任教期间帮助过的学生相当多，他在家访中走过许多学生家庭，与多位学生家长联系紧密，同时还有若干本该紧密的学生家庭被他谨慎地排除在外，平时从不联系，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保证隐蔽可靠，留待万一。张双庆就是这样一户人家。张家所居村落在当地名为“山边”，傍着一座山岭，单门独户，门前视野开阔，门后就是山坡，适合躲藏。张双庆本人言语很少，不识字，却讲义气，可堪信任，家人也比较单纯。吴春河早把张双庆这里作为应急之所，以往却极少上门。今天逃难，直趋张家，他开门见山，告诉张双庆自己遇到麻烦，需要暂避一时。张双庆点点头就给他倒了一杯水。
“吴先生不必多说。”
张双庆平日不吭不声，见识却不一般，知道如何应对。后来他提起往事，吴春河才知道自己不是张家这个小院藏匿过的第一个人。十数年前，曾经有被追捕者在这里躲避，是张双庆的表舅，因从事反日活动，受日本占领当局通缉，张家地远偏僻，不为人注意，表舅从台北跑来投奔，藏了近一个月。
吴春河感叹：“原来躲到前辈的地方了。”
他在张家藏匿数日，待风声平静，写了几封信，请张双庆带到镇上寄出。而后沉下气静候十余日，找一个晚间乔装出门，与张双庆一起趁夜色到了镇上。在镇子边缘一家杂货铺外边守候多时，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出没，再由张双庆进杂货铺取货。杂货铺老板是位中年男子，与张双庆互不相识，张双庆告诉他有一位何先生交代取东西，老板问了一句：“何太太近日可好？”张双庆告诉他：“何太太去山里游玩，不小心让恶蚊咬了，染了疟疾。”男子点头不再多问，从柜里取出几封信交给张双庆。
他们对的是暗号。杂货铺主如同厦门博闻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却不是组织成员，不参加地下活动，只是代为保存、转交特殊邮件。有人来取，只要暗号对，什么都不多问，交付即可。这一接头方式吴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预作安排。吴春河小心谨慎，亲自与张双庆前来，教张双庆对暗号取走信件之后，让张双庆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后边观察，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返回山边的张家。
通过取回的几封复信，以及本应回复却没有得到的信件，吴春河大体明白了自己侥幸摆脱的一场突然抓捕从何而来。
吴春河于“二二八事变”之后在台湾岛内重新发展的地下组织未受破坏，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员、交通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复。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系。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辟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系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系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系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板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此非常了解。黄庚的年纪略长几岁，入党比他早，吴春河大学毕业时，黄庚向上级推荐，把他留在上海做工运。后来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他俩幸免于难，在上海无法立足，两人各奔东西，黄庚东渡日本，吴春河则回福建。抗战爆发后，黄庚从日本回国去重庆，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馆担任主笔，抗战胜利后出国到新加坡，应聘筹办一张华文报纸，出国前曾返回厦门，两个老同学见过一面。黄庚说他到新加坡是出于“需要”，海外华侨的影响不能小视，得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还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于秘密工作要求，尽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实身份还是不能明说。后两人偶有书信联系，吴春河很留意黄庚办的报纸，从文章倾向看，黄庚做的是海外统战与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黄庚以报社名主笔身份，经常出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安排。
吴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黄庚的报馆。黄庚见到他非常吃惊。
吴春河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妻子被国民党宪兵枪杀，他连厦门都没回，亡妻尸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想来心如刀绞。但是他不敢因个人遭遇耽误大事，强忍沉痛，千方百计辗转香港，身赴南洋。台湾正在开辟工作，随着大陆战事迅速发展，台湾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尽快恢复与上级的联系。此刻无计可施，只能求助黄庚。
黄庚问：“谁派你来找我？”
“没有谁。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么？”
“任务就是接头。”
黄庚询问当初是谁派吴春河入台。吴春河说，抗战时期他被从新四军派回福建，胜利后不久，由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往台湾开辟工作。由于厦门突发意外，联系渠道目前中断，需要通过非常途径重建联系。吴春河知道有一条通道，就是香港《华新报》的詹社长，他与詹社长互不相识，自己不能贸然前去，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绝对可靠的人帮助牵头，才有望接上关系。
黄庚道：“我了解你过去，现在的情况却不清楚。”
吴春河到台湾开展工作的情况也不便多讲，只能待接头后向上级汇报。他不需要黄庚担保他一如既往地可靠，只要黄庚通过合适渠道把他的请求转告上级。
黄庚点了头，他让吴春河在新加坡等候数日，待他联系一下再说。具体怎么联系他不谈及，吴春河也不多问。几天后黄庚告诉吴春河，香港方面同意吴春河迅速前去接头，就按照吴知道的渠道，到《华新报》找詹社长，那里自有安排。
吴春河喜不自禁，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说，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他怎么去面对极度危险中于台湾坚持斗争的同志？也无法面对已经牺牲的妻子。
黄庚感叹：“难得春河，自己多保重。”
没想到吴春河的接头任务还是那般不顺：未曾从新加坡动身，他就在自己所住会馆被英国殖民当局警察捕获，关进了监狱。
他到新加坡住在一所华人同乡会馆，是通过熟人安排的。却不料当地警察局接报，称有马来亚共产党重要人物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