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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地下党-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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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河在自己的撤离名单里是最后一批,当年他从厦门前来台湾开辟工作,是从台南上岸的。到台之初遇到一场台风雨,水淹屋倒,往事历历在目,转眼几年,又一场大风雨袭来,就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天益药铺的少东家陈平与吴春河一起从台南撤离。谢德灵不认识陈平,谢案不会涉及他,但是基隆被捕的老庄知道他,曾在他家药铺二楼开会,为安全起见,吴春河决定陈平与他一起撤退。

他们悄无声息,在台南住了两天两夜。从当地同志处得知,台南城乡平静如常,未发现军警特务异常动作,没有发现柯子炎,钱以未更是毫无头绪,几乎没有谁听说过他以及他的连线。这个结果在吴春河意料之中。

上船撤离的前一天晚上,陈平经吴春河同意,离开他们藏匿的海边渔村,潜往山边张双庆处走了一趟。他与张双庆是亲戚,早先曾把一只皮箱送到张双庆家藏匿,里边有两支短枪,取回来可供海上防身。当晚他平安归来,除了悄悄带回两支枪,还随口说了一个让吴春河十分意外的消息。

“看了看阿榕伯。”

“谁是阿榕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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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老吴还记得?”

有一次在天益药店二楼开会,陈平曾经向吴春河询问过“立三路线”怎么回事,吴春河心里有些诧异,想起陈平的父亲老东家曾经是老一辈地下党员,这才释然。没想到陈平的“立三路线”与老东家没有关系,却是与阿榕伯交流出来的。

这位叫阿榕的老人胡子留得老长,毛发尽白,既老且残,耳朵只剩一些残余听力,嘴里一颗牙都没有,舌头已经失去功能,语音含糊,说不出一句囫囵话。老人与陈平交流用的是笔,拿铅笔写在纸上,彼此传看,看毕,无论谈的是什么,老人一定会亲自划支火柴,将纸上的对话烧毁。陈平曾跟这位老人讨论中共建党旧事,老人问起“立三路线”,陈平一无所知。而后老人不再跟他谈这些,可能认为他嘴上没毛,知道的东西太少,不足以交流。

阿榕伯是陈平父亲老东家的旧友,两人一起坐过日本人的监狱。陈平的父亲出狱就医,活下来后打听情况,得知阿榕已经死在日本人的监狱。不料“二二八事变”之后数月,有一天黄昏,一个哑巴老乞丐衣裳褴褛,匍匐于地,趴在天益药店门外行乞,店员屡赶不走,给了钱也不离开,嘴里呀呀有声,手脚乱颤,似有话要说。陈平听说了,感觉有异,亲自下楼去见乞丐,老乞丐见到陈平,拿手指在地板上画,画的居然是老东家的名字。陈平大惊,让人把老乞丐扶进屋去见父亲,时陈父已经重病卧床,却还可以言语,盯着老乞丐看了半天,突然喊一声“阿榕”,两人抱头痛哭。

陈平按照父亲交代,把阿榕伯送到台北乡下一处僻静地方,安排人照料起居生活。自己也时常跑去探望,与老人笔谈。老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写在纸上都是短语,往往问东答西,不知所云。通过艰难交流,陈平大体了解老人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在狱中曾生过重病,但是又活了过来,他的牙齿和舌头是在日本人刑讯中致残。台湾光复后他被国民党当局继续关押。“二二八事件”爆发,监狱混乱,狱中犯人逃亡,他也趁乱逃出。十数年隔绝,外边世界面目全非,老人贫病交加,以流浪乞讨为生,他看到天益药店招牌,想起陈平的父亲,试着一寻,居然有了着落。

后来陈平的父亲因病死于台北家中,死前曾特别交代陈平帮助阿榕伯养伤治病。陈平考虑台北乡下虽然隐蔽,毕竟靠近当局统治中心,阿榕伯是监狱出逃人员,当局可能还在找他,老人特征明显,容易让人认出,待在台北危险。经与老人商量,把他转移到台南,住在张双庆处,对外只称是张家远亲,孤老头寄居终老。老人转移台南后,陈平不时寄钱寄物,也曾屡次探望。这一次撤离台湾,行前陈平提出到张双庆家,除了取枪,也还想再去看老人一眼,留一笔钱,因为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归来时不知老人还在不在。

吴春河一声不吭,听陈平讲完事情。

“明天带我去看他。”吴春河说。

“凌晨就上船了!”

吴春河说:“咱们先不走。”

“为什么?”

吴春河告诉陈平,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叫亚清的人,这位阿榕伯跟他找的人似乎对得上。他找的亚清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关押,后来忽然消失,他觉得很费解,现在有了解释:是“二二八事件”时趁乱逃生。闽南话里“亚清”“阿榕”语音基本相同,说不定就是这位?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在他即将离台前夕,终于让他能够以此告慰亡妻?

“如果真是他,那就是我的岳父。”他说。

陈平大张嘴巴,惊讶无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来到张双庆家。

阿榕伯对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极其警惕,他的警惕就是毫无反应。吴春河给他写了一张纸条,问他是否“亚清”钱以未,或者钱乙未?老人没有任何反应,不答是,也不答否。吴春河告诉他不必担心,他是自己人,亲人,不是日本特务,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老人还是没有反应,只把笔紧紧抓在手上,手不住晃,发抖,不是心绪不宁,是手有问题,写不成字,如果他曾经擅长篆刻,可以在石头上刻章,现在肯定不行,已经废了。吴春河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里的大姐,写了“钱金凤”三个字,老人还是没有反应,不知是出于担心,或者因为这么多年不见,大姐与老人记忆中的女孩已经天差地别。吴春河在纸上模仿反字,写下“破碎”“更生”两个词,老人还是没有反应。拿出刻有“觉醒”的那个小印章,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末了吴春河试着再写一张纸条,写的是“发妻周菊花”几个字。

他看到一颗老泪溢出了老人的眼角。

“很可能是。”吴春河判断。

吴春河不再与老人笔谈,估计此刻花再多时间也不会有更多结果。老人身体状况不好,经过这么多年,受过那么多折磨,有些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有些可能对不上,加上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排斥,匆促之间,很难指望获得更多。

“我们把他带走。”吴春河决定。

陈平大惊:“带回大陆?行吗?”

此刻他们在撤退之中,外边到处军警,危机四伏。原本安排好的接应渔船已经开走,他们改变行程,错过了撤离时间,必须另外联系,其中环节很多,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和危险。两个人安全撤离尚且不易,带上这么个老人,岂不是目标更大?

吴春河决定冒险。昨天听到阿榕伯的情况,吴春河冒险决定留下,为什么呢?如果错过他会抱憾终生,现在也一样。柯子炎报称老人在台南,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消息渠道,也许很快也会查到张双庆这里,如果不把老人带走,可能将永远丧失机会。

“再危险也得做。”吴春河说,“撤退、接头,都是我们的任务。”

在他看来,如果老人真是钱以未,眼下救走他比保住自己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但是老人真是钱以未吗?柯特派员及其行动组在海峡两边折腾,就为了这么个垂死老者?以及这样一个无助孤单老人身上的“连线”?确实匪夷所思。

此时没有时间多考虑,先把人带上再说。

陈平有担忧,老人身体状况如此,受得了海上颠簸吗?老人愿意这么折腾吗?

吴春河断言:“他行。他愿意。”

为什么断定他行?因为这个老人不可小看,经过那么多磨难,能够活到现在,显然其生命力惊人之强。为什么说他愿意?一个心里怀有希望的人才会如此强大,他知道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家肯定是他的一大希望。

张双庆搞来一架牛车,他们把老人抬上牛车,拉出山边村。陈平担心老人不愿动身,不料老人毫无反应,让走就走,既没有高兴表情,也没有拒绝表示。

他们找到出海的渔船,船老大把他们藏在鱼货舱里,交代他们格外小心。

“特务刚到渔港搜查,说有共党。”

吴春河打听特务的情况:多少人?搜查时问些什么?长什么样子?船老大提到了一个坐在码头系绳墩上插烟、戴礼帽的特务头头。

“故人,血手啊。”吴春河说。

他们必须赶在前边。当天傍晚渔船出发,海上风平浪静,同行三条船,共同组织了一支船队向西疾行,时夕阳垂挂于海平面上,晚霞绚丽,船队向着太阳前进。

现在胜利在望。吴春河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这样做到的。

但是船队遭遇了意外。船队经过澎湖时夜色正浓,前方远处传来马达声,一艘海军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全速朝船队驶来。

吴春河说:“沉住气,按计划行动。”

渔船队在海面分散,驶向不同方向,躲避巡逻艇检查。巡逻艇无法全部顾及,舍弃了其中两船,一头扑向吴春河这条渔船。渔船用尽吃奶之力,借着夜色掩护逃跑。巡逻艇发出警告未果,直接向渔船开火,舰炮炮口火光闪闪,一颗颗炮弹轰向渔船。渔船左弯右旋躲避炮火,终于没能幸免,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

渔轮炸得四分五裂,几分钟后沉没于海中。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电台危机

警察冲上楼时,房间里有五个人,除了老江,另外四人都是同学,两位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安排在楼下望风的同学刚发出警报,大家手忙脚乱把桌上的书籍收进书包,把放在一旁的课本抓到面前,楼梯就被警察的急促脚步踩得砰砰作响。也就十几秒钟,警察踹开大门冲进了房间。

他们有四个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让我们靠墙壁站好,不许动。而后他们动手搜查,领头的警官命令一个手下看管我们,另两个动手,其中一个搜查房间各角落,一个检查桌子四周物品。我看到警察把我们扔在桌上的课本逐一抓起来看,他的脚踢到了桌子底下的书包。

我当即放声大哭。

警察停止搜查,几支枪一起指着我。

警察头目呵斥:“哭什么!”

我说:“阿姆等我回家。”

“为什么聚在这里?”

我说我们什么都没干,学校提前放假,大家在这里复习,准备考试。

解放军已经打到江西、浙江,前锋指向闽北,大批国军残兵退据福建,准备固守厦门。残兵需要兵营,也担心学生闹事,当局命令岛内各学校提前放假,腾出校园,清空学生,供部队驻扎。学校通知提前考试,同学们仓促应对。我们几个人跑到校外这个地方,说是找个安静处复习迎考,实际是与老江碰头。这个房间楼下是小旅馆,旅馆老板是一位同学的堂叔,人很实在,可以信赖,我们在这里与老江见过几次面,一向安全,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忽然引来了警察。

我在一屋子人里年龄最小,有资格哭闹。警察的注意力被引到我的身上,桌子下的书包暂时逃过一劫,没被翻动。但是它也无法自行遁迹消失,东西还在里边,静悄悄藏匿在警察的脚尖前方。

恰在这时,楼梯又传来脚步声。小旅馆的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响动很大,晃动感传递到整个楼上。

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年轻人走进房间。年轻人个头矮小,学生打扮,表情紧张,头发蓬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头一道伤口还在流血。

这个人我不认识。

警察头目喝问:“是哪一个?”

押进屋子的年轻人四处张望,眼光从我们身上溜过,落到老江的身上。老江也看着他,脸上没有表情,很平静。

“是他?”警察头目把手枪指向老江。

年轻人摇头。

“不是?”

年轻人说老江是矮胖子,国字脸,不是这个。

我断定警察要找的就是这个老江,尽管他个子不矮,也不是国字脸。年轻人显然已经认出人了,他没跟警察说实话。

—》文》—警察头目不相信:“那么他是谁?”

—》人》—我抢答:“刘老师是我们助教。”

—》书》—警察头目当即翻脸:“多嘴!”

—》屋》—我“哇”地又哭出声:“阿姆啊!”

这天也算万幸,警察虽有怀疑,却没把握。他们没再揪着我们,只是喝令我们不得聚众生事,赶紧各自离开。而后押着那年轻人下楼梯,赶到其它地方认人。

老江交代:“大家分头走。不要慌。”

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是侨师的同学,看来他出事了。侨师和我们厦大联系紧密,大家都要小心。他会马上隐蔽起来,再根据情况与我们联络。

“玉凤不错。”他说,“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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